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外企要加倍谨慎的几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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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外企要加倍谨慎的几个理由(photo:RFI)让-米歇尔-布扎曾在法国医生日报供职5年，法国经济类报刊回声报供职5年，自1995年以来加入法国世界报，为该报的大众健康，社会保护，就业等社会问题写作，后关注法国议会的政治议题，自2005年以来加入世界报经济版面，成为能源版负责人，代表作领域涵盖放射学科，法国政治，经济生活，法国制造业面临的全球化冲击等等。因长期关注上述领域，让-米歇尔-布扎对中国在全球掀起的国际风云也格外关注。
有关“自习近平掌权后，中国政权的愈发强硬化使得众外国企业加倍小心谨慎”的观点，他列出了让在华外企不得不加倍谨慎的如下几个理由：中国事实上一党制的现实情况所导致的信息传媒封锁，让不透明的土壤里滋生出了阴谋论，阴谋论又在中国不输于西方的集体强国情感当中被放大；与中国合作，为中国提供技术合作的外国企业，不时面临着无法获取必要信息这一大敌，和在其他会激发中国怒火的话题上，不得不做出以噤声来保全自身的夹缝之举。
首先是近期发生的台山核电站风波，让-米歇尔-布扎发问：台山核电站风波，从后果来看，它既不是切尔诺贝利事故，也不是福岛事故，甚至在衡量各种与核能相关的事件所造成的安全影响的“国际核能事件分级表”上面，都没有留下多少痕迹。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件事，却引发了如此多的疑问和担心呢？答案是：首先，它涉及核能，其次，它发生在中国。因为中国的代名词，是“沉默的世界”，信息透明度这种事情，在民主国家一直是一件需要不断捍卫，不断挣扎，不断争取的动态元素，然而在中国，信息透明度显然更轻，更弱。
让-米歇尔-布扎指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揭露了台山核电站运转异常之后，中国政府十分愤怒，愤怒之余，不忘对信息做了筛选和蒸馏。法国电力公司从它历史性的合作伙伴-中国广核集团那里，没能拿到全部想要拿到的信息。中国广核集团只是告诉法国电力公司，称核电站周围的辐射情况属于正常范围，仅此而已。法国电力公司拥有台山核电合营有限公司30%的股权，发出了台山核电合营有限公司董事会紧急会见的请求。一周之后，还在等。而法国电力公司的形象，也从平等的合作伙伴，变成了苦苦追在中方后面，讨要数据的模样。
其次，哪里有不透明，哪里就充满了阴谋论。让-米歇尔-布扎表示，中国作为一个党与国的融合体，掌控着传媒的口径。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人员今年冬天的武汉之行，就是一个很好的写照：这群调查人员没能拿到所期待的所有数据。或者再比如，2015年发生的天津毒性物质爆炸事件，我们还能期望有那么一天，政府会把所有已知信息公之于众吗？还会有这么一天吗？
再说回台山核电站的问题。这场风波完全可以归咎于法国法马通公司工厂的制造缺陷，这样，中国就可以抖一抖肩上的责任，从这件事当中毫发无损地走出来了。除非是中国广核集团为了不让相关地区电力缺乏的困境继续恶化，按照上级指令，让机组继续运转，致使2020年10月以来的燃料棒泄漏加剧。在核能这种敏感的行业当中，一旦不透明，就会滋生阴谋论。这在中国又被放大，放大的原因，是“中国模式不可能出事”这种信仰，还有习近平治下，变得更浓烈的情绪：“中国模式比西方模式要更优秀”。
“中国模式不可能出事”和“中国模式比西方要优秀”这种信仰，或者教条，在中国是没有对手的。毛泽东之后中国出现的最强的掌舵人-习近平-他自从上任以来，所做的一切让法国电力集团这种外国企业不得不小心再小心。法国电力集团，是中国的朋友：它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帮助中国发展核能工业，而作为中国的朋友，它要尽力避免触及中国逆鳞，让中国不愉快。这种有所保留的克制，实际上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不愿卷入中国与美国不睦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这也是思前想后，左右衡量利弊之后做出的决定：法国电力集团希望把两座欧洲压水反应堆卖给中国，还想把欧安诺集团的一个核燃料处理工厂，也卖给中国，双方从2007年以来就在谈这个100亿欧元的项目。
那么，外国企业正在自愿被中国绑架吗？让-米歇尔-布扎指出，目前大部分的在华跨国公司都保持着这种自我克制，因为你该叫人怎样拒绝这份丰厚的中国市场呢？又该怎样说服他们不沾染这一巨大的世界工厂呢？看看卷入新疆棉事件的瑞典海恩斯莫里斯服饰公司（H&M）就知道了：这家公司鲁莽地决定不再采购涉嫌强制劳动的新疆棉花，这给它招致了社交平台上铺天盖地的谴责和抵制。中国官方媒体也趁机对它“教育”一番：“你怎么能在中国赚取巨大利益的同时，诽谤中国呢？”“毫无基础的商业道德可言”。
耐克也碰到了同样的遭遇。苹果公司就不太一样了。苹果在中国组装手机，依靠中国完成销售的20%。这一事实让它没办法不去与中国政权妥协，起码，近期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的结果，就是如此。苹果要尊重中国的网络安全法，所以同意把中国用户的数据放置到中国政府控制的服务器上，同时从当地的苹果应用商城里，把令中国共产党不悦的数百个应用程序做下架处理。
在让-米歇尔-布扎眼中，众多的在华跨国集团，它们在政治议题上显得沉默又尴尬，在这种尴尬的沉默之上，又添加了面对中国不公平竞争的默许。与公平竞争精神不符的国家补助，对外国公司技术的攫取，这些是否让外国公司陷入了不得不自愿被中国绑架的境地？让-米歇尔-布扎引述了今年5月金融时报亚洲部主笔的一份控诉，称在华跨国集团“正在集体陷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症状严重到甚至会去谴责各种关注人权的媒体和人权协会，认为媒体和协会对人权的聚焦，成为了他们在中国做生意的绊脚石。当然，这些抱怨的话可是上不得台面，只能私下里说，毕竟这些企业还要保住道德领域和价值观方面的颜面。所以，一言以蔽之，如果想要在华谋财，就必须要遵守“党的规矩”。对于金融时报的这份评论，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在环球时报上毫无意外地 驳斥了一番，并强调，在中国做生意的大环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优渥，尤其是2020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外资第一大目的地国家。让-米歇尔-布扎点评称，当然，在经济上，这一论据的确是势不可当的，至于外资在华生存的其他方面，就很难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