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是胡人建立、「汉族」概念更是东晋被逐出中原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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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骑马士兵壁画。（Public Domain）(photo:UpMedia)在晋朝首任皇帝武帝的时代，出现了史上第一座命名为「中华门」、现已不存的建筑物：
晋建国之初，武帝司马炎便参考过去王朝的先例，制定正月朝贺皇帝的规矩。上列引文是描述朝贺开始前的准备阶段，其中皇帝出席的必经之路，就是「云龙东中华门」。
接着在《宋书》礼志，武帝泰始十年（二七四）的诏书中，也记载了谒见皇帝皇后的规矩。其中廷尉监（负责取缔犯罪的高级法官）待命的场所，就是东西中华门。
《晋书》中也有另外一处提到「中华门」。五胡十六国时代，羯族的石勒从匈奴刘渊的汉（前赵）当中独立出来，建立后赵。在后赵第六任君主石鉴的时代，东晋永和四年（三四八）的记录曾经出现「西中华门」字样。看样子应该是晋灭亡后，占据中原的骑马民族继承了武帝的中华门吧！
*(photo:UpMedia)魏晋时期，骑马民族入主中原，晋皇室南逃。（Public Domain）
彼时的「中华」不是现在的「中华」
因为在《三国志》中不曾见过，是故以「中华门」为名的建筑物，应该是在晋朝建国初期的三世纪下半叶，由首任皇帝武帝司马炎所创设的。
既然如此，「中华门」这个名称的出处又是从何而来呢？当我们从《晋书》中寻求答案时， 诸桥《大汉和》中举出的〈天文志〉，就成了重要提示：
拥有五星的紫微是天帝的宝座，也是天帝常居之处。太微是天帝的门庭，其东西分别有太阳门和中华门。
这样看来，武帝应该是借用天界的门名，来为自己的门命名吧！
这个时代，「华」已经作为中原或中原文明的表征词而登场，但是「中华」这个语汇还没有出现。
晋朝灭亡
太熙元年（二九○），以昏庸愚昧闻名的晋朝第二任皇帝—惠帝司马衷（在位二九○—三○ 六）即位。以这次皇位继承为导火线，司马家族内部展开了政治斗争，国家也因此大乱。惠帝将皇族分封为王、派遣到各地，结果诸王纷纷组织起军队，化为军阀。武帝的皇后杨太后一族也专横跋扈；杨太后打算拉拢位在现今山西省的南匈奴单于刘渊（生年二五一年？），企图利用他的力量，于是任命刘渊为五部大都督、建威将军，统率原本五部分离、拥有五万兵力的全体匈奴。可是皇后贾氏借助了汝南王和楚王两王的力量，抹杀了皇太后的势力，将实权掌握在手中。十年后，贾皇后谋杀了皇太子，结果导致内乱正式爆发；赵王伦（宣帝司马懿的第九子）排除了贾氏一族，奉惠帝为太上皇，将他软禁在金墉城（汉魏洛阳城的西北角），自立为皇帝。面对这种局势， 诸王一同起兵，最后诛戮赵王，混乱看起来也获得平息。
可是，以这起事变为契机，诸王的抗争开始表面化，这就是导致晋亡国的内乱—八王之乱（三○○—三○六）。
晋永兴三年（三○六），司马懿弟弟的孙子东海王越，拥立第三代皇帝怀帝司马炽（在位三○ 六—三一三），八王之乱终于落幕。
这时候，晋距离灭亡剩下的时间，仅仅十年而已。
就在动乱正值高潮的永兴元年（三○四），刘渊称大单于，十月在离石（山西省离石市）左国城称王（在位三○四—三一○）。刘渊是冒顿单于的子孙，因为冒顿曾经娶汉高祖刘邦的公主为妻，所以他自称是汉朝的后继者。对继承了匈奴与汉朝血脉的刘渊，杉山正明称他为「贵种中的贵种」。刘渊的容姿据《晋书》（载记第一）所述，「姿仪魁伟，身长八尺四寸」；当时的一尺约二十四公分，因此刘渊是个身高两公尺、流有浓烈西方血统的高大美男子。
不久后，刘渊在平阳（山西省临汾市）即帝位，建国号为汉，宣示自己继承了过去的汉帝国。这是最初的骑马民族王朝，也是三二九年便灭亡的短命王朝（三一八年改称赵，通称为前赵）。
对于刘渊在历史上的定位，川胜义雄（一九二二—八四，前京都大学教授，专攻东洋史）这样说：
自刘渊建国的三○四年，到北魏灭亡北凉的四三九年，这一百三十六年的动乱时代，就是五胡十六国。
刘渊帐下的核心是他的第四个儿子、文武双全的刘聪（生年不详—三一八）；其他还有汉人王弥（生年不详—三一一）、羯人石勒（二七四—三三三）等各式各样的人才，换言之就是一支多国籍部队。
羯族一般被认为是匈奴的别部，不过因为他们具有深目、高鼻、多髯等特征，所以很可能其实是中亚系的民族。据中国着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一八九○—一九六九）所言（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羯族是月氏人，石姓则是出自石国（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塔什干）。
这个时代也有投身匈奴阵营的汉人。虽然是晚期的情况，不过留在华北的知名汉人就算投奔南朝，也很难在逐渐巩固的朝廷体制中谋得一席之地。因此，这些汉人投身骑马民族王朝，应该是想把自己在汉人王朝当中难以实现的理想，透过异民族王朝使之成为现实吧！关于这种现象的背景，谷川道雄（一九二五—二○一三，京都大学荣誉教授，专攻东洋史）如是说：
据三崎良章（专攻东亚史、中国古代史）在《五胡十六国：中国史上的民族大迁徙》中所述， 前赵是个由两百二十万的汉人与四百万的五胡所共同组成的国家。
