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夜话中南海：中共历届全国党代会上发生的“民主事故”
-
邓力群(photo:RFA)自一九八七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开始，因为实行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差额选举，导致时任中共高层所不愿意看到的“民主事故”一再发生，即高层原计划安排进入中央书记处或者政治局的人选在中央委员的选举过程即被党代表们用选票否决了。
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回顾的是中共政权在省级人大选举过程中因“差额选举”导致的两起重要的“民主事故”。从本篇文章开始，我们将陆续与读者和听众们一起回顾自一九八七年以来中共历届全国党代会上因“差额选举”导致的“民主事故”。
一九八二年产生的中共十二大党章的第十一条第一段的内容是：“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委员会的产生，要体现选举人的意志。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候选人名单要由党组织和选举人充分酝酿讨论。可以经过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正式选举。也可以不经过预选，采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办法进行选举……。”
不过，当年十二大的中央委员会“选举”，虽然采取了无记名投票，但并没有实行“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办法”，也就是说仍然还是“等额选举”。
五年后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党章如上第十一条第一段中“可以经过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正式选举。也可以不经过预选，采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办法进行选举”，改为：“可以直接采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办法进行正式选举。也可以先采用差额选举办法进行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正式选举。”
从那以后，中共党章虽然每五年都会修改一次，但这关于党内选举的第十一条内容都未再更动。不过，事实上只有十三大是“直接采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办法进行正式选举”，日后从江泽民主持的中共十四大到去年十月召开的二十大，执行的都是“先采用差额选举办法进行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正式选举”。
2014年9月15日，吴伟先生曾为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选举制度改革：十三大后的探索》，文中回顾说：十三大通过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把“差额选举”的原则列入政改方案。这一原则，经十二届七中全会同意，当即在十三届中央委员的选举中采用。因为此举在全国党代会选举中尚属首次，所以差额很小，只为5%，即在中央人事安排小组（由薄一波牵头，成员有王震、杨尚昆、姚依林、宋任穷、伍修权、高扬）和中组部提名的大约185名候选人中选出175名中央委员。差额选举果然立竿见影。就在这次中共建政后党内实行的第一次差额选举上，发生了一个戏剧性事件：本来邓小平答应安排有党内“左王”之称的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进入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却因差额选举，邓力群的得票数落在其他175名中委候选人之后，不仅在中央委员会选举中落选，也失去了成为政治局委员的资格（按照党章，中央政治局要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
为了落实邓小平的安排，并考虑到中央高层内部的团结，赵紫阳建议大会主席团将邓力群列为中顾委委员的候选人（等额选举），以期其有机会当选中顾委常委。但邓力群在中顾委常委的选举中再度落选（中顾委常委由中顾委委员经差额选举产生）。这个情况汇报给邓小平之后，他表态说：尊重大会选举结果。此后，邓力群被排除在中央决策层之外，一蹶不振。一些保守派老人和党内左派私下认为是“赵紫阳在搞鬼”，从而加剧了对赵的怨恨，为他们后来几次“倒赵”埋下了伏笔。当然，这是后话了。
吴伟这段记述中与事实有出入的有两处，一是十三大前的邓小平不是指示把当时已经是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力群安排为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二是当时那届中顾委常委不是由中顾委委员经差额选举产生，而是等额选举。
李锐先生生前曾经亲笔回忆说：耀邦下台以后，王震出面向高层活动，推荐邓力群当总书记。我感到此事太重要，关系党的前途，十三大前夕向紫阳、小平写信，以书面方式反映邓力群的问题。他反对改革开放，反对建特区，过去有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和品德问题。我附上了杨尚昆主持批判会所做结论的原件。邓小平批了三条：第一，撤销邓力群一切工作;第二，旧账不算;第三，保留政治局候补资格。然后将信转给陈云、李先念和薄一波阅，这三个人都圈了。当晚，胡启立就打电话告诉了我，但是第三条没告诉我。在中共十三大上邓力群落选中央委员，没法进政治局了;将他安排到中顾委，又落选中顾委常委，只当了中顾委委员。后来赵紫阳对宗凤鸣讲：李锐为党立了一大功。
在写出如上这段内容之前，李锐先生就曾接受内地传媒访问说：“我对党有两个重要贡献，一是写了一本《庐山会议实录》，如实地反映当时全貌；二是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阻止了邓力群可能被推举为总书记。”
二十六年前笔者在美国剑桥与哈佛大学隔河对望的一座旅馆里有幸晋见李锐先生并当面聆听教诲。当时与先生核实的内容之一就是他与邓力群之间的故事。
一九八七年邓力群协助王震、薄一波等政治老人将胡耀邦整下台后，嚣张一时,王震等人更是主张让邓力群出任中共总书记一职。为此,王震曾专门找到赵紫阳说:我看你还是当总理合适。于是,赵紫阳也几次在公开场合讲自己还是志在国务院,而不是党务部门。
中共十三大召开的一九八七年初开始,王震利令智昏,四下串联,企图拉拢一批中共老干部正式推邓力群出任总书记,并把游说工作做到李锐家里。於是,李锐当即上书邓小平,反映有人在下面搞小动作,违反党的组织原则。邓小平接信后大怒,当即批示今后不准邓力群“乱讲话”,同时要求十三大上只给邓力群安排政治局候补委员虚职,不再进书记处。此时的邓力群七十二岁,自认为自己还可以在政坛上活跃一届，但却因为邓小平的批示断送了最后一次机会。从此,邓力群开始不惜公开反对邓小平的改革观点。
