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公共住宅政策举世闻名 新加坡人却时时担心流落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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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租赁组屋。(Pixabay)(photo:UpMedia)
    新加坡租赁组屋。(Pixabay)(photo:UpMedia)

    生活在当代新加坡,我们被消费主义包围,随处可见大型购物中心、广告和携带名牌商品的人:从背包到运动鞋、从皮包到手机。搭乘捷运通勤时,我们会发现很多车站都连接购物中心。一位单亲妈妈告诉我,很怕经过她家附近的购物中心,那间购物中心正好和离她家最近的捷运站相连,因为六岁的女儿会要求她「买这个,买那个」。在手头拮据的情况下,置身于这种消费主义环境中,彷彿不断提醒她无法满足孩子的愿望。

    许多受访者从事服务业,例如居家清洁、在加油站工作,或是旅馆、购物中心、大楼的清洁工,不然就是负责送餐、搬家或担任收银员。他们每天和比自己有钱的人接触。在这些环境下,收入较高的人对低收入者经常视而不见,但是对于服务别人的人来说,低收入者显然不可能无视对方。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有时得跟着无法请人带小孩的父母一起工作;我遇过一对母女,妈妈有时会带小女儿一起打扫房屋,妈妈告诉我,她们去监狱探视女儿的父亲时,小女儿会向父亲描述大楼里的游泳池。无论是成年人或孩都清楚感受到自己拥有的东西比别人少、感觉自己不如人。

    「正常的新加坡模式」

    社会规范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我们往往认为自己独立思考,也能决定要做什么、然后就去做。事实上,正如我在早期和最近研究中发现的,我们对于未来的可能性、欲望、自我的概念,都深受环境影响。在新加坡,很多人相信生活要依循单一的「正常」路径:念书、取得文凭、找到好工作、存公积金、认识结婚对象、排队申请购买组屋、每月把一部分薪水转到公积金帐户支付房贷、登记结婚、举行婚礼、搬进组屋、生育两到三个孩子、照顾年迈的双亲。这些规范之所以出现,是来自于新加坡人在政策法规之间的穿梭,以及政府机关与人民的各种互动。多年来,这样的互动不断重复,使我们开始相信并接受这个过程和路径是「正常的」做法。正如中产阶级新加坡人告诉我的,这就是「正常的新加坡模式」。

    按照这个版本:就学、就业、成家、组织特定的家庭类型,就算是正常生活,而低收入者则被视为例外,他们在申请组屋、公共援助,以及在与社工互动时,都经常被提醒自己是异类。

    建屋发展局无意驱逐任何人。租到组屋并不容易,但是一旦入住,事实上就不太可能被赶走,不过我竟然是最近才得知此事。在我拜访租赁组屋的三年中,我从居民那里得到的感觉是,他们认为自己的住房状况很不稳定、缺乏保障。他们会说那里不是真正的家,担心自己拖欠租金;他们提到希望购买自己的组屋,这样一旦发生任何不测,孩子才不会无家可归。他们还告诉我,看过邻居被锁在门外、物品被清空。有些人给我看他们拖欠几个月房租后收到的信件,看起来就像驱逐通知。我向建屋发展局的人提及住户的不安全感时,他们真的非常惊讶。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无意让任何人流落街头。如果建屋发展局无意驱逐,租赁组屋的居民为何会有这么大的不安全感?

    *(photo:Up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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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当地报纸刊登的(私人)大楼广告。(张优远摄,2015年。联经提供)

    答案要从大环境来看,第一是无家可归的经验;第二是规则、流程、续约的经验;第三则是整体社会对于自有房产的信念。

    我们为何感受到我们的感受,并相信我们所相信的?世人的经验及我们在周围看到的一切,形成我们的感受和信念。

    流落街头

    对我的受访者来说,流落街头并非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 註更多根据最近的街头调查,一群社工和义工光是一个晚上,在二十五处,就发现一百八十人睡在街上。参见Neo与Ng(2017);Paulo与Goh(2017);Kok(2017)。新加坡的游民问题可能不像其他城市那么严重,不过依然存在,许多租赁组屋的房客在这方面都有第一手的知识或经验。许多人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无家可归:有些人住在公园的帐篷或车子里;有些得借住亲戚家;有些人为了不造成别人困扰,必须在不同亲戚家间搬来搬去;许多人收留因为家庭、工作或健康因素,必须到处搬迁的家庭成员。一位女性向我描述终于住进自己的租赁组屋后,松了多大一口气,她有很多年一直睡在父母住所的客厅。由于父母与另一个家庭合住,她必须趁其他人不在时睡觉,才不用担心自己睡相不佳。假使一个人经历过不断搬迁、没有固定住所的生活,就算住进租赁组屋,不安全感可能依然伴随着他们。根据这样的生活经历,有安全感才是不理智的。

