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时代：与彩虹旗一同消失的中国性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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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时代：与彩虹旗一同消失的中国性少数(photo:RFA)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周二对中国人权进行第4次审议，性少数权益是获关切议题之一。习近平上台后，彩虹旗从平权象征沦为违禁品，同志倡议机构纷纷关闭；中国性少数生存空间屡遭挤压，被迫躲进柜子深处。他们目前究竟面临什么样的困境？
“这几年感觉特别明显，好像（政府要你）什么都不要说，什么都不要做。”八零年代出生的中国男同志浩浩（化名）透过越洋电话，向记者如此形容这几年身为性少数的感受。
浩浩感叹，整个中国环境一步一步在紧缩恶化，跟十年或五年前完全不能比。他观察到，近几年，性少数相关的户外活动受到限制，同志酒吧开没多久就被关掉，甚至连彩虹旗都不能带出门。
高压环境之下，许多大学中的性少数社团转入地下，艰难维持。图为2019年5月，人们在北京一家同志夜总会中跳舞。（法新社图片）(photo:RFA)“像以前很多歌手来大陆开演唱会，像阿妹、蔡依林，就会有一些团体拿着一些彩虹旗帜，或者随身配戴一些彩虹的配件。那现在都不可以了，甚至不可以进场，所以非常严，” 他说。
被查水表、被迫迁和被关 性少数仿佛罪犯
不能携带彩虹旗还算小事。浩浩透露，偶尔会听到有同志只是去饭店，就有警察冲进来说他们在做非法的事情，“其实别人也没有在干嘛，也没有逾越法律的范畴，但他们就会采取一些强制的措施。”
在海外求学、零零后的中国男同志刘昭阳身边也碰过不少令人咋舌案例。
刘昭阳告诉本台记者，去年12月，一名好友匆忙来电求助，说身边一位曾在“北京同志中心”做志工的友人，准备去某欧洲国家驻华使馆参加酷儿活动，却在路上遭警察拦阻，被带回问话二十四小时才获释，甚至被要求签下搬离北京的保证书。
这起事件让刘昭阳好友相当忧心，也担心自己连带被查水表。 “他跟被警察逼迁出北京的那个人也算是很亲密的朋友，经常一起吃饭什么的，他就怕警察到时候也会来找他。”刘昭阳安慰朋友，告诉他理论上应该不会波及这么严重。
另一起让刘昭阳印象深刻的案件，约莫发生在2020年。
“我有一个朋友，现在已经不是朋友了，因为很久没有办法联系到，因为TA（非二元性别者人称代词）已经在监狱里，”刘昭阳以平淡但沉重的口吻道出这段经历。
刘昭阳口中这位朋友，是位跨性别者。他说，中国很多未成年跨性别者的父母会把小孩送到强制矫正学校，他的朋友自愿帮助他们逃离这些学校，“结果被一个跨性别父母发现，他们就打电话给警察，举报TA聚众淫乱，然后TA就被抓了，已经被关了两三年，好像被判五年左右。”
同样来自台湾的威利(左)与路易(右)，一起在他俩位于广东深圳的公寓内享用午餐，沙发后面悬挂着象征同性恋社群的彩虹旗。(法新社资料图片)(photo:RFA)不仅性少数本身 中共打压黑手伸向协助者
刘昭阳朋友的遭遇只是冰山一角。英国《卫报》（The Guardian）1月中报导，已经有不少人因为试图协助性少数者逃脱，而被中共当局逮捕的案例。
报导引述一位住在中国南部的29岁跨性别女性梅（Mei，化名音译）指出，她一位已成年的跨性别友人莹（Ying，化名音译）遭家人软禁，虽能出门上学但自由受限，想逃家去找女友，去年夏天向她求救。
梅向朋友伸出援手，帮莹把手机藏起来，让家人无法找到她。但根据报导，莹的家人最后通报当局，警察透过手机追到梅的住家，以绑架罪行将她逮捕，并找到莹的藏身之处，把她带回家。
报导引述梅说，这是她首次被抓，遭讯问超过十小时，但因为她什么都不说，警察最后因缺乏证据将她释放。梅表示，自从她多年前加入一个支持LGBTQ的非正式组织以来，已听闻超过十起倡议人士遭警方逮捕和讯问的类似案例。
