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伊朗的街道以北爱尔兰革命英雄来命名?背后藏着对英国的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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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意图,伊朗的街道路牌。(CC0 1.0 @Wikimedia Commons)(photo:UpMedia)
    示意图,伊朗的街道路牌。(CC0 1.0 @Wikimedia Commons)(photo:UpMedia)

    莫亚莱米恩(Pedram Moallemian)的母亲或许想要生个女孩,他的哥哥已是个很野的青少年,其母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还能搞定另一个男孩。然而,莫雅莱米恩是个很害羞、安静的孩子,他可能会消失好几个小时,骑着父亲给他的红色单车,默默地在德黑兰的街道上穿梭。莫雅莱米恩的家族很富有(他告诉我,他父亲也许是伊朗最大的儿童服饰制造商),但是他喜欢看看德黑兰的其他人们是怎样生活的。

    莫雅莱米恩知道桑德(Bobby Sands)死于一九八一年的北爱尔兰绝食抗议,他听说此事的方式或许和他得知所有事情的方式一样,也就是来自德黑兰活力充沛的巷议街谭。莫雅莱米恩跟我说,在革命后的头几年之间,也就是国王(Shah)逃往埃及之后,所有人都在家里,或是去卖书、派发小册子的亭子谈论政治,那时没有电影、音乐,只有政治,「我们认识每个家伙,世界各地的革命分子」。他和朋友忠诚支持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就像别国的小孩拥护足球队一样;而他的兄弟会考考他,世界各国外交部长的名字。

    *(photo:Up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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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首都德黑兰。(CC BY 2.0 Ninara @Flickr)

    要报复英国人

    莫雅莱米恩只有八岁的时候,一位老师带他去参加政治集会,莫雅莱米恩着迷了,后来他会和同伴出游,所有人大约在十三、十四岁左右,一同去上流社区朋友的停车棚踢足球兼谈政治。有时,他们会在街上涂鸦或是派发传单;有时,他们会被揍;更多时候,他们就只是聊天。但是,莫雅莱米恩告诉我,当桑德死去之后,他们决定要做得更多,也就是要报复英国人,因为英国人囚禁了绝食抗议者,而英国使馆刚好就在街头。

    一开始,他们想要爬到使馆顶层,将联合王国旗换成爱尔兰旗帜。然而,莫雅莱米恩又说,要嘛是德黑兰根本没人在卖爱尔兰旗,或者就是他们没找到;于是,他们企图自己做绿、白、橘条纹的旗子,但是成品长得太像伊朗国旗,他们可不想遭人误解。紧接着,他们想要悬挂一面白色的旗子,上头写着IRA以代表桑德的「爱尔兰共和军」(Irish Republican Army),可是假使无风,旗子就会像是块又脏又难看的布。最令人困扰的是,他们听见使馆栅栏的另一端传来狗吠声,他们不太喜欢那些狗的叫声。

    扒下「温斯顿.邱吉尔街」路牌

    新策略来了。他们骑着脚踏车前往五金行,购买强力粉状胶与白色厚纸板。莫雅莱米恩说,绘图一向是他的强项,于是他和朋友小心翼翼地用画笔勾勒出新路牌,波斯语在上、英语在下;经过练习之后,莫雅莱米恩可以完美地模仿路牌的样式,他和朋友遂将粉状胶混水之后,将新路牌贴在旧路牌—「温斯顿.邱吉尔街」(Winston Churchill Street)—之上。莫雅莱米恩说,过了几天他回来查看,发现别人也用同样方式盖过了其余温斯顿.邱吉尔街路牌,他也看出有人曾试图把牌子扒下,因为路牌的角落处剥除了,但强力粉状胶果真是强力。

    又过了几个月,莫雅莱米恩认为他们胜利了,因为他听见一位妇女坐上计程车然后说:「载我去『波比.桑德街』。」市府很快让这个名字变成官方称唿,于是英国人为避免在提及使馆地址时,就要提到死敌革命分子的名字,他们在另一条街开辟了新的出入口。

    爱尔兰共和军成为伊朗人的英雄

    为什么是桑德? 桑德或许从没离开过北爱尔兰六郡,这个人怎么可能成为伊朗人的英雄?桑德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成员,当时正与英国政府爆发武装冲突,虽然战争区域经常被分为新教区与天主教区,但其争议其实与基督教神学没多少关系,这是一场国家、民族认同的冲突。一九二一年爱尔兰独立战争(Ireland’s War of Independence)末期,英国提出的和平条约,是爱尔兰北方六郡继续待在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境内。大体上,北爱尔兰的新教徒希望如此,但是天主教徒如桑德则不愿意,他们时常面临羞辱与歧视,爱尔兰共和军的目标就是要以武力重新统一爱尔兰,让北爱尔兰六郡脱离联合王国,使其併入爱尔兰共和国的一部分。

    当反抗英国统治的暴力抗争在一九七○年代初期加剧之时,英国人将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关在隆基什拘留中心(Long Kesh Detention Centre),共和军成员可以穿自己的衣服,其实际上的待遇等同于「战俘」,不过在一九七六年时,这种「特殊类别身分」(Special Category Status)被撤销,此后囚犯便等同于一般的罪犯。隆基什拘留中心—现已改名为梅兹监狱(Maze Prison)—的囚犯为抗议此决策,决定只用薄毯子围着身体,其余什么都不穿,其领袖人物纽金特(Kieran Nugent)说:「如果他们要求我要穿制服,他们就得把制服钉在我的背上。」其他人也加入这场毯子抗议,于是监狱人员为示惩罚,将抗议者囚室的家具全部移除,此后提供的茶不附牛奶、汤变得很稀,且面包不附奶油。

