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借「选举」形塑21世纪全球政治 左派为何节节败退(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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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前国务卿蓬佩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2019年底于华府国务院会面。(汤森路透)(photo:UpMedia)
    美前国务卿蓬佩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2019年底于华府国务院会面。(汤森路透)(photo:Up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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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按:「全球政治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是,形塑全球政治的新势力是民族主义或宗教的政党和政治人物,而非叱咤20世纪政坛、以阶级为基础的左派政党。」

    民族主义最初或许是由工业化和现代化点燃,但它从未于世界消失,包括那些工业发展好几代的国家。一大票新的民粹民族主义领导人经由选举取得民主正统性,他们强调符合「人民」利益的国家主权与国家传统。这样的领导人包括俄罗斯的普丁、土耳其的艾尔段、匈牙利的奥班、波兰的卡钦斯基,以及压轴的美国总统川普──他的竞选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和「美国优先」。

    宗教也成为日益高涨的政治现象

    英国脱离欧盟的运动没有明确的领导人,但这里的基本推动力也是重申国家主权。民粹政党也在法国、荷兰和北欧诸国虎视眈眈。但发表民族主义论调的不限这些领导人。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认同民族主义理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此同时,宗教也成为日益高涨的政治现象。这在阿拉伯中东地区最为显着,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被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主义团体和伊斯兰国等更激进的恐怖组织拉出轨道。虽然后者在叙利亚及伊拉克的军事已近溃败,伊斯兰主义运动仍持续在孟加拉、泰国和菲律宾等国家传播。在印度尼西亚,受爱戴的雅加达首长钟万学(基督徒)被日益壮大的伊斯兰主义团体抨击亵渎《可兰经》,最后在以些微差距连任失败后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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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不是唯一被政治化的宗教

    莫迪总理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明确以印度教理解印度国族认同的方式为基础。激进的政治佛教形式正在斯里兰卡和缅甸等南亚及东南亚国家扩张,与穆斯林和印度教团体发生冲突。在日本、波兰和美国等民主国家,也有宗教团体加入保守派联盟。在以色列,建国数十年来由两大欧式意识形态政党工党(Labor)和联合党(Likud)主宰的政治秩序,开始有愈来愈多选票投给诸如沙斯党(Shas)或以色列后裔(Agudath Israel)等宗教政党。

    反观昔日以阶级为基础的左派,则在世界各地陷入长期衰退。共产主义虽然仍掌握北韩和古巴两国,但大抵在1989到1991年崩溃了。社会民主,在二次大战后形塑西欧政治60年的主要力量之一,也已节节败退。1998年囊括四成选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German Social Democrats),到2016年只拿到略高于两成,法国社会党(French Socialist Party)则在2017年几乎消失不见。总的来看,从1993年到2017年,中间偏左政党的得票率在北欧、南欧及中欧分别从30%、36%和25%掉到24%、21%和18%。他们在政坛仍有分量,但衰弱的趋势相当明显。

    左派已不如过去那般举足轻重

    欧洲各地的左翼政党都在1990年代往中间靠拢,接受市场经济的逻辑,而其中许多和其中间偏右的盟友已难以区分。中东在冷战期间一直有共产主义和其他左派团体;一个自称共产的政权甚至在南叶门执政过。但此后,他们已完全边缘化,被伊斯兰主义政党抛到后面去了。

    1990到2000年代,左翼民粹派在拉丁美洲部分地区的能见度相当高,乌戈.查维兹(Hugo Chávez)、路易斯.伊纳西奥.鲁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和基西纳(Kirchner)家族分别在委内瑞拉、巴西和阿根廷崛起。但这股浪潮已经退去,委内瑞拉更在查维兹接班人尼古拉斯.马杜洛(Nicolás Maduro)执政下引火自焚。杰瑞米.柯宾(Jeremy Corbyn)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英、美的杰出表现或许是左翼复甦的前兆,但不论在何地,左派政党都不是20世纪晚期那股举足轻重的势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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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寡头统治阶级兴起

