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人与狗相互驯化，人与自然也可以有更多可能 | 世界环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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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实习记者 左懋林 记者 潘文捷编辑 | 黄月

今年是斯德哥尔摩会议召开50周年，当年的会议将6月5日设立为了世界环境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瑞典世界环境日网站上写道：人们面临着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自1700年以来，约三分之一的商业鱼类物种被过度捕捞。

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不可忽视。在《动物解放》的译者序中，中国台湾地区哲学学者钱永祥写道：“动物的定位牵涉到人的整体世界观，人对动物的态度更牵涉到了我们所使用的基本道德概念是否具有确定而且融贯的意义。”人类如何看待和理解与我们自身紧密相连的动物？让我们从人与狗相互驯化的例子出发，反思物种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开始意识到人类中心主义，当我们开始关注人与非人主体之间的互动，我们也会逐渐抛弃边界分明的个体主义思想，用新的眼光看待如今我们面临的诸多环境生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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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狗：交流合作，相互驯化

人类学家爱德华多·康（Eduardo Kohn）发现，亚马孙河上游地区的鲁纳人（Quichua-speaking Runa in Ecuador’s Upper Amazon）会观察自己所养的犬类如何做梦，并想象其内心活动，把对狗的梦境作为认识人类社会的隐喻。事实上，鲁纳人相信所有生命都是“人”，也就是说，动物世界观与鲁纳人是平等的，只是不同物种的认识视角不同。例如，他们认为腐肉在人类眼中是恶臭的，但在秃鹰看来，腐肉具有类似煮过的木薯块茎所散发的香甜气味；而秃鹰们所看到的不同的世界，与鲁纳人眼中的世界实质上是一样的。巴西人类学家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将这种思维称为“多元自然主义”，即“同一文化，多个自然（世界）”，人类和非人类生命具有相同的文化，但他们感知到的是不同的自然。

爱德华多指出，狗和人虽然有着各自的自然视角，但共享着同一个文化。对狗来说，以正确的规范成为“人”，是在这里生存的核心。相应地，人们努力引导他们的狗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就像他们给出建议、帮助年轻人成长一样。比如，人们认为像鲁纳族成年人一样，狗不应该偷懒，不应该有暴力倾向。这意味着，狗应该在森林里打猎，避免咬人或对人大声吠叫……为了将这一系列社会准则灌输给狗，鲁纳人会举行仪式，让狗摄入一种植物和其他物质混合而成的“药剂”，然后对它训话来提供“建议”。科恩发现，鲁纳人在与狗共同生活、相互理解的尝试中，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跨物种的文化习俗。

在鲁纳人和狗的关系中，被赋予太多中心地位的人转而成为狗的“长辈”或“兄长”，展现出一种物种间交流的可能性。藏族牧民与他们的护卫犬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情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博士周雨霏考察了藏獒经济中的人狗关系。她发现，藏族牧民每天晚上给自己的狗交代工作，牧民从喉咙里发出一种“喝喝”的声音，藏獒和整个狗场都会进行回应。周雨霏指出，这是一种牧区“语言”，这种“语言”像一句咒语，唤醒了这些从未履行过草原护卫犬本职的狗场繁育犬身体里的某种“牧区性”。这种双向的互动和对话在她看来，不仅是牧区与市场之间的纽带，更是人与狗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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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狗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许更像是相互驯化。周雨霏引用了研究者雷蒙德·科平格（Raymond Coppinger）和洛娜·科平格（Lorna Coppinger）在What Is a Dog?一书中的观点指出，“在人与犬类祖先最初的接触中，是一小部分性格较温和的狼主动靠近人类寻求食物和庇护，而人对这个过程做出的最初努力不过是被动接受。在这样的意义上说，不仅仅是人‘驯化’了狗，更是狗‘驯化’了人。”这意味着，驯化其实是一种双向的物种间关系生成的过程。

反思人与生态：从人类纪到克苏鲁纪

相较于人与狗的关系，人类与其他物种并非一贯如此和谐。人类很早就意识到，在征服自然的过程当中，自己已成为气候变化和物种灭绝的罪魁祸首。针对这一状况，从本世纪初开始，“人类世”或称“人类纪”作为描述地球历史的新纪元，而频频出现在生态理论和文化批评等论述之中。

