激情十年后 阿拉伯之春还剩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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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情十年后 阿拉伯之春还剩下什么(photo:RFI)
    激情十年后 阿拉伯之春还剩下什么(photo:RFI)

    有尊严的生活

    突然升腾起的希望,广袤无边、迅速传开,十年前,阿拉伯世界经历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民众抗争浪潮,强大的自由气息持续数月,结果却难掩沮丧和苦涩,从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独裁政权多米诺骨牌似的崩溃到恐怖主义圣战分子的乘乱兴起,中东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都处在这场地缘政治强震和余波的冲击中,这场在历史书中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革命,带来的是非常复杂的结果,大多数令人失望,甚至多个国家与十年前运动初发时相比,现在的状况更糟。

    从突尼斯到也门、从埃及,利比亚到叙利亚,阿拉伯之春国家十年后情况各异,处境好的正处在脆弱改革中艰难前行,差的则重新恢复了专制体制,甚至陷入长年无休止的武装战乱中。然而尽管遭遇挫折,在阿拉伯之春运动八年后,苏丹、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先后再次发生系列民众抗争也显示,这一民主运动燃起的火焰似乎尚未熄灭。

    家庭背景有埃及和叙利亚渊源的黎巴嫩作家、翻译家莉娜·穆尼耶(Lina Mounzer)认为,革命以来,地区的“现实叙事”发生了某些改变。她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民众以同一个声音呼喊、要求获得有尊严的生活更加崇高和令人感动”。革命向人们证明了 “人们有可能反抗最恶劣的专制、有足够的勇气面对整个军队。”

    作者在此回顾“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导火索:一位突尼斯年轻的街头小贩穆罕穆德 布瓦吉吉不堪警察欺压重负在2010年12月17日自焚抗议,这一悲剧事件在当时正新兴起的网络社交迅速传开,绝望的抗争行动引发长期忍受高失业、高物价和官方腐败之苦的突尼斯民众怒火,示威抗议和冲突蔓延全国,在布瓦吉吉医治无效1月4日去世十天之后,执政23年的突尼斯总统本·阿里逃亡沙特阿拉伯,成为第一个在街头运动压力下下台的国家元首,本 阿里2019年死在沙特。

    此后数周内,民主示威从突尼斯蔓延至埃及、利比亚、也门... 次年1月25日、在阿拉伯世界最大城市开罗的街头示威起,整个抗议风潮被开始冠以“阿拉伯之春”之名。2月11日,在埃及空前的示威浪潮压力下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宣布下台,结束了他长达30年的统治。当时,在电视新闻频道中反复播放的那些充满了希望和欣喜气氛的事件镜头,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息,即:一切皆有可能!中东政治宿命论就此被打破。

    埃及著名作家苏埃夫(Ahdaf Soueif)在《卫报》上写道:“看今晚埃及的街道,人民看到的是希望。”长期遭受压迫的沉默大众决心要推翻包括最牢固的独裁统治。“滚开”、“人民要政府下台”的口号在各国汹涌的抗议中被反复呼喊,也强化着各国运动的同生共命运。这些口号喊出了成千上万阿拉伯人对变革和自由的强烈渴望,代表了一代人的呐喊,在此之前民众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力量,自呼喊口号中人们摆脱了恐惧, 一种新的模式也在地区出现,作者写道,这是一种基于集体认知的、打破了暴君不可摧毁的陈旧固念、认识到地区的改变也可能来自于内部,而不仅仅决定于全球地缘政治的博弈。

    穆尼耶今天仍然記得在革命早期对人们摆脱了“阿拉伯败退”感的深刻体会,她向法新社说, “我们过去以为阿拉伯人懒于、倦于反抗压迫、甘心接受专制统治是根源于我们已经因殖民奴役和西方干预而塑形固化”。

    伊斯兰与民主

    她说,“在穆巴拉克宣布下台的那个晚上,我高兴地哭了。难以置信埃及人民会如此勇敢和美丽。那似乎是展现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

    著名的沙特记者和持不同政见人士贾马尔·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在他2018年10月在伊斯坦布尔遇刺前六个月曾表示,阿拉伯之春运动彻底结束了有关阿拉伯与民主不相容的成见。他说 “由于阿拉伯之春,关于伊斯兰与民主之间关系的辩论告以结束。”

    共有五个独裁者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被推翻,除了最初的本·阿里、穆巴拉克之外,还有此后下台的利比亚总统卡扎菲、也门总统萨利赫、以及八年后被推翻的苏丹总统巴希尔。他们在位统治时间累计长达146年,而这些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台独裁者在运动开始之初、形势跌荡变换的头几个月中还似乎是坚不可摧。

    “阿拉伯之冬”-

    然而备受期待的“春天”尚未到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甚至“阿拉伯之春”一词在这个地区已很少被使用,而更多被以“反抗”和“革命”来取代,并且很快对运动就有了更加反义的用词,比如美国学者诺亚·费德曼(Noah Feldman)的著书,名为“阿拉伯之冬”,加拿大学者迈克尔·伊格纳蒂夫(Michael Ignatieff)同样以“悲惨的失败”描述这段历史。