    从许多方面来看,考虑到全球不平等在过去三十年变本加厉,左派在全球不进反退是令人意外的结果。我所谓的全球不平等指的是个别国家内的不平等,而非国与国间不平等加剧。随着东亚、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陆续出现高成长,富国和穷国间的差距已经缩小。但诚如经济学家汤玛斯.皮凯提(Thomas Piketty)指出,世界各国国内的不平等自1980年代大幅攀升;与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长期为世人接受的理论相反,富国的所得向来是发散而非收敛的。世界没有哪个地方没见到新的寡头统治阶级兴起──在政治上运用财富来巩固家族利益的超级富豪。

    经济学家布兰柯.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ć)设计出广为引用的「大象曲线」(elephant graph),显示全球所得分布不同区段的人均所得增长。拜生产力提升和全球化之赐,世界从1988年到2008年变得富裕许多(如下图),但这些增长并未平均分配。位于第20到70百分位数的民众所得大幅增加,第95百分位数甚至增加得更多。但位在第80百分位数左右的人口却面临停滞或只有微幅增加。这个群组大致相当于已发展国家的劳动阶级──即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下的民众。虽然他们的境遇仍比下面的民众好上不少,与所得分布最高10%的差距却更为悬殊。换句话说,他们的相对地位直线下滑。

    *(photo:Up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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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2008 年全球所得级别实质人均所得的相对增长。(时报出版提供)

    在已发展世界中,英、美两国的不平等最为显着。这两个国家曾于1980年代在柴契尔和雷根主政时领导「新自由主义」支持自由市场的革命。在美国,1980和1990年代的强劲经济成长并未平均分配,而是压倒性地归于高学历者。自认是中产阶级核心的旧美国劳动阶级节节败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一项研究,2000年到2014年,赚得中位数所得50%到150%的个人,从总人口的58%掉到47%,形成中产阶级的中空化。

    其中只有0.25%爬升到更高的所得层级,反观有惊人的3.25%跌落所得阶梯。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使不平等急遽恶化,金融业的阴谋和政策选择创造了资产泡沫,泡沫一破,便摧毁了数百万平凡美国百姓,和全球无数民众的工作和积蓄。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预期会见到民粹左派在这些经历最大不平等的国家东山再起。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左派就自我界定为经济平等的政党,愿意运用公权力进行财富重分配。但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却发生截然相反的情况:右翼民粹民族主义势力,在已发展世界的诸多地区日益高涨。

    饱受去工业化蹂躏的英美旧劳动阶级

    在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左翼的占领华尔街运动(Occupy Wall Street)和右翼的茶党运动(Tea Party)。前者游行示威,虎头蛇尾,后者则成功掌握共和党和国会多数。2016年,选民未支持最左翼的民粹型候选人,反而选择民族主义的政客。

    我们要如何解释左派未能利用全球不平等恶化的情势再起,反倒是民族主义右派日益壮大取而代之的事实?

    这不是新的现象:左派政党已经连连败给民族主义者一百多年了,特别是在照说该是他们最坚实支持基础的贫穷或劳动阶级选民之间。欧洲劳动阶级并未团结在1914年的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之下,反而在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站在其国民政府那边。这次失败让马克思主义者多年来百思不得其解;套用艾尼斯特.葛尔纳的话,他们告诉自己:

    同样地,在当代的中东,一封写给阶级的信,已投入宗教的信箱。邮政之所以发生投递错误,是因为经济动机与人类行为中的身分认同议题纠缠不清。贫穷让你像个隐形人被其他人类同胞忽视,而被忽视的屈辱,往往比缺乏资源更难受。

    *(photo:Up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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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史丹佛大学国际研究所教授,兼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主任。曾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乔治.梅森大学,担任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研究员及国务院政策规划幕僚副主任,亦曾出任美国总统生物伦理委员会委员。

    译者简介

    洪世民

    六年级生,外文系毕,现为专职翻译,曾获吴大猷科普着作翻译奖,译作涵盖各领域,包括《在一起孤独》、《东方化》、《倖存的女孩》、《刻不容缓》等书(以上皆由时报出版)。

    ※本文摘取自《身分政治:民粹崛起、民主倒退,认同与尊严的斗争为何席卷当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