    抗议者不得从事体育活动,家人也不得探访,除非他们穿上监狱制服,抗议者于是终日待在囚室内;当狱方拒绝为囚室提供盥洗之后,他们开始了肮脏抗议,将排泄物涂抹在墙上;他们敲砸窗户,睡在有蛆的床褥上;冬天时,他们得站在《圣经》上,免得自己的脚接触冰冻的地板。与此同时,爱尔兰共和军发动暗杀监狱工作人员的计画,十八人因此被杀,其中许多人才刚成家不久。

    绝食抗议

    一九八一年三月,桑德开始绝食抗议。他只围着薄毯子,拒绝每日三次的供餐:马铃薯、鱼、一大匙豆子、两片面包与奶油、一杯茶。桑德将自己写的诗与部分日记想办法传出狱外,他写道:「我确实想吃全麦面包、奶油、荷兰乳酪与蜂蜜。哈! 这伤害不了我,因为,我想『好吧,反正人的食物也不可能让人永生』,然后我安慰自己,我到天上之后可以被餵得饱饱的(若我有资格的话)。」一个月之后,有位国会议员去世,导致席位空缺,他是北爱兰西部乡村选区的代表,是个酒吧主人;而桑德在器官逐渐衰竭的状况下,参加竞选争取此席位,最后赢得百分之五十二的选票,此时的桑德近乎眼瞎,他进行绝食抗议已有四十日。

    进行绝食抗议的第六十六天,桑德过世了,当时他躺在一张铺着羊皮毛的水床上,这是为了保护其脆弱的骨骼,他的母亲罗赛琳(Rosaleen)陪在他身旁。桑德,享年二十七,人们在贝尔法斯特街道上用扩音机拨放这则新闻。强硬的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立场坚定,她说:「桑德先生是个判决确定的罪犯。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他所属的组织并没有给其行动的诸多受害者这样的选择机会。」

    在伊朗,桑德的死被加以神圣化,许多伊朗人对英国的痛恨一如桑德。在一九二○年代时,英国人帮助第一任伊朗国王掌权,这位国王是个独裁者,然后在一九五三年,英国人也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协助下,发动政变对抗民主选举出的新任首相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摩萨台先前正着手将英伊石油公司(Anglo-Iranian Oil Company,也就是今日的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 BP〕)加以国有化。

    *(photo:Up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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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的波比.桑德壁画。(CC BY-SA 2.0 William Murphy @Flickr)

    伊朗人从没原谅英国人

    伊朗人从没原谅英国人。伊朗历来最盛行的小说,是佩兹赫扎德(Iraj Pezeshkzad)的《我的舅舅拿破崙》(My Uncle Napoleon),该书主角相信英国人有意要毁了自己。有些伊朗人声称希特勒(Adolf Hitler)是英国人的「魁儡」,伦敦大轰炸乃是英国情报单位的安排。就连伊斯兰教士在伊朗之得势,都被怪罪于英国人。伊朗革命过后有句很普及的笑话是:「当你掀起一个穆拉(mullah)的胡子,你会发现上头写着『英国制造』」。莫雅莱米恩告诉我,一旦有事情不顺利,诸如火车误点、车辆抛锚,你都会听见那句重复的话:都是英国人害的。

    桑德是位诗人、烈士、英国佬的宿敌,而他恰好契合了伊朗人的思维。据说有一位伊朗大使,曾经与桑德家族互赠礼物。另据某报纸报导,前往伊朗的爱尔兰游客会在德黑兰机场的护照查验处获得欢迎,那是一抹特殊的微笑、高举的拳头,再加上迎接词:「波比.桑德,没食物吃。欢迎来到伊朗!」如今,德黑兰乃是「波比.桑德汉堡店」的基地,餐厅用来招揽与迎接客户的,是双颊有酒窝、一副男孩样的桑德图片。

    莫雅莱米恩现居多伦多(Toronto),在我们谈话之际,一场风雪正要前来。他用讯息传来一张儿童时期在伊朗的照片,照片表情严肃,双耳突出,而他的母亲企图让他的头发继续留长以盖住耳朵。在国王垮台之后,那段可以公开辩论、讨论的特殊时期,在一九八一年时戛然而止。此时,在历经十五年的流亡并领导革命后,柯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终于回到伊朗,击败左派敌手。接着,「革命法庭」每週都宣判处死好几百人,而在埃温监狱(Evin Prison)里,人们被大型吊车吊死,埋在无名的墓穴中。莫雅莱米恩数着,他有几十个同学都死了,而等到他自己也被逮捕时,他的父母遂送他只身前往加拿大居住,那年他十六岁,他后来再也没回过波比.桑德街。

    ※本文撷取自《门牌下的真相:地址,能告诉你什么?一场横跨身分、种族、贫富和权力的反思》,台湾商务出版。

    *(photo:Up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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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迪儿德芮.麦斯葛(Deirdre Mask)

    来自北卡罗莱纳州,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于哈佛学院,后来回到哈佛大学法学院担任《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 Law Review)的编辑,并在国立爱尔兰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完成写作的硕士课程。她曾先后任教于哈佛大学和伦敦政经学院,并于《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大西洋》杂志(The Atlantic)、《卫报》(The Guradian)发表文章。现在与丈夫和女儿们一起住在伦敦。

    译者简介

    韩翔中

    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历史所硕士;台湾大学哲学所博士生。译作有《英伦视野下的欧洲史》、《荣格论心理学与宗教》、《数位时代的人权思辨》、《知识大百科》、《城墙》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