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脱成名十年后,她演出了今年最有争议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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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一则新闻冲上热搜。

    湖南隆回一教师长期强奸 5 名女学生,致其中 3 人患精神疾病。

    此外,还利用教师身份猥亵 2 名幼女,强制猥亵 1 名未成年少女。

    已于 12 月 1 日被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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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下如此恶劣的罪行,严惩是众望所归。

    评论区大都拍手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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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每每有类似的案件曝出,大家也必然群情激愤。

    毕竟,这些罪犯不仅逾越了法律底线,更突破了人性下限。

    但,你能想到吗?

    竟然有一群人,选择共情强奸犯。

    还发明了一个专门关怀、帮助罪犯的组织。

    让罪犯和受害者见面,近距离交流。

    而且,得到了官方层面的支持,已经运行多年。

    一部新片,就拍出了这一神秘组织。

    上映首周,拿下票房冠军。

    自然,争议也不小。

    被骂圣母、太超前、无法接受、令人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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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有人赞赏,称其是充满人文关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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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来聊聊这部可能会刷新你的认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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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凭《阿黛尔的生活》爆红的女演员阿黛尔 · 艾克萨勒霍布洛斯,饰演本片主角

    和新闻中的受害人一样,她未成年时就遭强暴。

    7 岁到 12 岁,一直被同母异父的哥哥性侵。

    她默默忍受,没告诉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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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 17 岁时,她才将一切说了出来。

    她选择报案。

    经过审讯,哥哥承认了事实。

    最终,哥哥被判强奸罪,服刑三年,然后去别的地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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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整整 12 年,他们再没有见过彼此,她也开始了新生活。

    但最近,限制令解除,这意味着,哥哥可以回到他们原本的街区了。

    得知此事,克洛伊惊恐万分,日常出行都有了精神负担。

    会下意识东张西望、快步疾走,唯恐遇到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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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绪完全可以理解。

    当年《素媛》原型赵斗淳出狱时,整个韩国都为小女孩提心吊胆。

    赵斗淳出狱后居住的地方,和受害者住所不到 1 公里。

    警方 24 小时实时监控,受害者父亲表示宁愿贷款让其搬家。

    网友也称这是「恶魔在身边」「不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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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电影中,克洛伊的解决方式却让人摸不着头脑。

    她虽然担心偶遇哥哥。

    但却又主动提出,要与哥哥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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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围人都不理解。

    尤其是陪伴她多年的男友。

    他知道克洛伊的伤口有多深。

    克洛伊 15 岁时为了麻痹自己,去拍了色情片。

    那时她精神失常,很是吓人。

    「你知道她花了多长时间才从那里走出来吗?

    她之所以能走出来是因为她聪明、勇敢。

    但她也很脆弱,难道要让她陷落回去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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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克洛伊也不确定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

    她说出这个想法后,也陷入了焦虑。

    单单想象这件事,都让她整夜失眠,做出自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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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即便如此,却仍有这样一群人。

    不仅认可她的决定,还无偿帮忙。

    帮她联系罪犯,安排他们面对面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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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单是为了满足受害者的愿望。

    他们竟然还共情犯罪者,和克洛伊的哥哥多次见面、聊天后。

    还站在哥哥的立场,反过来询问克洛伊愿不愿意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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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任何利益瓜葛,他们却不惜伤害受害者,也要站在道德的反面,替强奸犯开脱。

    这些人是谁,到底想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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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来自官方机构——

    一个实践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的组织。

    恢复性司法,即通过在犯罪方和受害方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深层次化解矛盾、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一种替代性司法活动。

    遵循自愿、免费、保密三大原则。

    该组织不会从中获取利益,罪犯也无法因此获得减刑机会。

    重点只有一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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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成员中,既有专业律师,也有志愿者。

    他们都是经过专业培训后的的职业协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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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具体如何施行。

    举个例子来看,片中,抢劫案的犯罪方和受害方参与恢复性司法。

    协调员要做的是,首先,分别和每个人深入交流。

    确认自主意愿,了解犯罪 / 受害经过,以及选择恢复性司法的原因、目的。

    不同于律师,协调员不需要说服、引导对方说话,更不需要灌输观念,试图套话。

    他们所做的只是不带评判地倾听,使对方感觉被接纳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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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沟通,是为了在受害方和犯罪方之间找到

    罪犯和受害者都因为抢劫案的发生,生活一落千丈。

    双方互不理解,但都想好好生活下去。

    受害方因为被暴力抢劫的经历,患上恐慌症、抑郁症,多年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

    他们想不通这些人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更想不通他们怎么就不会诚心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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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犯也觉得,自己只是抢钱,没造成任何死伤,为什么被判这么久。

    而且他已经付出代价了,不理解受害者为什么还念念不忘,不理解他们「 被困住」的说法。

    甚至怀疑是受害者夸大事实,故意让自己生活不幸,家人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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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害人分享自己的经历。

    实际上,他们也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困住。

    一个年轻女子,曾做银行职员时遭到抢劫,被用枪抵在额头上。

    她当时并没有哭,但之后却彻底崩溃了。

    畏惧出门,恐惧街道和人群,睡觉靠安眠药,出门靠镇定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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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老奶奶,街上被人抢钱后,总担心会发生同样的事。

    她 7 年没有走出门,在家时也会因为外面的嘈杂声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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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得不到理解,身边很多人不以为然,觉得这不过是抢劫。

