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东升暴露中国利用气候控制美国的手段:中国可以利用气候变化来 "控制社会和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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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NtlPu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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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中国共产党的顾问和教授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 "调节和控制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 "的机会,是中国扩大其全球实力的更广泛目标的一部分。

    大纪元记者发现,这段话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翟东升,他也曾在包括外交部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内的中共各机构工作。

    "它可以帮助调节和控制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翟东升在一篇博文中提到气候变化时说。

    全球减排议程可以在经济上促进中国共产党,并对北京保留 "政治意义"。

    原文如下:

    碳中和碳达峰问题上的学习体悟

    昨天受邀参加了一个碳中和与绿色发展方面的小范围研讨会,听了多位专家的精彩发言,很有收获。其中有三位著名人物的主旨发言,恰好符合德意志辩证法中的“正题-反题-合题”的展开逻辑,每一位的观点都很有意思。两家主办方,一家是海南绿色金融研究院,另一家是清华的“中国论坛”,恰好我都在他们那里分别挂了个头衔。因此我虽然在气候问题上是外行,却也获得在讨论环节点评和阐述自身观点的机会。我本人坚决支持中央在气候和节能减排问题上的决策,但是考虑到“30碳达峰-60碳中和”议程的重大政治经济影响,我把听会时的感悟和自己发言评论时的观点整理出来,供专业人士们批评讨论。
    首先,气候变暖和节能减排是不是一个学术与政策意义上的真问题?
    我浏览过一些不同观点的文章,双方各有理据。从数据上看,最近百年来气温上升的确是加速的。但是历史上人类曾经有气候明显暖于今天的时候。唐朝的时候,皇帝在皇宫里种橘子并把果实分给大臣们品尝。工业化以来的平均气温变化幅度比起数千年来的自然波动幅度,并不很突出。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个人并不掌握足够的证据以确认气候变暖是一个学术和政策上的真问题,也不认为这是一个比大国核战争更能威胁到全人类生存的头等紧迫问题;换言之,科学界在“人类温室气体排放正在导致气候发生重大变化”这个问题上仍有严重分歧。有必要提醒大家的是,气候问题和环保问题其实是两回事:人类活动污染环境,减小生物多样性,这是微观或者中观层面的环保问题,而我本人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的环保主义者;但是,认为人类温室气体排放正在颠覆气候的稳定,要求全人类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缩减排放来维持地球宏观气候和温度的稳定,这种观点,单从科研方法论角度看,我觉得这恐怕犯了研究生们写毕业论文时常见的方法论错误:单因素论。
    会上有位清华的专家给大家展示了很多图表数据,强调联合国已经公布了5个科学报告,确认了气候问题的严重性;而我在点评发言时则提醒他,联合国雇佣的专家所提供的科学报告,从历史上看并不意味着充分可信,也经常经不起时间检验。考虑到它们的驻地和人员构成,这些国际多边机构其实是非常容易被西方大国操纵的。比如,1970年代以来,联合国下属的某机构曾经花了巨大的经费和精力向发展中国家宣传人口控制,出具了很多看起来非常科学的报告和政策建议,经年累月地诱导并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控制人口增长;但是实际上,这个多边机构与西方国家的利益和政策不无关系,比如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先生搞了一个绝密政策文件,该文件在80年代末由于美国国内天主教势力的政治压力而不得不解密,该文件的政策意图是通过国际组织和其它手段诱导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全球主导地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查查那个文件并在中文世界中传播一下,文件名为《NSSM200》,即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200号文件,美国联邦政府的网站上应该还能找到。五十年之后的今天,全球各国的生育率持续下降趋势,已经让全世界知识界和政策界的主流认知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家意识到所谓人口爆炸导致全球灾难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如今大家普遍关心的重大时代性问题恰恰是现代化带来的生育率几乎不可逆的普遍下降,以及少子老龄化带来的经济、金融和财政问题等等。与上述案例相仿,与联合国类似的多边国际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每年发布的各种经济展望,对于市场专业投资人士的判断决策有实质性帮助吗?发展中国家凡是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政策建议的,有哪个国家经济搞得成功的吗?因此,联合国等多边机构的科学报告也许可以忽悠普通民众,但是在我这样的人眼中缺乏可信度。
    其次,应该注意不同国家间减排承诺的可信度和落实能力的重大差异。
