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进步派团体就气候问题“逼宫”拜登对华政策引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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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进步派团体就气候问题“逼宫”拜登对华政策引热议(photo:RFI)
    美进步派团体就气候问题“逼宫”拜登对华政策引热议(photo:RFI)

    自拜登在去年11月的美国大选中击败特朗普确定将担任总统以来,新的拜登政府将如何采取对华政策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在经过了过去半年多来的沉淀和历练后,正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所说,“我们所有的国家都与中国有着复杂和重要的关系,这不是一个贴标签所能概括的。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这种关系有对抗的一面,有竞争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则一直是华盛顿方面重复表示,需要且能与北京进行合作的主要领域之一。

    与此同时,拜登在今年4月28在首次对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正与中国和其他国家争夺21世纪的胜利。他把美国面临的挑战看作是民主能否在21世纪获得成功。拜登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打赌民主赶不上专制。他在演讲中说,美国“必须证明他们错了”。那么,对于拜登来说,到底是与北京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还是赢得这场与中国争夺21世纪主导权的制度性竞争重要,看似成为了一个需要探讨的争议性命题。近日,被认为代表了拜登部分票仓的四十多个进步派组织于7月7日致信总统和国会议员,呼吁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与中国合作,以阻止美中“新冷战”。

    尽管缺乏诸如世界自然基金会或绿色和平组织等全球性知名环保民间组织的参与,但这40余个联名致信的团体来自全美各个地区和不同的行业,其中包括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日出运动(Sunrise Movement)、忧思科学家联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等。这些团体在信中写道,“气候变化是一场全球危机。应对它需要全球合作。虽然我们对美国和中国公开承诺共同合作并与其他国家合作制定紧急气候政策感到鼓舞,但我们对美国在对待中国问题上日益增长的冷战心态深感不安;这种对立的姿态有可能破坏急需的气候合作。”

    该信称,“我们,以下签名的组织,呼吁拜登政府和所有国会议员放弃在美中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对抗性方法,而将多边主义、外交和与中国的合作放在首位,以解决气候危机这一生存威胁”。信中称,“国会和白宫两党不断升级的反华言论损害了大胆合作前进所需的外交和政治关系。它还支持了美国的种族主义和右翼运动,助长了针对东亚和东南亚裔的暴力,为增加美国的军事开支铺平了道路,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对中国或美国的普通人的福祉没有任何实际支持。”

    信中写道,“像新冠疫情和我们许多最紧迫的危机一样,气候变化没有民族主义的解决方案。为了应对气候危机,建立一个为美国和中国的普通劳动者服务的全球经济,我们必须从竞争转向合作。美国比中国富裕得多,是历史上最大的碳污染者--对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所有排放量的四分之一负责。中国的历史排放量是美国的一半,而中国的人均排放量还不到美国的一半。”

    该信称,“有管理地减少全世界的化石燃料生产--为工人、社区和依赖化石燃料经济的国家提供一个公正的过渡,是解决气候危机的必要条件。每个国家为解决这一全球危机所采取的措施应与历史责任和财富相称。换句话说,如果世界要公平地保持将全球温度上升限制在1.5摄氏度的方向,美国可以而且必须比中国做得更多。”信中说,“我们解决气候危机所需的合作取决于美国承诺采取其应有的气候行动,包括在国内紧急减排和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气候融资--真正以身作则。”

    该信称,“令人遗憾的是,美国政客长期以来一直把中国作为替罪羊,作为逃避全球气候承诺的借口。从美国拒绝加入《京都议定书》到努力淡化《巴黎协定》,美国对中国的妖魔化一直是全球气候谈判进展的主要障碍”。该信还回应了美中“脱欧”迹象,并称“美国和中国都带来了互补的优势,可以在向全球清洁经济的过渡中结合起来”。其写道,“例如,美国是清洁技术研究的世界领导者,并控制着巨大的财政资源;中国是一些清洁能源行业的工业能力的世界领导者,并且是整个全球南方基础设施融资的主要来源”。

    该信称,“(美中)携手合作可以加快从肮脏能源经济的过渡。它还可以确保国家和社区从当地开采清洁能源供应链所需的原材料中受益。”信中说,“中国和美国不仅应该共同努力,支持国际最佳实践的环境、人权、社会和治理标准,还应该确保生产国和社区能够获得负担得起的清洁能源,以及缓解气候变化影响所需的资源。对贫困国家的财政支持,绿色技术的开放共享,贸易规则的重写,结束双受监管的恶性竞争--美国应该与中国合作来实现这些变化。这样做不仅是一个全球正义的问题,也是对我们共同安全和集体生存的投资。”

    该信最后强调,“在对全球社区造成严重破坏的气候紧急情况下,通往宜居未来的道路需要植根于全球合作、资源共享和团结的新国际主义。我们星球的未来完全取决于结束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新冷战。”根据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报导,事实上,这并不是美国的进步派(progressives )团体第一次借用气候议题抨击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方向。今年5月,至少4名著名的极左派议员和60个活动团体呼吁拜登不要把中国变成“21世纪的苏联”。

