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隆周刊特选/透视川普留下的经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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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前,美国前总统川普似乎缔造了令人称羡的经济政绩 。才上任三年,失业率已降得比1960年代以来任何时期还低,家庭所得劲扬,通膨依然温和。尽管后来疫情重创经济,拜纾困法案和联准会(Fed)大砍利率并卯力挹注流动性之赐,美国经济表现与其他富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美国股市是在川普任内大放异彩。从川普当选那天算到他败给拜登为止,美股标普500指数每年涨幅超过12%。历任总统中仅柯林顿和柯立芝任内美股涨幅更大;更壮观的是,早在川普胜选之前,美股估值就已居高不下了。「川普行情」更让美股持续迭创新高。

    但凡此种种,大部分都不是川普招牌政策造就的成果。

    川普的移民限制导致争夺工作机会的人减少了,但也降低美国消费者人数,税基也缩小。关税和贸易协议在缩减制造业贸易逆差方面一事无成,疫情来袭前的逆差反而比川普就职时大增。美国对中国逆差确实缩小,但因为对其他国家逆差扩增而被抵销。

    或许川普意外胜选最大的影响,是心理上的。共和党完全执政的展望,促使企业主管、小企业主和普罗大众调整预期。避险基金公司桥水创办人达里欧(Ray Dalio)形容,主张减税、松绑法规和支出政策的川普,引爆了「动物本能」。

    川普当选尽管确实解放了「动物本能」,却未导致企业行为大幅转变。从2016年10月到2020年初疫情开始在美国蔓延,企业资本支出大致持平。

    减税和解除管制也未能带动企业投资大增。更令人诧异的是,大幅调降企业税率,也未能大幅推升股利发放和买回库藏股。

    那么,疫情前美国亮丽的经济表现,究竟是什么造成?除了北京决定在2016和2017年刺激中国大陆经济,以及欧洲2017年暂时停止财政撙节外,可归因于美国两大关键选择。

    一,川普与共和党与众院民主党联手,终结了「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展开的财政纪律时代。2017年底税改通过后不久,国会突然把联邦国防与非国防裁量性支出上限提高超过13%。军费支出提高,导致美国制造商的国防资本财出货量持续大增。

    二,更重要的是,川普2018年撤换央行领导层,改任命鲍尔和克拉瑞达为Fed正﹑副主席,取代叶伦和费雪。叶伦﹑费雪及一些Fed官员之前一再误判,低估了失业率可降到什么地步,且不会导致通膨变成麻烦。那个错误促使Fed在2014年时机还不成熟时,就太早撤回对经济的支持 。

    在任期第一年,鲍尔﹑克拉瑞达及Fed其他官员,都愿意让失业率降到低于他们认为可持续让通膨率加速升破目标的水准。他们只错在一点﹕对2017年底通过的减税和扩大联邦支出,及强劲的企业获利和就业成长数据﹙后来都下修了﹚反应过度,却忽略了零售支出﹑房市和全球制造业疲软的现象。

    但在察觉他们显然过度高估经济基础力道时,Fed新领导层随即在2019年迅速改弦易辙,取消原先计划的一连串升息行动,然后在夏季的「周期中途调整」降低政策利率目标区间。这个灵活应变行动奏效,美国经济再度加速成长,直到疫情来袭为止。

    眼见疫情摧残美国经济,鲍尔领导的Fed以前所未见的快速和创意採取行动。最近承诺,除非就业市场已充分康复,且通膨「朝略高于2%的目标回升走势已上轨道一段时间」,否则不会升息。这立场迥异于往昔的做法,应可避免经济复甦夭折。

    川普并未直接造成这样的转变,他的人事布局也不是依据对货币政策和央行运作的观点而定,但无论如何,他的抉择有助于解释任内发生的事。

    川普任内留下的教训简单明了﹕健全的总体经济政策几乎能凌驾一切。拜登团队应谨记在心。

    (编译汤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