    中国承诺2060年碳中和,而欧洲承诺2050年实现碳中和,这么看起来欧洲似乎比我们更激进一些。但是,从历史上看,欧洲国家的国际承诺兑现率如何?政策落实能力如何?欧盟作为一个介乎超主权实体和国际组织之间的特殊政治行为体,它对于2050碳中和的誓言的兑现能力是否可靠?如果没有兑现,能否要求他们支付违约金或者罚金?我曾经在离欧盟委员会两站地铁远的地方参与创建了中国在海外的第一家智库,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的承诺和誓言历来是不靠谱的,因为欧洲的体制是无人负责的体制,信誓旦旦的约定实现不了时,连个鞠躬都不会有。但是,我们自己恰恰有一个重要的传统,那就是凡是中央政府在国际上公开承诺过的事情,就一定要落实到位,有些情况下甚至不惜代价也要捍卫我们的国际信用。所以,我们的2060碳中和可以视为一个硬约束,而他们的承诺则不能太当真。
    欧洲体制可以说了不算,那么美国怎么样?美国更清楚,特朗普上台已经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了,美国遭受什么惩罚了吗?拜登重新回来,高调地主持气候首脑峰会,仿佛一切照旧。问题是,科赫兄弟的势力还在,即便特朗普个人的政治生命无法复原,未来几年当共和党卷土重来时,查尔斯·科赫及其朋友圈所豢养的政治势力仍然足以否决掉美国民主党总统们定下的气候政策。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和别国签订协议的时候,应该加上“质子”条款,类似于古代政权。如果你真的下决心跟我一起做某事,那就必须承诺,一旦未来的继任者违约,就必须向他国支付某种令人肉疼的罚金,比如说,割让个关岛啥的。否则都像他们这样,毁约了耸耸肩,说我的前任是个混蛋,他签的我不认,爱找谁找谁去,那怎么行呢?
    第三,就近期的国内外环境而言,积极参与节能减排和气候议题的大国间合作符合中国的整体利益。
    2006-2007年我在欧洲工作时,曾经和驻欧使团的老同学感慨,欧洲人把气候环保问题当做宗教信仰一般看待,其根本动因在于欧洲在新能源和节能减排领域拥有巨大的技术和产业优势。所以,我们应该警惕欧洲在气候问题上的政治经济阴谋。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后,坚决地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他的理由是,气候问题是中国人的政治经济阴谋,因为他们在新能源和节能减排产业拥有巨大的技术和产能优势。
    我国目前102亿吨的碳排放,80%用于能源生产,因此能源生产的脱碳化、清洁化是关键。过去能源供给端主要是煤电、天然气发电、石油发电,今后要变成清洁能源,包括光伏、水电、风电、核电以及氢能。在多数清洁能源领域,中国都拥有竞争优势。因此,当我看到特朗普先生的上述这番表态时,我五味杂陈。短短十年间,中国企业已经在风能太阳能领域打败了欧洲同行,如今在这两个领域,中国产能的全球占比都是大于60%,而且我们的光伏发电平均成本据说已经降到了三毛钱一度,无须补贴便可以与火电竞争,未来几年内成本还会进一步下降。清洁能源通常远离人口聚集区,远程特高压输电也是中国的强项。我在《中国为什么有前途》一书的第三版中已经比较详细地讨论过相关产业政策的得失和机理。考虑到这一产业优势的巨大变迁,也的确难怪美国底层白人会相信特朗普所说的“气候变暖中国阴谋论”。有人说,第一次能源革命成就了英国的霸主地位,第二次能源革命成就了美国的霸主地位,而中国则有可能在第三次能源革命当中站在潮头,引领人类发展的新方向。
    具体到当前国际环境,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地缘战略分歧越来越大,而气候问题是中美欧三家几乎唯一能和颜悦色地坐到一起讨论的良性话题。因此,积极参与全球节能减排议程,不仅对我们有经济价值,也有一定政治意义,有助于调控外部大环境。
    这一议程的推动,在中国国内也会产生不少积极影响。正如一位朋友所说,他调研时亲眼看到许多工业企业在能源的使用上非常浪费,毫无必要地浪费与污染,仅仅是因为无知。而一旦排放的指标变得值钱,那么中国的许多经济活动都将发生有益的调整,中国将成为全球发展问题上的绿色标杆。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30·60目标”的实现,也面临巨大挑战。
    发达国家大体在2000年到2010年都已经实现了碳达峰,再用50-60年实现碳中和,但对中国来说只有30年完成这一进程,非常紧迫。有研究者认为,2030年前,我国的碳排放增长空间恐怕不足十亿吨。2025年左右,煤炭需要退出能源生产的主力地位。中国目前大体上是每1万亿元GDP产生1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如到2030年GDP上升到160万亿,按照现在的单位排放率,总排放大约为160亿吨,但实际上到2030年我国预计每年只增加8亿吨,即每1万亿GDP产生排放要从现在的1亿吨降到6000万吨,才能实现既定目标,这一任务无疑是艰难的。
    如果不能用科技上的突破性进展来解决问题,那么很可能就得重复美欧日的老路:高耗能的制造环节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我原本以为中国可能会终结制造业递次转移的历史,或者即便不能完全终结,也至少可以保留绝大部分在我们的资本手中或者在我们可控的区域,但是,现在恐怕不得不重新估测这个趋势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要求一些发展中大国跟我们一起承诺减排,那么他们可能会这样攻击我们:你自己刚刚挤上了工业化的公交车,就打算把我们这些没上车的人关在车门之外,合适吗?到时候免不了打嘴仗。
    光伏、风力和水力发电,虽然都是清洁能源,但是都不稳定,依赖于天气和季节。所以未来我们恐怕还得保留一半左右的能源来源靠火电或者核电厂以确保整体能源供应的稳定性。我国有15亿千瓦时的火电装机量是在2000年后建成的,仍处于活跃期,其快速淘汰将导致7-8万亿人民币的存量资本归零。此外,全中国300亿平米建筑的节能改造也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作为一个长江流域长大的人,我的家乡才是最难过冬的地区,因为我们那边过冬取暖主要靠抖。原本指望经济发展了,即便不能像我当年在欧洲时连5月份也会偶尔供暖,至少也能像北方人一样每年有四个月享受集中供暖吧。现在来看,这个梦想将在很长时间内难以实现。
    因此,综合以上各方面情况,我目前的认识是,应该积极拥护“30碳达峰-60碳中和”的政策议程,但是应该认真做好科技、产业、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准备,并保持一定的政策弹性和韧性,从而实现国家利益和经济发展空间的最大化。上述认识中难免有鄙陋之处,还望就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