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律师张思之去世，曾为多名异议人士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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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之到了老年仍继续接手棘手的政治敏感案件。(photo:NYTimes)律师张思之于6月24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4岁。他曾为许多政治上存争议的当事人辩护，包括毛泽东下属、天安门事件中的异议人士、被清洗的官员和遭警察构陷的受害人，为一代又一代人权律师带来启发。
北京的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宣布了张思之在医院去世的消息，他生前是该所的高级顾问。与张思之共事多年的律师付可心说，死因是癌症。
张思之经历过战争，在毛泽东统治时期遭到迫害，最终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律师之一。在共产党控制的中国法庭里，很少能获得直截了当的胜利。但张思之拒绝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摆设。他会一丝不苟地做准备，用严谨的论点驳斥草率的检控主张、挑战检方的控罪，偶尔能够成功。
“我们国家是有人把现在的中国律师称作花瓶，”张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访谈中说。“但就算是在花瓶里，你也有权利决定是插上一只含露带刺的玫瑰还是一把狗尾巴草。”
张思之最早在北京一家法院里担任公职人员，他从那里开启法律生涯，对自己能服务于共产主义革命深感自豪。在1989年中共武装镇压抗议活动后，他为那些被控煽动“反革命暴乱”的人做出了顽强的辩护。
他的努力为日益受到政府权力欺压的其他中国律师树立了榜样。在张思之人生的最后十年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着手打压“维权”运动，数百名律师和法律活动人士被吊销执照、关押或监禁。
2013年，张思之（左二）与中国知识分子一起。左起：邵燕祥、钱理群、蒋彦永。(photo:NYTimes)“他最顽强就是屡败屡战嘛。他是一个精神打不垮的人，”从1990年代初开始与他共事的律师付可心说。“他一生都坚定地认为，中国的法治一定要走这一条路。”
张思之于1927年11月12日生于中国中部的郑州，是家中10个孩子的老大。他的父亲张敬堂（音）是一位医生，母亲孟妍荣（音）操持家务。他在2014年于香港出版的回忆录中说，儿时经历了日本侵华的他一开始想读外交专业，希望以此报效祖国。
随着日军的推进，张家转移到了西南。张思之在16岁生日过后几天参加了国民党军队，被派到印缅边境地区的战场。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入读北京的朝阳大学学习法律。他还日益参与到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政治活动中。
1949年中共建政后，作为少数法律科班出身的共产党活动人士之一，张思之被分配到北京一家法院担任法官，当时只有21岁。怀着满腔革命热情的他曾对法院里的前辈出言不逊，虽然他日后对自己的这种尖锐有所后悔。
随着毛泽东加强控制，张思之也成为官方怀疑和批判的目标，部分原因是他曾在战败的国民党军队中服役。在1957年被贴上“右派”标签后，他被开除党籍，并且下放到农村劳动。他的法律书籍被当作废纸拉走。后来他去了北京一所学校教书，他的法律生涯看起来已经结束。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新领导人开始重建法律制度，张思之的才能重新有了价值。1980年，张思之接到为“四人帮”和其他前官员担任辩护律师的请求，这些官员因在文革极端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而面临审判。不少经验更丰富的律师拒绝了这份压力很大的工作，但张思之同意了，尽管他厌恶“文革”。
包括毛泽东遗孀江青在内的被告人被控篡权和迫害官员。江青拒绝了张思之为自己辩护的提议，张思之后来说，没能在这场在很大程度上是走过场的庭审中为她有力辩护令他感到遗憾。
当另一名前官员李作鹏受审时，张思之及同事说服了法官，驳回了两项最严重的指控。江青被判死缓，后改判为无期徒刑；李作鹏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
1989年之后，张思之重新投身刑事辩护工作，当时他为活动人士和前高级官员鲍彤辩护。后者被共产党指控支持要求政治自由化的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
鲍彤在一份信函中说，张思之“为维护公民的权益和法律的尊严尽心尽力”。在1992年的审判中，尽管鲍彤和张思之对指控进行了激烈的抗辩，鲍彤仍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法律总是打败仗，”鲍彤写道，“因为它受制于政治。”
到1990年代，张思之已经打磨出了自己的策略：仔细研读数百页的证据——在复印机普及之前，这是一项令人筋疲力尽的大工程；找出检察官提供材料中的弱点；提出一个可能说服或羞辱法官的无懈可击的论点，以让他们减轻指控或给予相对较轻的判决。曾经的客户说，尽管法庭通常不理会他要求判某人无罪的理由，张思之还是会从各种法律角度入手。
“我是不愿意被人驾驭的，因此不停要抗争，”张思之在2014年说。(photo:NYTimes)“张思之从来是在中国法律框架之下进行辩护，”1994年接受张思之为其辩护的北京记者高瑜在接受采访时说。她认为，在她被指控泄露国家机密后，他说服法院接受了罪名较轻的指控。
“中国法律有很多错误的，”高瑜说。“但是他也是总是在这个法律框架之下找出对他当事人有利的地方。”
后来，张思之还曾在数十起胜算不大的案件中为当事人辩护或提供咨询，面对检方和法院官员设置的障碍努力保持冷静。
他代理过的案件包括：因爆炸指控而被定罪的藏传佛教僧侣丹增德勒仁波切，他的支持者谴责该指控是陷害；为女商人吴英争取并最终推翻了她的死刑判决，她受到的金融欺诈指控在法理上并不足以判死；还有1995年被错误指控强奸和谋杀的工人聂树斌。2016年，中国最高法院改判聂树斌无罪。
“在六七十岁，七八十岁时候，他还能特别敏捷地把法律关系分清楚，把重要事实搞清楚，”与张思之合作过案件的北京律师浦志强在接受采访时说。
2014年，浦志强在北京参加纪念天安门镇压事件25周年的会议后被捕，张思之原本打算为他出庭辩护，但中风导致他被迫减少了法庭工作。后来，张思之继续为中国律师提供建议和鼓励，有时还会训斥那些他认为将案件知名度置于当事人利益之上的人。
“这样（的）老先生哪儿有？”已经被禁止出庭的浦志强说道。“真的是空前绝后。”
张思之身后留下了妻子曲原（音）、儿子张济（音）、女儿张剑（音）；还有一位孙女、一位曾孙；三个弟弟和四个妹妹。
他去世后，中国许多律师表达了哀悼。但浦志强说，当局以新冠防疫为由要求丧事从简，到场宾客只能在20人以内。
他表示，当局真正害怕的，是张思之的遗产。
“我是不愿意被人驾驭的，因此不停要抗争，”2014年，张思之在香港的一次演讲中说。但他也表示，在当今中国，“不可能充分达到保障权利维护公平正义的目标，我也为此流过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