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倭寇」实际上有9成是汉人 边境居民为逃离中国皇帝的统治苦海投靠外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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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倭寇图。（CC BY-NC-SA 2.0 Mary Harrsch）(photo:UpMedia)越境的华人们
过去在中国，明代的倭寇问题普遍被视为防卫外敌入侵的战争，对象是以倭人为主体。近年来，继戴裔煊之后，林仁川与李金明等人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现，对「倭寇」的评价，也逐渐转变成「对明朝的朝贡—海禁体制之反抗」。然而这样的评价，日本的小叶田惇和佐久间重男等研究者，早就已经提倡许久了。说到底，对当时的明朝相关人士而言，倭寇是华夷混合的武装商业组织这一认知，其实是他们在处理问题之际，基本的理解事项。
郑晓认为，倭奴利用华人作为协助之耳目，华人利用倭奴作为爪牙，彼此相互依附，出没在海岛，取得庞大的贸易利益，如今即便是断绝了贸易，也会用尽各种手段想办法往来，因此只要是牟利（追求利益）的途径受到阻碍，就会成为纷争动乱的原因。基于上述的认知，郑晓严厉批判了贸易的禁止，也就是海禁绝贡政策。另一方面，屠仲律也有清楚的认识。他表示，由海贼所起的纷乱，起因是沿岸奸民通番互市，亦即与海外进行交易所致；倭寇的实际状况是夷人占十分之一，逃亡的罪犯占十分之二，浙江省的宁波、绍兴人占十分之五，福建省的漳州、泉州、福州人占十分之九，换言之，「编户齐民」，也就是中国人民，占了绝大部分的比例。
当时，自广东、福建、浙江的沿岸，至南方的东南亚、吕宋，日本西南地区一带，究竟有多少的华人是「通番互市之奸民」，也就是以贸易业者、海盗或是和平的居留者等身分，与蕃夷混合着一同生活呢？其估计的数量恐怕可以达到十几万至数十万之多。如同郑晓的提醒一般，华人进入了夷狄之内，跨越了种族和语言，在一种共同社会形式下活动，在中国社会边境的东海、南海方面，是非常显着的现象。
北方的牧农王国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北方边境，在某种含义上，也是进行着与此平行的现象。其中最为显着的是，投身至俺答汗麾下的华人聚落──「板升」的发展。关于板升，萩原淳平已有详细的论述。荻原先生提醒，在俺答汗顺义王家的统治下，形成了「牧农王国」，这点「即便是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上，也是特异的社会现象」。山西省的边外，光是以现今唿和浩特（明代的归化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唿和浩特）为中心的地区，自十六世纪中叶起至下半叶期间，在长城线的北侧，就有一个由农民与手工业者所组成、足以维持中国式生活文化，人口约十万人的社会急速发展。这即便是在中国社会的历史上，也可以说是「特异的社会现象」。另外，在西边的鄂尔多斯方面，俺答汗之兄──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虏掠我边人六七万，强势愈盛」，将强制或是自愿移居边外的华人社会置于其统治之下，也是相当值得瞩目的历史现象。
*(photo:UpMedia)现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唿和浩特市。（CC BY-SA 3.0 wanghongliu）
伴随着一五七一年的隆庆和议（俺答汗封贡），关于俺答汗与昆都伦汗（老把都）兄弟统治的势力，更为确切的情报得以传递到明朝方面。
在这个时间点的大小板升，汉人约有五万多人，其中白莲教徒一万人，总称为「夷」的非汉人，则只有大约两千多人。因为和议，赵全等华人首领被綑缚至北京，曝尸东市，但是并未採取让板升居民全数返还内地的政策。其后，随着北边互市的发展，边外的农耕、农牧社会获得了更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以华人为主体的板升本身，与支配板升的游牧民族蒙古，未必只是因纳贡者与接受纳贡者这种经济上的收受关系而结合在一起。就像注意到「牧农王国」现象一般，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他们已经构成了一个拥有高度共同性的社会。
