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一路走来留太多血、秩序很难稳定 马卡洪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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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总统马卡洪。（汤森路透）(photo:UpMedia)googletag.cmd.push(function() { googletag.display('div-gpt-ad-1479106145002-0'); });
编按：对法国近代化之路的反思，必须从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开始，而不是法国大革命，前者才是法国现代史的起点——法国大革命也是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结果之一。而两件事件，都让法国近代化走上一条与英美截然不同的歧途。直到今天，法国还在这条路上挣扎……
左派将革命和屠杀视为进入权力场的门票，但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流太多血的国家很难建立起稳定的宪制与美好的秩序。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后果，并非天主教消灭了胡格诺教派，而是天主教会、绝对君主制和封建制度联合起来宣布了自己的死刑。
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人只相信人的理性，他们嘲笑「盎格鲁—撒克逊圈」中虔诚的新教信仰，他们对喀尔文这位法国同胞感到无比陌生，把喀尔文看作是缺乏浪漫气质的英国人或美国人。
「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成了同义词
赫伯特．吕蒂在《法国知识分子》一文中指出，十八世纪以来，在法国，「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成了同义词。「知识分子」这个词语染上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色彩，「知识分子」很自然地与「左派」相连——且与「理性」和「百科全书」、「进步」和「共和」等法国左派观念一样，含义十分模煳。没有一个国家像法国这样，知识分子自成为一种封闭的圈子，一个团体——「名士」阶层。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之后，法国始终是西方最亲共的民主国家——尤其是二战之后，共产主义拥有胜利的光环，史达林受到敬佩，史达林格勒的胜利铭刻在每个人的脑海里。法国几乎没有抵抗过纳粹德国，一场硬仗都没有打过；而苏联是最顽强抵抗并击败纳粹德国的国家——这一事实似乎证明「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和脆弱，也证明苏联模式的成功与伟大。于是，众多法国知识分子站到共产主义大旗之下，加入共产党，为党服务，对共产主义的忠诚超过对法国的忠诚。
在整个冷战期间，大部分法国知识分子都反对美国、支持苏联，跟随法国共产党为苏联的利益奋斗，就连马歇尔计画都被法国知识界攻击为「提出帮助那些受难的国家恢复战争造成的破坏，实际上是为了能用另外一只手准备一场新的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战争」。被法国知识界视为独裁者和右翼政客的戴高乐，也以退出北约来显示「法兰西的骄傲」——天真的美国人没有追问：法国向纳粹德国投降时，「法兰西的骄傲」在哪里呢？
「反美主义」是唯一一个、在国名前加上「反」的法文字
菲利普．罗杰（Philippe Roger）在《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谱系》一书中指出，美国文化——不仅仅是白宫政治，被作为资本主义、使人愚钝的标准化、城市犯罪以及其他可耻的现代化典范，受到勐烈抨击：法国人以法国的葡萄酒来反对美国的可口可乐，以法国饮食来反对美式快餐，以优雅的法国姑娘来反对「美国式浓妆艳抹的洋娃娃」，更以同性恋、堕胎和对传统婚姻、家庭的蔑视来反对美国人清教徒般的「陈旧」生活方式。
为美国说话的有影响力的法国知识分子，几乎只有雷蒙．阿隆一个人。雷蒙．阿隆孤军奋战，说出最「政治不正确」的真话和真相：「美国正是为了对世界经济—政治体系负责，才在柏林和首尔驻军，最终不得不在亚洲大陆进行两次干涉战争。」
站在美国一边，还是站在苏联一边？
然而，尚—保罗．沙特（Jean-Paul Sartre）而非雷蒙．阿隆，才是法国知识界的领袖。在法国及法语文化圈中，二战之后的半个世纪，可称之为「沙特的世纪」。沙特获得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所有荣誉——包括被主动放弃的诺贝尔文学奖（后来他有悄悄向诺贝尔基金会传话说他想得到奖金），也赢得无数年轻学生的爱戴，那种爱戴仅次于史达林时代苏联人对史达林的爱戴和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爱戴。而沙特本人跟大部分法国左派知识分子一样，先是史达林的崇拜者，后是毛泽东的崇拜者。