    作为国会民主党激进派“四人小队”成员之一的奥马尔(Ilhan Omar)众议员就曾说,“我们需要区分对中国政府人权记录的合理批评和冷战心态,这种心态将中国作为我们国内问题的替罪羊,并将美籍华人妖魔化。”另在两周前,28个团体发表联名信要求民主党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支持稀释此前由参议院通过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的众院版,以寻求“一个在与中国的竞争中采取更加平衡和合理的国家安全方针”。其中多个团体都参与了上述两封联名信的签署。

    报导指,这种压力并没有松懈。代表加州的进步派众议员卡纳(Ro Khanna)就提出,“我们需要一个对中国的战略方针,优先考虑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同时为气候变化和其他全球问题创造合作空间。我将采取竞争性合作的方法”。他认为,“现在说(拜登)政府的方法将如何发展还为时尚早”。这些人的观点则与温和或建制派的民主党高层产生了分歧,例如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Bob Menendez)及提出和推动《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参议院版本的民主党领袖舒默(Chuck Schumer)等。他们认为中方的侵略性行为必须面临来自美国的坚决反制。

    梅嫩德斯在4月份说,“毫无疑问,中国和习近平领导的共产党的超民族主义品牌不同于美国所面临的任何挑战”。对此,一些美国的进步派人士并不信服,因为他们已经看到更广泛的美中对峙渗入了气候变化的努力。例如,拜登政府6月24日宣布,禁止中国新疆合盛硅业公司及其子公司生产的用于太阳能电池板的关键材料进入美国市场,因为其被指参与了新疆的强迫劳动。针对进步派团体以气候问题向拜登施压要求华盛顿改善对华关系的提议,同样也在近日引发了怀疑者和反对派的回应。

    一些人指出,在今年3月的中美高层阿拉斯加会谈上也曾出现过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向与会的布林肯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批评美国人权记录的事例。杨洁篪在会上说, “美国存在的人权问题是根深蒂固的,不是过去四年就存在的,对黑人的屠杀,早就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想我们两国最好自己管好自己的事儿,不要转移矛头,把国内的问题没解决好,转移到国际上去。”

    他这一用民主党人在野时就美国内政批评共和党人当政者的叙述方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当时显然使拜登的这两位亲信吃了哑巴亏。沙利文在杨洁篪发言后也不得已用诸如,“一个自信的国家能够认真审视自己的缺点并且时刻寻求改进。这是美国的秘诀”之类的话语来打圆场挣回几分薄面。不过也有人指出,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事关重大且冲击全球确实不可忽略,美中需要对其作出应对则确实不无道理。

    对这份最新由40多个进步派团体发表的联名信,《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石宇(Isaac Stone Fish)10日撰写文章作出了回应。他的文章的题目是,“亲爱的进步派人士。你不能通过对中国服软来应对气候变化”。石宇指出,“信中免除了中国对人权的侵犯和其对美国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而是声称两国可合作‘支持国际最佳做法’的人权标准”。他称,“鉴于中国对维吾尔人、香港和西藏(以及其他地方)的残酷镇压,这种说法令人惊叹。简而言之,签署这封信的进步派团体暗示,虽然美国让我们陷入这场危机,但我们可以鼓励中国来拯救我们。”

    石宇称,“这封信的开头是真实的陈述,即‘气候变化是一场全球危机’。但紧接着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即‘应对它需要全球合作’。事实上,反制中国是一个更有效、更现实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他说,“与中国合作减少了美国推动中国减排的筹码。北京和华盛顿以两种非常不同的方式就气候变化进行谈判”。石宇补充说,“正如学者艾立信(Andrew S. Erickson)和柯林斯(Gabriel Collins)在最近的《外交事务》杂志一文中解释的那样,美国将气候变化分割开来,而中国则将其与双边关系的其他部分联系起来”。他续指,“因此,与中国谈判需要在其他领域,如贸易或人权方面做出让步;这些决定既不明智,也在政治上不可行。”

    石宇说,“如果美国继续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挑战中国,进步派人士认为会发生什么?北京将被动地建造更多的煤厂?事实是,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损失远大于美国”。他说,“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国,排放的温室气体比其他发达国家的总和还要多,而空气和水质量不达标的负担绝大部分落在中国人身上。”他谈到,“近6亿人生活在中国人口稠密的沿海省份,即使海平面上升一厘米,也可能淹没内陆地区逾9米(到2100年海平面可能至少上升50厘米)”。

    石宇说,“世界上风险最大的城市位于中国低洼的珠江三角洲,这里是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地带,据估计,本世纪洪水将造成至少数百亿美元的损失。其他问题,包括西藏的冰川融化和中国北部的沙漠化,使这一严峻的现实更加复杂。”他补充说,“事实上,北京更需要美国在气候方面的合作,而不是相反。气候行动对中国来说是必要的,因此,对中共的合法性来说也是必要的;如果美国在一个更符合该党利益的问题上妥协,与中国达成协议,就会削弱自己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石宇说,“例如,针对那些直接受益于中国廉价煤炭价格的中国制造商,(这样做)既能帮助他们的美国竞争对手,又能激励中国出口商减少对煤炭的依赖。” 他续指,“ 没有调查和讨论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由,就不可能有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言论自由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但是鼓吹与北京的合作关系破坏了关于气候变化的全球讨论”。石宇说,“它降低了全球非营利组织作为健全和理智政策倡导者的有效性。对中共采取‘一瞑不视’的立场,有助于其压制国内的不同意见,包括对环境政策的批评声音,而推动关于中国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同观点,有助于中共作出更明智的政策决定。”