报导引述另一名自我认同为性别流动的23岁倡议人士方琴（Fangquing，化名音译）表示，TA曾试图协助一名家暴受害者，并帮忙以合法方式购买在中国难以取得的荷尔蒙替代疗法（HRT）药物，遭警察强迫承认“贩售伤害性药品”的罪行，被迫流亡海外。
报导引述方琴说，中国正对性少数进行系统性迫害，体制的设计让当事人既难逃脱，别人也难帮忙。协助性少数家暴受害者逃跑的人，恐面临被逮捕、强迫认罪的命运，罪名可能包括非法贩售药物、绑架甚至聚众淫乱；最后一项最重可处五年以下徒刑。
习近平打压性别运动 性少数越来越难生存
中国1997年将同性恋除罪化，2001年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移除。往后几年，中国同志社群逐渐活跃，“北京同志中心”等性少数倡议组织及校园彩虹社团陆续成立，民间团体也自2009年起，每年举办提升性少数能见度的“上海骄傲节”系列活动。
当中国NGO和酝酿中的公民社会都已被消失、媒体环境更加高压，弱势社群感觉，还可以依靠的，或许只剩下相互信任的同伴。图为2019 年5月10日，一名学生在北京身披彩虹旗。（法新社图片）(photo:RFA)可惜好景不长。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陆续传出多起同志朋友或组织遭打压事件，造成寒蝉效应。
最引发舆论哗然的案件之一发生在2021年7月，当时十多个校园同志社团微信公众号一夕间遭移除。隔年5月，两名清华学生在校园超市内一张桌子上放置十面彩虹旗，并留下“请自取 #PRIDE”文字，就遭校方以“未经批准擅自散发宣传品”为由惩处。
著名同志组织似乎也因抵抗不了当局压力，选择关门。其中，“上海骄傲节”主办单位2020年8月宣布终止未来活动，隔年透露可能活动“太显眼了、开始真正产生影响，从而引起更多关注；”去年5月，“北京同志中心”也无预警因“不可抗力”因素，宣布终止营运。本台近日联系这两个组织的相关负责人，但他们皆婉拒受访。
台湾世新大学性别研究所所长、长年关注中国性少数权益的伍维婷分析，习近平将性别议题，包括跨性别或女性主义议题，通通标签化为西方和外来的意识形态，打压会是无所不在的。
伍维婷说：“那个打压不仅仅只是政策上的，或者是法律上的，也包括主动的有党国机器带头攻击或歧视多元性别，所以我会说他是一个全面性的从政治、社会到文化的一个打压。对于整个中国的性别运动来讲，是越来越困难生存一个状况。”
2021年7月，18个中国各大学学生和社团运营的LGBTQ+微信公众号被集体封号。（图片来源／中国数字时代）(photo:RFA)伍维婷举例，中国广电总局2021年发出“娘炮”禁令，等于连性别特质都不被允许出现在媒体上；当局2022年禁止网路贩售跨性别者需要的激素，更是非常严重的打压。
伍维婷解释，跨性别者需要使用一些激素，以往可在网路上自由购买。但遭全面禁止后，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医生那取得，“所以去年其实发生好几位跨性别者因为无法取得激素，选择自杀的案例。”
从上述例子来看，伍维婷说，中共现在连跨性别协助者都打压，她“一点都不意外。”
为彩虹旗起身抵抗 终被威权体制吞噬
面对中共对性少数族群加大打压，也曾有人起身抵抗。 2022年清华彩虹旗事件的当事人、自我认同分别为女同志和酷儿的黄同学与李同学，就是其中两位。
黄李两人因不服只因摆放彩虹旗就遭校方处分，一路向上申诉；从清华校方、北京市教委再到教育部，都收到维持原处分或驳回行政覆议的令人失望答案。但她们拒绝放弃，去年2月改走法律途径，状告教育部，引发不小关注。
勇敢挑战僵化威权体制的两人，后来结果如何？
黄李的友人苏玮（化名）接受本台记者电访表示，就她所知，两人去年2月向北京一中院提出诉讼，同年5月24日才收到“口头”通知不予立案。 “他说不给立案的缘由是最高法的某个解释，然后那个解释有很多条，其中有关的是一个跟国家安全相关的条目，因为其他条目都不可能适用，就觉得很荒谬。”
一中院那吃了闭门羹，两人只剩两个选项，不是向更高级的法院提起重新开始立案，就是向检察院投诉。苏玮说，她们选了前者，但去年6月14日到北京高院，仍在现场被告知不受理。