作为沙特的老同学和论敌，站在右翼一边的雷蒙．阿隆，被若干学术机构和文人圈子所排斥，遭遇到来自学生和同事或沉默或明显的敌意。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属于明白无误的真理。众星拱月的沙特主导公共舆论，对孤芳自赏的老同学不屑一顾，他大声攻击说：「一个反共的家伙，就是一只狗。我不会带出来，永远也不会。」雷蒙．阿隆则毫不畏惧地坚持其立场：
苏联大军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杀戮平民，让法国和西方的左翼知识分子震惊，但不足以让他们彻底转向。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岛》揭露了铁幕后苏联劳改营比纳粹集中营还要可怕的真相，部分人这才大梦初醒。雷蒙．阿隆感叹说：
法国共产党及其同路人沙特等人仍假装看不到「房间里的大象」：索忍尼辛使人难堪，惹人发火，正是因为他击中西方知识分子们的敏感点，击中谎言。
雷蒙．阿隆精准地预见到，法国路径、德国路径和苏联路径在当代的某一历史节点汇合在一起。它们终将在与英美路径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沙特错了，雷蒙阿隆对了
历史的发展趋势与左派书斋中的想像背道而驰。史达林的大清洗之后，是毛泽东发起的丑陋的文化大革命，红色高棉的阶级和种族屠杀，车诺比核事故，柏林墙倒下，苏联和东欧集团瓦解。历史证明沙特错了，雷蒙．阿隆对了，尽管两人都没有看到冷战的结局。
高龄的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和更高龄的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又译乔治．肯楠）都看到了冷战落幕，自由市场经济和英美模式大获全胜。在冷战结束之前去世的雷蒙．阿隆留下了精准的预言：
法国和西方的左派知识分子在所有重大社会政治议题上都作出错误判断。他们的左派意识形态并非他们的信仰，乃是表演的面具。就像沙特和傅柯（Michel Foucault），从来不愿意亲身实践其口头说的和书上写的那一套。他们自称反抗资本主义，却迷恋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否定基督教传统，却找不到可安身立命的精神归宿。
拉尔夫．阿兰．史密斯在《伯特兰．罗素为什么不是基督徒》一文中尖锐地指出：
「马卡洪，我们不是你待宰的羊！」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和法国大革命让法国近代化走上一条与英美截然不同的歧途。直到今天，法国还在这条歧路上挣扎。
1968年的「五月风暴」及阿尔及利亚危机，催生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近年来，运行半个多世纪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与众多欧陆国家一样，沉迷在绝对的多元主义和去基督教的普世价值的幻影之中，深受左翼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等综合症之折磨，再加上欧盟的官僚化及穆斯林移民等问题，社会危机潜滋暗长。
2018年11月，法国以巴黎为中心爆发声势浩大的「黄背心」运动，暴民无惧冲突、怒砸商店与古蹟，无视重挫经济与国家形象的后果。暴民表面上声讨主政者，实际上嘲弄了整个代议民主体制。
日光之下无新事，「黄背心」喊出的口号全都脱胎于法国大革命——「马卡洪，我们不是你待宰的羊！」、「这套制度，让富者愈肥富、贫者愈穷贫！」
那么，未来的法国，将何去何从？
*(photo:UpMedia)作者简介
余杰
1973年生于成都，1992年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1998年出版处女作《火与冰》，畅销百万，其文字和思想影响了中国一代年轻人。2012年赴美，抛弃如同「动物农庄」般野蛮残酷的中国，誓言「今生不做中国人」，并致力于在思想观念上颠覆中国共产党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解构大一统的中华帝国传统，进而在华语文化圈推广英美清教徒精神与保守主义价值，也就是其独树一帜的「右独」理念。
余杰集政治评论家、散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倡导者于一身，着作六十余种，涵盖当代政治、古典文学、近代思想史、民国历史、台湾民主运动史、基督教公共神学、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等多个领域。多次入选「最具影响力的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并获颁「汤清基督教文艺奖」、「公民勇气奖」等奖项。
着作包含《徬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在那明亮的地方：台湾民主地图》、《不自由国度的自由人：刘晓波的生命与思想世界》、《人是被光照的微尘：基督与生命系列访谈录》、《1927：民国之死》、《1927：共和崩溃》、《用常识治国》等书。
※本文摘自《大光：宗教改革、观念对决与国族兴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