至于邓力群在一九八七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连中央委员都没有选上,李锐表示同他自己没有关系。邓力群中央委员落选后,连李锐都感到意外。但后来邓小平指示让邓力群进中顾后，因为中顾委委员是十三大主席团提名，由全体党代表等额选举，所以邓力群因为得票还是过了半数所以“当选”。
接下来，在所有当届中顾委委员等额选举中顾委常委时,李锐等一批也是十三届中顾委委员的党内“右的代表”们私下串联，包括于光远，任仲夷，杜润生，李昌，项南，陆定一等，坚决不投邓力群的票,最后因为邓力群得票不够半数,所以楞是没有当上中顾委常委。
也就是说，当时所有刚刚当选的共二百名十三届中顾委委员，有超过一百人没有投邓力群的票，所以原定的二十八名常委候选人中，只有二十七名得票过半数当选。
而除了邓力群，在十三大的中央委员选举过程中落选的还有当时内定由中宣部长改任全国总工会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朱厚泽，以及当时内定的北京市长候选人李其炎等。其中朱厚泽此前已经是十二届中央委员。
五年以后,一九九二年召开的中共党的十四大上继续实行差额选举,落选者有已经被内定以四川省委书记身份进入中央政治局的萧秧和已经被邓小平钦定进入中央书记处的时任山东省委常委兼青岛市委书记和市长俞正声,以及内定接替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李克强等。内定连任的上届中央委员中的落选者则有前中宣部长王忍之。
一位当年曾经参与过中共十四大筹备过程的人士透露，十四大中央委员选举之前，江泽民曾经就俞正声、萧秧等人被提名中央委员候选人问题专门到山东和四川代表团做过说明，暗示中央准备将此二人安排进政治局和书记处。但没想到这一“画蛇添足”的举动反而引起地方党代表的强烈逆反，导致俞正声和萧秧在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过程中双双名落孙山。在后来的中央候补委员“差额选举”过程中,萧秧之所以能够排在当选名单上的最后一名，还是因为临时扩大了候补委员“录取”名额，不然，事后公布的候补委员中包括萧秧在内的倒数第一、二、三名，仍然都在落选范围之内。而在当选的十四届中央候补中央委员名单中,俞正声的名字也十分靠后(中共中央委员名单按姓氏笔划的多少排序,而候补委员则按得票多少排名次)。
中央委员实行“差额选举”，本来是邓小平时代开始后标榜“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重要内容，并于一九八七年开始将此规定“法定”为毛泽东时代的党章中没有过的内容。但没有想到“民主运作”竟是如此“无情”。
中共十四大上关于俞正声和萧秧中央委员落选原因的说法有很多,但最关键的原因说到底还是此二人的邓系色彩过于浓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俞正声曾在中国残疾人基金会与邓朴方共事的历史中共内部人所共知。而萧秧当年在北京工作期间与邓朴方及整个邓家的特殊关系,萧秧本人不但从不避讳,而且常常故意给外界造成这种印象。
而如果俞正声和萧秧当初如愿当选中央委员的话，俞正声是计划中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书记人选，萧秧则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四川省委书记。
此前五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与时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和时任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一同成为中央政治局里的地方大员。十四大召开之前，因为邓小平不看好，时年六十六的李锡铭和与他同岁的杨汝岱均未能被安排连任。接替李锡铭北京市委书记职务的陈希同顺利进入十四届中央政治局。而十四大上由大会主席团提交的“中央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中，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和时任四川省长张浩若都不在名单上，在名单上的反而是时任省委副书记谢世杰和时任四川省副省长萧秧。当时如此安排的内部考量是，待谢、萧二人双双当选中委之后，萧秧则可取代杨汝岱的政治局委员兼四川省委书记职务，谢世杰则可接任省长。而萧秧的落选中委打乱了这一计划，以至杨汝岱在已经没有连任中央委员的情况下，仍还继续担任四川省委书记至次年三月。接下来，如果安排如愿当选十四届中委的谢世杰接任省长，同时安排只是十四届候补中委的萧秧接任省委书记显然不合适，于是只能让萧秧接任省长，谢世杰接任书记。与俞正声相比没有年龄优势的萧秧因此而走到了仕途的终点。
而当年名列十四大中央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而后在大会分代表
团预选过程中即因得票数太低而被淘汰的李克强是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但已经被内定为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宋德福的接班人，就等十四大召开后的次年五月换届正式交接班。但当李克强和宋德福的名字都出现在“候选人建议名单”上时，党代表们不买账的原因就是团中央不应该占两个中央委员的名额。
接下来，考虑到团中央第一书记安排成中央候补委员不太合适，就没有让李克强进入中央候补委员预选名单。继而在次年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把李克强安排成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接下来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李克强终于顺利当选中央委员，而当今圣上习近平当时是因何在这个十五大上成为按得票多少排名的中央候补委员中的最后一名，则是我们本专栏下篇文章的内容之一。下面继续介绍十四大上的中委落选者王忍之。
一九三三年出生的王忍之是当年邓力群手下的重要理论打手之一，文革中就在“国务院大批判组”担任过主笔，一九八二年起担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胡耀邦倒台后被邓力群向邓小平推荐为中宣部部长。此时他已经在一九八五年被增补为中央委员，继而在十三大上顺利继任中央委员。
一九九二年南巡之前，因为配合邓力群一起引发“姓社姓资”争议，时年只有五十九岁的王忍在十四大上落选中央委员。十四大闭幕后即被安排调离中宣部部长职位，改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
这里需要强调的时，这个王忍之是在十四大上“意外”落选中委，而不是日后外媒所传的“被邓小平下令逐出中委”，。恰恰相反，十四大召开之前，王忍之是被内定连任中委并进入十四届中央书记处的。
(本期节目由高新主持及播讲）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