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汉学家：西安封城问题的根源是行政等级制度下的竞争

[WendyWu]

奥地利汉学家：西安封城问题的根源是行政等级制度下的竞争(photo:RFA)

西安因为新冠疫情而实施封城措施已经十七天，但当地民众对本地政府管理失序、后勤保障不及时等问题怨声载道。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克礼(Christian Göbel)教授观察到，西安防疫措施出现种种状况可能与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有关。本台记者王允就此专访了顾克礼教授。以下是本次专访的内容。

西安新冠疫情再起，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顾克礼博士就一直紧密跟踪微博等社交媒体上的相关讨论。

近日，顾克礼在推特上评论说，微博上对西安防疫措施有两极化的评论，一些人抱怨食物供给不及时，但也有些人说他们已经得到了政府安排的食物。但顾克礼也注意到，对食物供给的抱怨大多来自西安六大主城区，尤其是雁塔区。

根据极目新闻等大陆媒体的报道，雁塔区12月18日上午就开始实施封控管理。但到当天晚上，雁塔区政府又发出致歉声明，表示收回封控措施。几天之后，西安市政府才又宣布全面封城措施。

记者：“这个过程中，雁塔区收了又放，放了又收，这显得似乎很混乱，这里面主要的问题时什么？”

顾克礼：“西安的情况正说明了地方管理上的协调问题，地方上的政府有职责，他们负责实施防范新冠疫情的政策。但与此同时，他们需要从上级获得授权。在雁塔区案例中发生的情况是，当新冠病例发生后，当地政府封锁了该地区，这与新冠防疫政策是相符合的，与清零政策一致。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没有和上级请示，这里面应该有一个包含文件等在内的过程。这显然需要一点的时间，上级要对之下达决策。但不到一天的时间，上级就说你不能在没有文件程序的情况下这么做，所以雁塔区只好道歉并重新开放。”

部分西安居民2022年1月4日正在接受核酸检测（法新社）(photo:RFA)

顾克礼说，问题的关键是疫情防控的职责是下放了，但控制权还保持在上级手中。上级作出决策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样就延缓了反映的速度。顾克礼强调，这种协调问题只是新冠疫情当中表现出来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病之一。

记者：“那么，中国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

顾克礼：“中国的地方管理体制我认为是行政等级下的竞争机制。在这种体制中，政策的管理目标是等级体制中的上级确立的，下级必须去实现；但同时下级之间有竞争关系，如果他们在竞争中表现良好，就会得到奖励。”

顾克礼认为，这种体制有它的优势，即比较灵活。在实践中，中央政府并不会管控得太严格，他们只会说，我们需要新冠清零，我们需要道路增加10%，或者需要更好的学校教育等等，他们给出的是比较宽泛的政策目标。但随着在这个等级体系中，越往下，其目标就越来越具体，地方政府必须让政策的实施符合本地的情况。但这种体制有其弊端，其中之一是偏于数字化管理。

记者：“数字化管理为什么是一种弊端？”

顾克礼：“武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管理鼓励了在数据上的欺骗。包括武汉在内，中国所有地方早前都从萨斯危机中学到了流行病管控体系。但武汉回避了这个管控体系，他们害怕承认当地发生了严重的事情，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中央政府对此感到不快，他们有可能丢了乌纱帽或其仕途受到其它影响。尤其是在2020年1月20日，习近平还作出指示说，不要让疫情干扰新春佳节。武汉的地方官就更有动机去掩盖实情。”

河南许昌2022年1月6日进行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病例后的大规模检测，图为身着防护服的医务人员正在收集棉签。（路透社图片）(photo:RFA)

顾克礼指出，这种等级下的竞争机制还有一个弊端在于，地方管理的效果取决于各地方不同的经济条件。西方并不都是富有的城市，这意味着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履行职责。

记者：“西安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的捉襟见肘被社交媒体传播后，有不少网友认为西安、武汉等地的防疫工作做得不如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等东部沿海城市。你认同这种评价吗？”

顾克礼：“还没有系统的数据来对不同地方的防疫成果进行比较，但我个人相信，北京、上海和杭州做得要比西安更好，因为他们更为富有，他们的资源更多。这与我刚才说的资源的重要性是一致的。而北京是首都，他们不能让疫情失控这种事情在那里发生，这里是权力中心所在地。”

在西安封城尚未解除之际，其它一些地方也相继宣布了严格的封控措施。河南禹州市在发现3例无症状感染者后，于1月2日宣布了封城措施。开封市于1月6日宣布了类似于封城的严格封控措施，公共场所、学校、饭馆等相继停止或限制运营。比邻北京的天津市在1月8日发现20例新冠病例后，随即于1月9日宣布了只出不进的政策。

记者：“现在各地方似乎是在相互竞争着看谁更加严厉，更有控制力，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顾克礼：“它们彼此之间需要竞争，看谁能达标，并且看谁更有创新，上级希望看到下级能有创新的举措。当中央政府下令必须达标，并且还要看谁能祭出好的办法。如果你有好的办法，其他人就可能效仿。你用这种办法，并写一个好的报告，如果你幸运，可能提交到中央政府手中，如果你更幸运一些，或许李克强、甚至习近平在文件上写一句，这是一个好办法。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你就是整个官僚体制中的超级明星。这就是竞争背后发生的情况。

但我认为，可能兼而有之。一方面，他们想显示，他们行动迅速，在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想避免发生西安那样的情况。”

记者：“按照你的说法，中国这种管理体制是行政等级下的竞争机制，这和中国政府体制是否民主是有关的吗？在西安或武汉发生的情况与是否民主有关系吗？”

顾克礼：“在民主国家当中，也同样可以有行政等级下的竞争机制。但很显然，有些情况是民主和非民主体制相互抵触的。武汉处理封城的方式，比如打人这类做法，以及西安发生的类似做法，这些情况在民主国家比较难以发生。另外，允许人们讲出自己的看法，让媒体去报道，没有信息控制等等，这些才是民主的标志。这些当然对结果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