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境内有6亿个监视镜头 监控已成中国日常、而西方世界正在靠拢
-
中国境内监视镜头铺天盖地。图为香港。（汤森路透）(photo:UpMedia)我记得当时有位在百度工作的朋友跟我解释，他们透过市场调查来了解用户比较喜欢何种审查方式，以增进用户体验。他们发现比起在发布贴文之前被阻止，用户更喜欢能够发表贴文，即便那篇贴文随即被删除下架。最后鲁炜试图增加潜在麻烦人物在网路上发文的风险。二○一三年，当局发布了反对「网路谣言」的政宣，导致许多有名的部落客被逮补，并在国家电视台上被公开羞辱。截至二○一五年，中国警方已经逮补了超过一万五千位所谓的「网路罪犯」，他们被逮捕的原因范围涵盖了所有被共产党视为没有帮助的内容。
如果说第一波中国网路浪潮着重于复制西方公司的成功范本、同时保护国内市场，下一个阶段则更重于革新而非模仿。许多中国公司已经做好准备，将触角伸向全球，并将自由与开放带离我们的生活中。
监控科技
商汤科技的总部，是最能见微知着的地方。放着虚拟实境游戏与美容泸镜软体的展示柜旁，商汤科技展示了北京新型的监控情况。模组之一显示了闭路式监视器如何拍摄路上车辆跟行人，演算法将镜头特写在个人或团体的行为上，以监测任何可疑的活动，这项科技既引人入胜，又同时让人非常不安。另一家与商汤科技竞争的公司，展示了更具戏剧效果的商品，他们播放了二○一三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画面，宣称若美国当时使用他们公司的演算法，便能在爆炸案发生前发现恐怖份子，且有充分的时间将他们绳之以法。这显现了「预防犯罪」（Pre-crime prevention）已不只是史蒂芬．史匹柏的科幻电影情节，而是中国境内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有人推估，中国国内可能有高达六亿个监控摄影机，Covid-19疫情期间加装了更多摄影机。商汤科技正建立五个超级电脑来处理他们自己开发的Viper系统里的监控画面（他们的目标是确保系统能同时分析十万台以上摄影机的资料）。
*(photo:UpMedia)有人推估，中国国内可能有高达六亿个监控摄影机。图为中国上海市街头。（汤森路透）
如商汤科技一般的新创公司所开发的监控科技，已在新疆穆斯林主要居住区测试，因北京政权担心此区域会成为伊斯兰教的极端主义（Extremism）与分裂主义（Secessionism）的温床。充斥各地的摄影机扫描着人口，而演算法也被训练到能够从一千一百万人口中分辨谁是穆斯林，谁不是伊斯兰教徒。根据《纽约时报》的报导指出，商汤科技这项技术已创造出监控网络，同时利用人工智慧进行种族归纳（Racial profiling），被用来储存与分析人口的基因资讯、车牌号码、社群媒体活动、宗教活动、交友圈和迁徙活动。最近外洩的资料显示出，中国警察依人民有无亲友在国外、是否穿着伊斯兰传统服饰，或有否对政府申请请愿等类别，生成一份「不可信赖」人口名单。各地区、城市、以及路上各警察哨口，以这份名单被用以当作警察选择阻拦、盘查、质问人选的依据。
暴力镇压
借由一连串如「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的专项行动之名，作暴力镇压之实，中国政府已经围捕且拘留超过百万的市民于拘留营中，对他们进行思想灌输、强迫劳动、甚至是绝育等行径。面对着国际舆论，北京试图称这些拘留营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但谴责随机种族清洗的非营利组织，如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等，并没有被这样的说词说服。而在中国直接订定的新规定之下，这些摄影机科技也在香港被使用，这也是为什么香港的示威者需要穿戴黑色口罩的原因。
另一个监控科技的试验场在山东省的荣成市：于二○一五年，所谓的「社会信用制度」首次实行。「信用分数」试图搜集所有关于中国居民的数据，并且借由分数来评断人民为好、坏居民。以此所有的居民都有最高可达九百分的评分。如果有人在红灯时横越马路，那个人会失去二十分，同时大萤幕墙会投放他的脸。人民如果有其他的不当行为，也都会被扣分，比如：在社会中活跃的保护劳权、征求群体议价、或与已知的「麻烦制造者」当朋友。这项科技最终的目标，是利用人工智慧以及大数据，在反政府行为、纷争以及罪犯发生之前就侦测到他们的存在。
*(photo:UpMedia)中国北京街头一角的监视器。（汤森路透）
这是我们想要的网际网路吗？
Facebook的CEO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于二○一九年在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演讲，或许是对于中国网际网路最适切的形容之一。当时他在一个镶满橡木的礼堂中，穿着他的招牌黑色上衣，走向宏雄伟的木制讲台，他从驱动Facebook的两项远大壮志开始讲起：连结世界，以及给予人们发言权。他说，北京，是这两项壮志的最大威胁。「中国在建造自己网际网路的过程中，所在乎的价值观与我们非常不同，」他疾唿：「中国正把中国版本的网际网路外销到其他国家」。他感叹道，十年前几乎所有的大型网际网路平台都是美国的， 而如今全球前十大平台中，就有六个是中国的平台。「这是我们想要的网际网路吗？」他问。