人类世的概念往往会被追溯到荷兰大气化学家、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克鲁岑（Paul Crutzen）及其合作者斯托默（Eugene Stoermer）。克鲁岑2002年在《自然》杂志发表文章指出：“人类世可以说是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的，当时对极地冰层中的空气分析表明，全球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浓度开始增加。这个日期也恰好与1784年詹姆斯·瓦特设计蒸汽机的时间相吻合。”自此，人类行为开始成为改变地球的主要力量。

人类纪展现了人类短期内对地球造成的不可磨灭的损害，技术哲学家许煜在为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人类纪里的艺术》所作的序言中写道：“人类纪表面上指的是继全新世（Holocene，11700年前至工业革命）之后的一个新的地质学纪元，在这一时期，人类的行为已直接地影响了地球内部的地质化学活动。然而事实上，人类纪的背后也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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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纪还是资本纪》（Anthropocene or Capitalocene?）一书中，资本纪被界定为“不是作为社会经济系统的资本主义，而是作为将自然组织成为一个多物种、本土化 、资本主义世界生态的资本主义体系”。人类学学者朱剑峰指出，这个概念提醒我们，目前的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态体系中对自然的“廉价化”造成的，强调的是自然在其伦理-政治体系中处于低级的位置。例如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把歧视的对象和自然联系在一起，将其比喻成蛮荒之地；再比如在儿童绘本中可以看到非洲的代表是野生动物，而美国的代表是迪士尼乐园。

朱剑峰认为，正是通过对自然的廉价化，现代化资本主义文明的生态观得以建立。尽管资本纪对资本主义体系展开了批判，但在他看来，这种观点仍然带着“现代化的原罪”，暗示着一种进程、发展和大历史，表现出一种鸟瞰式的视角。美国哲学家哈拉维（Donna Jeanne Haraway）则认为，这种“人类自负”式的思维是父权社会的产物，并进而提出了“克苏鲁纪”的概念，启发我们讨论地球上跨界共存的可能性。朱剑峰也写道，“以往各种边界分明的个体主义思想都必须抛弃，因为它们无法回应人类纪和资本纪中诸多的环境生态问题。”各种非人类的生物形式不仅是我们解释、认识一个社会、族群、国家文化体系的镜像, 同时也是现实的存在，是与人类共存的伴侣。

在这一脉络之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社会学教授汤普森 (Charis Thompson)提出了共舞（choreography）的概念来描述人与非人主体之间的互动，她认为，这是不同主体一起“共舞”从而生成相关联主客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共同生成” (becoming-with) ，不存在彼此界限分明的主体。罗安清在《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一书中从菌类出发，关照了自然与人共生的世界。她并不简单将生态危机归因于资本主义和市场, 而是在废墟中寻找出乎意料的勃发生命，在她的叙述中，松茸蘑菇展示出人类、动植物在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中的一种合作共存。罗安清指出，协作共存的关键正是要关注零碎的景观、多重的时间性以及人与非人之间不断变化的组合。

参考资料：

https://www.lca.org.tw/column/node/993

Viveiros de Castro, Eduardo，1998 Cosmological Deixis and Amerindian Perspectivism.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n.s.) 4{3):469- 488.

Viveiros de Castro, Eduardo ，2004 Exchanging Perspectiv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Objects into Subjects in Amerindian Ontologies. Common Knowledge 10(3):463-484.

https://mp.weixin.qq.com/s/Y4jxG87VaMXLuVi28ZQzEA

Coppinger R, Coppinger L. What is a dog?[M]//What Is a Do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1.

张磊. “人类世”：概念考察与人文反思[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3-22(003).DOI:10.28131/n.cnki.ncshk.2022.000998.

《人类纪里的艺术》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 著 陆兴华,许煜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6-11

朱剑峰.跨界与共生:全球生态危机时代下的人类学回应[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9(04):133-141.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4.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