多种族帝国的原始型态
两年后，赵全等华人领袖，与俺答汗及其子辛爱黄台吉的十多万大军，一同越过长城，入侵通州、顺义、平谷等地，威胁北京。返还后，俺答汗授与赵全「把都儿哈」的称号，使其统率一万余人的汉人部队。赵全等人则哄抬俺答汗为皇帝，为其建设城郭宫殿等。
俺答汗在自己的麾下设置板升社会与汉人头目，形成跨越种族的统合组织；透过这种方式，他变成了一种与过去蒙古和瓦剌各部不同性质的威胁。鄂尔多斯的济农、土默特以及喀喇沁的俺答汗兄弟率领的右翼蒙古，南下至明朝长城一线附近，这件事本身让明朝与蒙古的关系，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不只如此，过去明朝有效的边镇军事配置以及防卫能力，在这个时期也失去了优势。这都是起因于蒙古方面採取「登我叛人，（明朝）虚实尽谙」的战术以及装备的发展。成长于北方的尹畊，在其着作《塞语》中详细论述了内外战力逆转的实际状况。与编成满、蒙、汉八旗，各自拥戴努尔哈赤、皇太极为君主，以军事国家之姿进行统合的清朝一样，我们可以从中看见一个包含多种族集团的多重帝国之原始型态。在十六世纪中叶中国的北方边境，跨越了种族与言语的共同社会正逐渐成形。这与环绕着东海、南海的边境地带状况是如出一彻。
在整个北方边境当中，东北边境很早就形成了汉族、女直（女真）、朝鲜、蒙古混杂的状态。正统八年（一四四三年），女真人驱使中国人从事农耕，被视为一大问题。另外，在一四七〇年代下半叶也发生了事件，逃亡的东宁卫住民假冒建州酋长的名号入贡关市。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在这个地区，以中国本土与朝鲜之间的经济关系为主轴，进行了社会的流动化与秩序的重新塑形。首先，关于华人的越境—定居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板升在这个地区也是十分发达的现象。板升不只是在大同边外，隆庆元年（一五六七年），朵颜等所谓的兀良哈三卫之中，记录有「汉人众多，幸好他们愿意向我国边吏陈诉（入寇的谋略）」。在辽东，官军流亡佚失的状况相当严重。以嘉靖三十七年（一五五八年）的饥荒为契机，据说在七万两千人的员额中，消失了三分之二。此外，不单只是边外，在辽东半岛沿岸的各个岛屿上，「奸民之阑出」也十分明显。
两边得利的板升居民
根据陈仁钖的认知，辽东板升的居民，一方面在边墙附近接受明朝当局的赏赐，展现出貌似「护边」的一面，另一方面则是成为努尔哈赤阵营的「细作」，也就是通敌者，在掠夺品上也分了一杯羹。女真人原本就有一部分是过着农耕生活，因此对汉人而言，也算是在有亲近感的社会下生活。辽东的汉人虽然毫无疑问，从很早开始就不断渗透、移居到女真统治地区，但在十六世纪下半叶，作为汉地与女真统治区域界线的边墙外侧，甘犯禁令「阑出」的汉人形影则是益发显着。
根据冯瑗的证词，在开原南方约二十公里处的松山堡附近，「往年是华夷杂处，互通有无，享有安堵之福」的状态。冯瑗所说的「往年」，是女真在万汗（王台）（当时盘踞在乌拉［海西女真］的哈达寨）的霸权下，与明朝维持着友好关系开始，到李成梁与努尔哈赤的合作，为辽东带来繁荣的这一段期间，也就是十六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初叶。到这个时期为止，以生活物资交易为基础的种族混融社会已在这个地区成型。郑晓的看法是，在辽东，因为很早就在关卡进行互市的缘故，所以很难防止华人与女真、蒙古的相互渗透。
*(photo:UpMedia)清太祖努尔哈赤。（Public Domain）
对于努尔哈赤效法前辈俺答汗，积极招徕华人之事，也有许多论者提出警告。冯瑗便感叹，对于努尔哈赤「杀掠我人民，掠夺我牛马，招徕反叛亡命者」的做法，明朝只能袖手旁观，这对开原而言是一项威胁。
华夏之民，夷虏属民，不依归于任何一边，灵活且坚韧求生存的人们；在明末的边境社会接二连三出现的，不就是这样的人群吗？越境者大量涌现的社会现象，是在复杂的因果关系交相影响之下的结果，虽然无法期待全盘理解，但是首先应该可以依循当时人们的认知来进行推论。