要探索中华概念建立的背景，最大的课题就是骑马民族与中华之间的关联。为了验证这点， 我们至少必须确认在正史中登场、所有关于「中华」的用法才行。可是，要怎么从庞大的正史中进行这样的检索呢？为我解决这个难题的，是我的老友—时任京都大学教授、专研中国文学的高田时雄先生。他透过台湾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ASCC）的资料库，对二十四史中关于「中华」的用法进行了检索。
*(photo:UpMedia)五胡十六国时期地图。（Public Domain）
「中华」概念出自骑马民族
当我综观这些庞大的资料后，赫然发现在《魏书》中，有一段文字写着「唯我皇魏之奄有中华」。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皇魏（北魏）统治了整个中华」，也是北魏对「中华」的标榜。这是北魏第六任皇帝孝文帝时代的记录。看到这段文句的当下，我立刻确信自己这篇文章的论述方向，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中华」至少在北魏这个时代，是骑马民族所独占的概念。
不只如此，我还有一个更大的发现，那就是「中华」并非首先出现在《魏书》，而是在年代更早的《晋书》中便已登场。
永嘉五年（三一一年），也就是晋朝面临灭亡危机的这一年，「中华」这个词，在一份向皇帝提出的上奏（提案的文件）中，有点唐突地首次在正史登场。通常，正史的文章是由「补充说明」、「对话」、「诏令与上表」所构成。补充说明虽然大多是根据当时的记录而成，但或多或少会受到撰史者在编纂当时的考量、亦即当时的价值观所影响。至于对话，虽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在编纂的时候，有可能会受到撰史者的增添削减，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能传达出原本时代的氛围。另一方面，皇帝的诏令、以及臣子向皇帝的提议（亦即所谓上表），则能更正确反映出该王朝对于时代的认知与理解。
这份上表的内容是这样的：
当时，刘乔以威远将军、豫州刺史的身分，驻扎在抗敌的最前线；他的治所在河南省淮阳县，是当地的最高军事长官。东海王司马越打算撤换他的刺史职务，改以自己的亲信代之，年逾六十、身经百战的勇将刘乔则以「没有天子命令」为由，拒绝了司马越的要求。愤怒的司马越于是准备讨伐刘乔，这时一位官员（刘弘）向皇帝直接陈情，希望能终止这种内讧。刘弘的意思是：「边境没有对骑马民族的防备，股肱之臣也没有为国效忠之心，中华这个框架的控制力愈来愈薄弱。」由此可以看出，他所说的「中华」，指的是与国体密切相连的中华，亦即「皇帝所掌控的现实世界」，也就是晋朝。
可能是西晋建国之后意气昂扬，所以晋武帝的宫廷才头一次将具有实体的「华」和「中」组合起来，併称为「中华」吧！毕竟，要说作为西晋象征的词汇，会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突然出现，实在很难想像。不过，这仍属于推测的范围。
「汉」是东晋被逐出中原以后才有
这时候也还没有「汉」这个民族称唿；「汉」是东晋被五胡逐出中原以后才有的称唿，因此这时候的中华，也不能认定为具体的民族集团。如果硬要从领域来解释的话，那就是指当时晋的版图，也就是中原地区。
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中的「中华原本指的是黄河流域」一说，就是根基于这段记载吧！ 毕竟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中华」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上。
据这项记录推断，自西元三世纪下半叶（二七四年）「中华门」出现以降，虽然确切时间不定，但到永嘉五年（三一一年）的三十余年间，晋朝宫廷应该已经开始使用「中华」这个语汇了。
刘弘的陈情产生了效果，这项讨伐计画最后无疾而终。不久后司马越为了讨伐动向不稳的羯人石勒，率领两万兵力从首都洛阳出发，却在战阵中病殁。军队为了将他的遗体归葬故国东海而继续往东，结果遭到石勒的骑马军团蹂躏、全军覆没，他的灵柩也被烧毁。
※本文摘取自《何谓中华、何谓汉：追逐彩虹的草原男儿》，八旗出版。
*(photo:UpMedia)作者简介
后藤多闻（ごとう たもん）
一九四四年生于日本大坂市。京都大学大学院中国文学研究科硕士课程修毕。长期任职于NHK，担任新闻工作者与节目制作人，曾制作《故宫──从故宫珍藏所见的中华五千年》（故宫～至宝が语る中华五千年）、《骑马民族的止步之地──北朝鲜历史纪行》（骑马民族の道はるか～北朝鲜歴史纪行）、《大草原的祭典──蒙古》（大草原の祭り～モンゴル）等节目。
历任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客座教授、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客座教授、平山郁夫丝路美术馆理事。另着有《遥远的不丹──喜玛拉雅山的佛教王国》（遥かなるブータン―ヒマラヤのラマ教王国をゆく，1995）、《两个故宫》（ふたつの故宫，1999）。
译者简介
郑天恩
台湾大学历史所硕士，曾任出版社日文编辑，现为专职翻译。译有《文明的游牧史观》、《凯尔特．最初的欧洲》、《人民解放军的真相》、《曾经以为中国最幸福》（以上由八旗文化出版）、《来自择捉岛的紧急电报》、《最后的帝国军人》、《珍珠港》、《东方直布罗陀争霸战》、《日本人的界限》（合译）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