    罪犯被绳之以法,也完全无法扫除他们心头的阴霾。

    想到他们会出狱,他们会共处一片天空下,只会更加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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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劫犯尴尬地表示,没想过会有这么严重的影响。

    他们也坦诚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如何蓄意或者一时起意抢劫。

    至于原因,有人将其归咎于社会。

    无外乎没钱,找不到工作。

    被毫不留情地驳斥后,他们也只能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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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默、逃避有时会引发更激烈的争执。

    对话错位,情绪大于理智,都是常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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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有的抢劫犯将这次活动,当作积极的改变。

    他们会坦诚自己犯错后的恐惧悔恨,向受害者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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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会试图回答受害者的疑惑,

    表示,「我们看不到受害者,他们不存在。」

    他们每次行动时,眼里只有收银台或银行卡,看不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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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每周三小时,五周一疗程的交流,让他们互相了解了许多。

    一个受害者居然对罪犯表达了「感谢」。

    她表示,罪犯的话反而让自己多年以来的负担卸下来了。

    「我看心理医生三年了,你只用了三小时,就让我解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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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里,想必很多人还是

    认为这太理想主义,而且性侵案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没错。

    影片也考虑到了这一层。

    性侵案比其他案件棘手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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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克洛伊被性侵的案子上,协调员前期做了更多准备工作,却

    双方都无法心平气和地达成一致的愿景。

    克洛伊抑郁症发作,做出自残行为,不得不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她还提出不合规的要求,想要提前将问题交给哥哥,留给对方准备的余地。

    但哥哥却不同意,而且哥哥坚持认为自己也是受害者,他没有强迫过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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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来回拉扯,结果也不算成功。

    协调员将他们的目标期望缩小,以受害人为重心。

    说不上达成和解,仅仅是达成了协议,更具体地划清了界线。

    两人明确划分了各自去影院、餐厅和妈妈墓地等常去地点的时间,避免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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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协调员所能做的只是接受失败,总结经验,投入下一个案件。

    然而,后来发现,这个算不上成功的尝试,还是帮助受害者获得了解脱。

    一段时间后,协调员意外收到感谢信。

    信中,克洛伊说,短短一次见面,已经帮她合上了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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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很多尖锐、暴力的案件,但拍得十分温和。

    不像当下更流行的「以暴制暴」,而是回归到道德感化、情感沟通。

    镜头对哥哥都异常宽容,完全没拍出一个强奸犯的可恶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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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电影拍出恢复性司法,究竟是为了什么?

    鼓励我们去同情罪犯?

    其实并非如此。

    而是让我们看到,罪犯得到惩罚后,受害者的困境还远远没有结束。

    很多受害者看似伤口愈合,但内心的刺却从未被拔除。

    他们常常是在假装正常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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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洛伊就陷入自我怀疑的旋涡。

    她会想到儿时哥哥对自己的好,开始怀疑哥哥是否真的有恶意。

    她记得曾看到母亲和哥哥窃窃私语,怀疑母亲一直知晓真相,纵容哥哥。

    但时间久了,她也开始怀疑是不是一切只是自己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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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台剧《她和她的她》中。

    女主角林晨曦看上去是职场精英,工作中,力争凡事都做到完美。

    但实际上,她始终在逃避、甚至否认多年前被老师性侵的创伤记忆。

    也像许多新闻中提到的性侵受害者那样,饱受精神疾病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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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性司法,便试图帮助受害者驱除心里的迷雾。

    克洛伊之所以获得了解脱,正是因为亲口向哥哥确证后,看清了哥哥的真面目,才更坚定了自己的态度。

    才从自我怀疑和自责的内耗里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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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恢复性司法机构更大的存在价值是,提供一个

    的平台。

    其实,受害者或其家属与加害一方见面的情形,并不罕见。

    江歌妈妈和刘鑫的每次见面和沟通,都因为后者的态度和情绪问题,反而加剧了事态的恶化。

    江歌妈妈和网友都曾表示:如果刘鑫当时能意识到错误,真诚道歉,好好对待江歌妈妈,事情不会发展到后来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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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性司法机构,则致力于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

    协调员会做好充足的前期准备。

    比如说,单独见面时,会提前预警一些令人不快的问题。

    协调员之所以站在哥哥的立场询问她是否能道歉。

    也是因为必须确定她对此的态度,如果哥哥当面说出这种话,克洛伊能否经受得住,会不会遭受更大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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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见面前,座位的安排,是否需要握手等细节,都经过了细致考量。

    圆桌交流时,要求每个人必须拿着一根木棍才能讲话,避免随意插话的现象。

    如果对话陷入死胡同,协调员会一针见血地点出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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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充分的准备后,才有可能产生有效的沟通和理解。

    才有了后来调解会一幕,受害人分享自己的痛苦时,罪犯荒诞地说了句:

    「 谁对我母亲做这种事,我一定会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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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实践对罪犯的教化,也是在避免他们二次犯罪,让更多人成为受害者。

    实际上,一些法学家就曾提到,在中国,也开始逐步考虑运用恢复性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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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法治周末

    自然,这一司法实践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尝试,目前也仍在试验完善阶段。

    像片中所说,它面临巨大争议和阻力,具备时代所讨厌的一切。

    但,打破抽象的人,看见具体的人,仍然是有意义的。

    也正因如此,这种努力才显得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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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