    尽管建屋发展局无意让任何人流落街头,但是整体程序给人的感觉并非如此。房客必须定期更新租约, 註更多根据「公共出租住宅计画」(Public Rental Scheme),租约必须每两年续签一次。如果所有房客都年满六十岁,则是每三年续签一次。根据建屋发展局的「临时租屋计画」(Interim Rental Housing Scheme),从二○○九年至二○一一年,租约是每半年续签一次,从二○一一年开始则是每年续签一次。要提交各式文件,尤其是关于收入的证明,一旦收入增加,租金也会随之增加。接受我访谈的几个人都抱怨这件事:他们努力工作,设法提升收入,却马上因为租金调涨而消失。频繁的更新手续让他们觉得缺乏保障、无法掌控自己的住房状况。一旦租金逾期未付,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历,收到的催缴通知更加剧他们的焦虑和不安全感。

    新加坡的住房自有率相当高,代表人们普遍相信只有拥有房产,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感。这个观念也许不全然正确,不过大家都这么认为。住房制度和房地产市场确实仰赖这样的信念。尽管我遇到的很多人可能永远买不起房子,但他们也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拥有相同的社会规范和信念。

    在这座人均所得于世界名列前茅的城市,有些人的生活条件正如同我所描述的:空间太小,父母和孩子必须睡在同一间卧室;担心自己流落街头;每个月到了某个时间点就开始透支;居住环境过度密集,导致垃圾和臭虫成为挥之不去的问题;主要的娱乐是看电视;每天都有传单或标语提醒他们住家附近有多危险;为了省钱而不开灯;得煮热水让孩子洗热水澡;家里摆满有钱人丢弃的物品。

    *(photo:Up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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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哪一座城市?(张优远摄,2016年。联经提供)

    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经历不平等

    我们必须把上述景象放在新加坡闪亮的购物中心、豪华轿车、iPhone和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皮包中检视。新加坡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宜居城市」、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画(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的分数名列前茅、拥有亚洲最好的大学、住房自有率数一数二。租赁组屋的生活条件却那么糟,居民缺乏安全感和尊严,这些都是新加坡日常生活的现实。

    华康德(Loïc Wacquant)描述美国和欧洲城市的低收入社区,认为「地域污名化」(territorial stigmatization)对人们的感受和行为造成强烈的负面影响。 假使一个地区被污名化,例如由于破烂不堪、代表该区居民失败的讯息随处可见,以及缺乏重要资源,该区的居民就会发展出应对机制,包括相互疏远、彼此诋毁、自扫门前雪,以及一有机会就马上离开该区等。如果一个区域不符合一般的城市规范,就会损害社区关系与居民对自身社会价值的感受。

    在新加坡,低收入租赁组屋的负面形象不像其他国家的城市那么极端,也不算贫民窟。我採访的对象不会无法取得干净的水、电或享用便利的设施和交通。但是他们居住的空间并不舒适。重要的是,这些空间使他们处于规范之外。

    我们如何入睡、在哪里醒来、莲蓬头的水淋到肌肤的感受、我们的肚子有多饿或多饱、我们每天争论的议题、走出家里看到的景象、回家闻到的气味。也许从远处看,新加坡确实没有其他城市遇到的住房问题,但是人们的生活不能只从远处看,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现实里,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经历不平等。

    ※本文摘取自《不平等的样貌:新加坡繁荣神话背后,社会底层的悲歌》,联经出版。

    *(photo:Up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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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张优远(Teo You Yenn)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社会学博士,目前担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曾发表诸多期刊论文、书籍文章与评论,着作包括2011年劳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的《新加坡新自由主义道德:家庭政策如何影响国家和社会》(Neoliberal Morality in Singapore: How family policies make state and society)等。她致力于教学,并将研究成果带入公共领域。2013年获颁南洋教育奖(Nanyang Education Award),2016年荣获美国社会学学会性与性别部门(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Sex and Gender Section)的女权学者社会运动家奖(Feminist Scholar Activist Award)。

    译者简介

    方祖芳

    第23届与28届梁实秋文学奖译文组评审奖得主。译作包括《从新主管到顶尖主管》、《新韩国人》、《一生设计》、《创意电力公司》、《消费行为之前的心理学》、《华尔街的猴戏》、《飞行少年》、《走对下一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