被逼反的弃民
在这时期有关边境问题的论述，呈现出一种率直的认知：选择归服外夷、与之共同生活的人们，是因为他们想从威胁自己在内地生活的政治权力中得到自由，所以才走上叛逃亡命之路。
郑晓就指出，西北边境的人们之所以投向俺答汗的板升，理由之一便是「官吏贪污残暴，军民困苦，因此忍痛背弃乡土，甘愿服从丑类」。另一方面，嘉靖年间中期起，动员边军修筑长城，结果发生许多想要回避军役而逃亡的案例，嘉靖三十七年（一五五八年），以兵部郎中身分视察蓟州镇的唐顺之，就点出了这个现象。唐顺之力陈，军兵的缺额人数高达三万，且留在队伍中的多是老弱残兵，不堪战斗，这都是因为逃亡的缘故。之所以如此，原因是修筑长城等工役的重荷，以及为笼络附近蒙古的抚赏经费压迫到军事费用、还有将领盗用兵饷以及文官的需索，在在威胁到边军的生活；在这样的状况下，根本无法阻止边军的逃亡。
当然，逃亡的边军未必是全数投身异域。但是，如同十六世纪末谢肇淛写下的一般，既无「赋役之繁、文罔之密」，也没有胥吏衙役暴力侵扰的「虏地」，作为逃亡的目的地，确实具有魅力。另外，在注脚所引用何尔健的文章中，也可以看见以下的观点：因为徭役、矿税之害，逃离「苦海」前往「乐土」成为人们的动机。熊廷弼则是为了那些人们的心情辩护：比起为了明朝赴死，不如投身前往努尔哈赤管理之下的板升。
这些弥漫在辽东人们心中对叛亡的想望，已经越过夷虏的强兵，成为明朝当局者忧虑的种子。因为税役的负担以及苛政的难以忍受而逃散之事，确实已经成为许多越境者的动机。当时在江南等先进地区，可以普遍看见民众投靠有力的民间乡绅。移居或是逃亡至官衙权力鞭长莫及的地区，就算是夷狄之地，对于边境地区的人们来说，无疑也是逃离苦海的上策。
※本文摘取自《朝贡、海禁、互市：近世东亚五百年的跨国贸易真相》，八旗出版。
*(photo:UpMedia)作者简介
岩井茂树（いわい しげき）
日本历史学者，一九五五年生于日本福冈县，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并取得文学博士。一九八○至一九八二年作为日本文部省的公派留学生赴中国南开大学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留学。一九八三年起历任京都大学文学系教学助理，京都产业大学经济系讲师、副教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二○○二年至今，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期间曾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
主攻明清史、东亚交流史，代表作为《中国近世财政史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4）。此外，曾编着《中国近世社会秩序的形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4），合着《「使琉球録」解题及相关研究》（榕树书林，1999）、《档案中的中国近代史》（有斐阁，1996）、《亚细亚的历史与文化5》（同朋舍，1995）、《战后日本的中国史论争》（河合文化研究所，1993），并发表论文数十篇。
校订者简介
郑天恩
台湾大学历史所硕士，曾任出版社日文编辑，现为专职翻译。译有《何谓中华、何谓汉》、《文明的游牧史观》、《凯尔特．最初的欧洲》、《人民解放军的真相》、《曾经以为中国最幸福》、《何谓中华、何谓汉：追逐彩虹的草原男儿》（以上由八旗文化出版）、《来自择捉岛的紧急电报》、《最后的帝国军人》、《珍珠港》、《东方直布罗陀争霸战》、《日本人的界限》（合译）等书。
译者简介
廖怡铮
毕业于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台湾史研究所、早稻田大学日本语别科。着有硕士论文《传统与摩登之间──日治时期台湾的珈琲店与女给》、专书《女给时代──1930年代台湾的珈琲店文化》。译有《地中海世界与罗马帝国》、《印加与西班牙的交错》、《皇帝的家书：康熙的私人情感与满洲帝国的治理实相》（以上由八旗文化出版)、《巨龙的胎动》、《观光时代──近代日本的旅行生活》、《从东南亚到东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