    石宇说,“在中国设有办事处的主要国际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特别是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发现自己被逼到了绝境。为了保护其当地员工的安全,并确保他们能够接触到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他们赞扬中国的进步,并对党的领导层的(气候)声明大献殷勤,即使中国的排放量逐年增长,而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排放量却在下降”。(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说:“建立一个更可持续的未来意味着帮助中国解决对国内和全球都有影响的污染。这就是我们正在努力做的事情”。 绿色和平组织没有对评论请求作出回应。)

    石宇说,“与作为全球绿色技术领先者的中国公司的合作呢?无论拜登政府如何优先考虑应对气候变化,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关系将持续存在。随着供应链的不断分化,美国企业必须明白,依赖中国企业的绿色技术的成本已经开始超过收益。”他称,“‘与中国合作来应对气候变化’,听起来是一个舒缓而实用的解决方案。但这是建立在对中共、其行事方式以及将其专制议程强加给其人民和邻国的决心有严重缺陷的假设之上。”他补充说,“应对气候变化确实是一个全球性的当务之急。但向北京献媚并不是推进这一目标的方式。”

    此外,《外交政策》杂志于9日刊登了由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出版社的一名编辑斯塔什维克(Steven Stashwick ) 撰写的题为,“美中竞争仍能产生气候方面的胜利”的文章。他写道,“(就气候变化问题)毋庸置疑,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是可怕的。像上个月在北美和西伯利亚发生的破纪录的热浪,以及持续的干旱和破坏性的野火这样由气候变化引发的灾难只会变得更常见和更严重,即使大幅减少碳排放。” 斯塔什维克说,“然而,这份信将问题归结为美国对中国的‘冷战思维’,从而破坏了自己的主张。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这都是在对一个长期以来的中方论点进行鹦鹉学舌,不可能使白宫更容易接受其论点”。

    斯塔什维克说,“尽管美国当然没有理由与中国进行无端的争斗,但当中国尖锐的‘战狼外交’和国家媒体公开和定期嘲笑美国,并威胁日本、澳大利亚和欧洲等盟友及关键贸易和安全伙伴时,断言问题主要出在美国方面,是一种幻想。”他说,“信中没有直接提到中国对人权的侵犯,如对新疆维吾尔人的镇压,对香港的政治镇压,或对台湾自治的长期威胁。它担心美国的竞争性做法对中国‘普通人的福祉’毫无帮助,而信的发起者的代表坚持认为气候合作并不能免除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权侵犯行为”。

    斯塔什维克称,“但是,无论其签署者是否承认,这封信的实际含义是,这种关切并没有延伸到那些受压迫或受威胁人口的福祉,因为它没有为美国留下任何强制工具来影响中国的国内或国际行为。”他在文中还写道,“气候倡导者和一些对华鹰派人士都有一个误解,那就是认为中国对气候目标的坚持是通过美国的让步换来的;前者将其视为气候合作的先决条件,后者则是根本避免合作的理由。”他说,“即使美国帮助迎来了2014年与中国达成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进而使《巴黎协定》得以在2015年达成,中国也从未将环境承诺作为对美国的恩惠或作为回报。”

    斯塔什维克指出,“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缺水和粮食安全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变得更糟”。他说,“尽管中国领导人感到有很大的压力要保持经济增长率,往往使用非生产性的基础设施投资,仅仅为了达到一个基准而产生不必要的额外碳排放--他们知道中国的持续繁荣、中共的合法性和中国的全球地位取决于有意义的气候行动”。斯塔什维克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将他的个人声誉和遗产押在使中国成为气候领袖和实现‘生态文明’上。”他总结道,“将中国在国内的镇压侵权行为及其对台湾等地的潜在威胁与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关键作用相协调,可能是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在中期内面临的最棘手的外交政策挑战,但忽视前者而为后者服务,对两者都没有提供解决办法。”

    在拜登政府方面,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John Kerry)5月12日曾向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表示,在经过实质性气候谈判,中国在应对气候问题方面已经“有所行动”。他称,但拜登政府并不仅仅是 “依靠某人的话”来确保中国履行其气候承诺。就美中对气候问题的谈判,克里在听证会上表示,“这不是一个以信任取胜的问题” 。他补充说,“如果我们只是建立一种信任的事情,那将是愚蠢和渎职的。”

    克里说,习近平称气候变化是一场“危机”,这相当于取得了进展,正如后者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公开表示,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克里透露说,在上月与中方官员的会谈因中国资助海外燃煤电厂而变得“非常激烈”。他强调,这将破坏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升温不超过1.5摄氏度目标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