*(photo:UpMedia)祖克柏曾极力尝试，包括拜访北京、登上长城等，希望让中国政府高层对他有好印象。（汤森路透）
祖克柏的演讲之所以特别令人注目，是因为他比任何美国科技领袖都更认真的尝试，希望中国政治领袖对他刮目相看。二○一四年祖克柏为中国审查制度的门面鲁炜，安排了一个私人的中文Facebook总部导览，他甚至让鲁炜坐在自己桌前，而桌子上就放着一本习近平的言讲选集。「这本书是我买给我同事的。」祖克柏说：「我想要他们了解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二○一五年祖克柏在白宫见到习近平总书记，他再次炫耀自己的中文能力，并询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否愿意，为他当时还未出世的小孩取一个中文名字？（习近平以责任太重大为由，当场婉拒了）。同年稍晚，祖克柏又再一次尝试讨好中方。他拜访了阎学通的母校清华大学，并发表了二十分钟的中文演说。
为什么祖克柏的态度有如此大的转变？是认知到打入中国市场的企图永远无法成功吗？还是因美国渐渐对中国产生厌恶，而选择讨好美国的政治阶层呢？或其实是想将中国呈现为巨大威胁，意图把Facebook的各种监控，以及因数据恣意使用行为所致的批评，四两拨千斤的转移掉呢？不论原因为何，有趣的是；即使祖克柏转变了他对于中国网际网路道德标准的公众态度，他的许多同事还是私下尝试模仿中国网际网路巨头，如：微信、抖音（Tiktok）所採取的商业模式。
从许多方面来说，西方世界正变得更中国化。对我来说，在我拜访Facebook的帕罗奥图总公司时，我才第一次了解到中美双方，在使用资料方式的各个面向趋于一致。我理解到为什么人们对于中国的「监控政府」（Surveillance state）时所感到的恐惧，很像面对美国的「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时所出现的感受。这是个诡异循环，当初我们认为网际网路会将我们聚集在一起，中国则因为担心网际网路会改变他们，而开始策略性的对网际网路脱钩。但现在中国的公司是如此的成功，反而是西方的公司开始模仿中国的商业模式。这个趋于一致的现象，正在增加纷争产生的机会。
※本文摘取自《连结之战：网路、经济、移民如何成为武器》，行人出版。
*(photo:UpMedia)马克．里欧纳德（Mark Leonard）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执行长及共同创办人，其委员会有三百位欧洲领导人，包括现任以及前任总统、总理、经济及外交部长。
曾任职欧洲改革中心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担任外交政策中心（Foreign Policy Centre）创始主任、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大西洋两岸代表的身分驻美，并曾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学人的身分旅居北京。
里欧纳德的论文和文章散见于大西洋两岸的杂志书报，包括《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卫报》（The Guardian）、《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观察者报》（The Spectator）、《太阳报》（The Sun）、《解放报》（Libration）、《世界报》（Die Welt）和《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等。
马克．里欧纳德也是《欧洲如何打造21世纪？》（Why Europe Will Run the 21st Century？）及《中国怎么想？ 》（What Does China Think?）作者。现居于伦敦与柏林。译者简介
王眞如
影像及剧场表演者、戏剧构作、声音训练老师及译者。
台北艺术大学电影创作学系表演组学士，英国皇家中央演讲戏剧学院（Royal Central School of Speech and Drama）声音训练（Voice Studies: Teaching and Coaching）创作硕士（MFA），现居伦敦，任教于现场及纪录艺术学院（The Academy of Live & Recorded Arts）等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