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回忆录：六四的记忆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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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1989年6月号和增出的特集合装本。（图片由作者提供）(photo:UpMedia)在1986年《九十年代》200期座谈会上，在美国修读博士学位的杨小凯，讲到在美国三年接触到的台湾人和中国大陆人的不同，他说中国文化已经有了分支，特别在两岸政治事件的共同情感与文化认知上，你和大陆人说高雄事件，他们没一点感觉，他们可以在理性上了解，却没有感情因素。你跟台湾人讲清查五一六运动，他根本不知道你说什么，更不会有感情。
在政治事件上可能是的，但讲到两岸所受的中国文化基础，和人情世故，却有很大的同一性。至于两岸关系，我在1988年首次访台时，所得到的印象是：在向大陆开放的问题上，仍然一党独大的执政国民党主张缓进，资源短缺的本土派民进党反而主张急进些。
北京八九民运发生时，台湾人也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对中国局势高度关注，纷纷集会对北京民运作出声援。六四屠城后，我在7月1日应邀去台湾演讲，与一年前首访时同一个场地，一年前听众挤爆会场，又因我在六四前后成为香港媒体红人，主办单位和我都以为仍然会有许多听众，谁料现场除了各媒体记者外，听众寥寥可数。尤其让我意外的，是听众提问中，竟然有人说这次北京学运背后有外国势力在组织策划，否则那些学运领袖事后如何可以潜出大陆。这种没有根据的阴谋论，在香港以至我后来在北美的演讲中也没有人提过。
柏杨后来对我说，这类说法，是统派一贯的「反帝」论调，他们不是不知道中共的统治是怎么回事，而是不愿意去批评中共政权，因为这会伤害他们的统派立场，而且会助长独派的声势。
对于大部分台湾本省人来说，六四把他们吓坏了，中共的野蛮程度超越了他们的想像，于是觉得中国发生的事再与台湾没有关系。以后就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大陆怎么变化不再关心。这是我的演讲听众寥寥的原因。
我后来去美国，见到在联合国工作的前保钓人士。台湾出来的外省籍人士，对六四屠杀义愤填膺，都积极参与抗议中共的集会，而台湾人郭松棻就对六四漠不关心。我想起他1974年去大陆前对中国的热情，也想起那时一些推动台湾民主的党外人士，曾透过我同中共联络，想中共支援台湾的民主运动。1988年民进党一些人力主对大陆政策要更开放些。六四后，却变得如此冷漠。如果从大中华民族主义观念出发，谁才是民族主义的罪人，不是太明显了吗？
讲到八九民运与六四屠城，事件本身已经有太多书、太多叙说了。我的回忆只就对我的影响和记忆最深的片段来谈。
事实上，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只是民运的爆发点。如前文提到，真正的社会原因是1987年大家长的反自由化和违反党所定机制把胡耀邦罢免，到了1988年，大家长硬闯物价关导致「官倒」横行、物价飞涨，超越人民的承受能力。这些才是民运产生以及得到社会普遍响应的原因。
1989年1月，中国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写了一封公开信给邓小平，指这一年是中共建国四十年，五四运动七十年，还是法国大革命200年，建议中国特赦魏京生和所有类似的政治犯，以促进良好的社会气氛。这封措辞温和的建议信，获得北京文化界33位知名人士响应，接着是中国科学界42位名人也以公开信支持。香港和海外则得到有数以千计的名人签名回应。中国民主运动其实从1月就启动了。在大家长主导下的中共政权对这些温和诉求置之不理。于是，才在4月因胡耀邦去世而爆发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的抗争行动。
从1月开始，北京的讯息可以说是瞬息万变。4月民运开展，更是吸引了全球媒体聚焦。香港的电子新闻播报频率越来越紧凑。《九十年代》编辑部日日夜夜关注事态发展。每月1日出版的《九十年代》六月号的专题是「北京学运」，到六四屠杀发生，又在15日增出了特集「屠城记事本末」。两本都两度加印均瞬即售罄，可见香港人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感情投入程度。
我在那段时间，成为电子媒体争相访问的红人。这不是我引为骄傲的事，而是我在电视荧幕前流泪和对中国的绝望时期。停在杂志社门前的电视新闻台和广播电台的车子，或来访问，或接我去电视台接受访问。而在多次电子媒体的评论中，我最被香港市民记得的一句话，就是在六四前，中共禁止了境外记者在街上採访，停止外媒使用电视卫星传播画面，我说这是准备「关起门来打狗」，预言会有大镇压。另一句是六四后我说中国现在实行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黑社会主义」。许多中国和海外人士给杂志撰文表达他们的感受，包括诗人顾城和杨炼。但让我记忆了数十年的句子，却是写在天安门广场北侧地下道墙上的没有署名的诗作。下文再介绍。（失败者回忆录123）
※ 作者为香港知名时事评论家、专栏作家。1970年曾创办杂志《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苹果日报撰写社论、专栏，时常批评当道，立场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湾，持续发表他个人的「失败者回忆录」系列文章，本报从第91篇开始连载，前90篇则连载于《风传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