    除了被认为运动唯一取得胜利的突尼斯,其他阿拉伯之春国家在政府被推翻后的政权真空并没有被街头要求民主改革派填补,更糟的是多国出现持续混乱和武装冲突。

    在埃及,2012年首位民选总统、代表伊斯兰势力的穆希遭遇部分抗议者的激烈反对,上任不到2年即遭军方政变推翻,埃及再度陷入高压统治。军人出身的塞西正在重建的是一个堪比穆巴拉克时期的专制政权。

    对于埃及作家艾哈达夫·苏埃夫(Ahdaf Soueif)来说,2011年2月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已成遥远的回忆、海市蜃楼。她说,“我从未想象过我的侄子阿拉丁·阿卜杜法塔赫今天会被关进监狱,民众前所未有的贫穷,甚至埃及成了年轻人极力想要离开的土地。”

    在2011年唯一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的海湾君主制国家巴林,在沙特的支持下,抗议被暴力镇压,沙特并大量向民众发放巨额现金,以阻止抗议运动蔓延。而摩洛哥当局则通过“外观改革”和秘密司法施压成功遏制了2011年2月20日的运动。至于利比亚,革命让国家史无前例的更加分裂、更易受到外国干涉,阿拉伯半岛最贫穷国家的也门也陷入一场地区争夺的内战之中。

    叙利亚悲剧

    叙利亚的经历最为痛苦,民主抗议已变成无情的冲突。总统阿萨德没有成为多米诺骨牌下台中的一个,而代价是叙利亚持续的战乱、超过38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

    曾是叙利亚著名的反阿萨德事件:“德拉涂鸦”参与者之一的萨瓦希那(Mouawiya Sayasina)2018年曾向法新社说,“我为当时的作为感到自豪,但我从未想到我们会变成这样,政权会如此地摧残我们”。

    美国作家兼记者罗伯特·沃思在他的名为《政权之怒》的著作中说,“示威中的非暴力哲学很快在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的战场上消失了”,当2014年巴格达迪宣布自己成为规模堪比英国的圣战组织的“哈里法”时,伊斯兰国组织ISIS出现并发展到顶峰,其势力蔓延至伊拉克和叙利亚。

    ISIS在网络上传播极端暴力,招募圣战士,在世界各地发起恐怖攻击,最终结束了西方最初对这场运动的热情,他们将注意力转向了对抗恐怖主义,而对威权政权的做法视而不见,因为此时威权政权再次成为了西方反对极端伊斯兰主义的最后堡垒。

    对于西方对阿拉伯之村的态度,作者写道,奥巴马执政下的美国为首的西方最初支持鼓励示威者,但小心翼翼,避免直接干预,唯一的例外是对利比亚为阻止卡扎菲发动叛乱北约发起了一场有争议的突袭。 费德曼在其《阿拉伯之冬春》一书中总结说,“阿拉伯之春主要的政治意义在于强调运动是阿拉伯人的运动、是他们自发行动、完全独立地书写的自己的历史”。

    但这一内在意志陷入了困境,十年后,阿拉伯之春更多显示的似乎是失败。然而运动的参与者艾哈达夫·苏埃夫认为,现在对还在进行中的革命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和其他活动人士一样,她反对将激进伊斯兰势力的兴起与阿拉伯之春相关联,她认为是“反对革命”的势力助长了滋生极端主义的各种压迫和贫穷。

    随着2018年以来,苏丹、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相继爆发第二次抗议浪潮,令民主人士相信阿拉伯之春的影响犹在。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教授阿迪布·穆加丹(Arshin Adib-Moghaddam)说,革命的灰烬下仍有火苗,示威最主要的诉求“一有机会就会像政治海啸般爆发”。穆加丹是《阿拉伯革命和伊朗革命:今天的力量与抵抗》一书的作者,他说,中东各国人民为他们的政治和治理设定了新的标准,“任何一个没有融入这一新现实的国家都必将面临新反抗的威胁。”

    总之,运动对地区带来的变化深刻而不可逆转。苏埃夫说,在埃及“一场有关妇女权利和LGBT权利的社会革命正在兴起中”。曾短暂参加过开罗解放广场示威的埃及著名的小说家阿斯瓦尼(Alaa al-Aswany)说,“革命就像坠入爱河,它使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对于穆尼耶,她认为运动永久改变了的是人们的看法。“过去很长时间,世界都在试图向人们灌输集体主义是一个可疑的观念,而个人主义代表着自由。但事实并非如此。” “尊严才代表着自由。”她说; “这是阿拉伯之春从最初的理想主义就教给我们、并证实给我们的..。我们将如何利用这一所学,埋葬它或用其做出建树,有待于我们未来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