苏玮不满地表示，任何情况下不予立案，都应该有书面裁定，“但是没有书面裁定，也就相当没有办法再根据这个做太大的文章。” 记者询问，这样是不是等于走进死胡同，无法再有进一步行动？ “对，”苏玮回复，语气中流露出无力和无奈。
彩虹旗事件前，黄同学本来计划毕业后移民海外，透过网路参与中国内部行动。但苏玮透露，因为被校方处分，加上经济因素，黄同学未能如愿出国，去年6月毕业至今仍然待业中。
选择与当局对抗，也让黄李遭到锁定。苏玮说，去年3月，两人的一位跨性别友人自杀，她们买了花去当事人宿舍楼下悼念，但可能因为曾在微信讨论过，现场出现几十名便衣警察将她们围住。这起事件让黄同学心有余悸，仍未向家人出柜的她，近期选择与一位重视性少数权益的“直男”结婚，只为确保哪天被抓能有人帮忙。
苏玮说：“主要是因为结婚了的话，比如说你的伴侣就可以帮你请律师之类的，因为有这个直系亲属的关系，如果你被抓了，他也有更直接的办法援助你。 ”
经历过申诉无门的失落、被当局锁定的胆战心惊，若重新来过，黄李还会在2022年5月那天摆放彩虹旗吗？苏玮坦言，可能有更好的方式来做，因为两人当时并不知道放置的地方有监控。
但苏玮认为，黄李两人“让大家意识到这个环境有多糟糕，就是一种（性少数权益）倒退的标志，也让大家意识到，这一些不公平的事，其实还是可以选择法律的渠道。”
2015年11月24日，广州中山大学秋白（中）因为大学教材中将同性恋者描述为“心理障碍”，提吿中国教育部并获得立案，虽然一审和二审均以败诉告终，但她的行动得到了许多支持，也吸引了诸多媒体报导。（法新社图片）(photo:RFA)中国人口衰退 打压性少数是为“催生”？
为何习近平要打压性少数？部分分析认为，是因为习近平遵循儒家思想，把同性恋、同性婚姻视为西方产物。但浩浩觉得，可能也与中国人口衰退、政府急催生有关。
“现在就是中国年轻人都不太生小孩，生育率断崖式下跌，那人口都没有了，他没办法割韭菜，红利也没有了，他们也实在没有办法，所以想尽各种办法让你去生小孩...可是大家都不搭理，”浩浩说。
浩浩表示，中国零零后很做自己，就是不结婚、不买房、不缴医保、不工作，就是在家躺平，政府来骂也没用，拿他们没辙。 “所以在这个（性少数）群体，他也是能打压就打压，他还是希望你生小孩，繁衍后代。”
中国2015年宣布废止执行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隔年实施二孩政策，2021年加码至三孩，以挽救下滑的出生率。但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字，2023全国人口14亿967万人，比2022年末减少208万人，人口连续2年负成长。
刘昭阳则认为，当局禁止同志活动，不是说刻意打压同性恋，“而是说他要禁止一切的集会、一切的游行，不管你是骄傲游行也好，还是其它抗议政府的。” 他说，中共是要把一切有可能颠覆国家政权的空间减少为零，“他就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原来的空间慢慢的去限缩。”
不敢奢望结得了婚 只求政府让人活
仅隔一座海峡的台湾，今年5月将庆祝同婚合法五周年。谈到台湾友善的同志环境，浩浩难掩羡慕，直呼“我要去台湾就好了。”
浩浩说，要指望中国像台湾一样通过法律认可同婚不太可能。 “我们只能祈求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多的去干涉你，我们就觉得阿弥陀佛，就觉得很开心的。”他提到，中国以前很开放很包容，不会太去干涉性少数族群，那现在是会去干涉，所以让人觉得有点无能为力。
2009年6月13日，在中国首次出现的同志骄傲周活动中，多名同性恋者在上海举行非正式的婚礼。(路透社资料图片)(photo:RFA)中国性少数族群频遭打压，台湾是否有协助空间？伍维婷坦承，台湾没有难民法，加上两岸关系非常复杂，如何声援、或进一步让中国运动者到台湾，这取决政府政策，而政府政策奠基于台湾社会支持与否。就她观察，若现阶段开放中国运动者来台，“在台湾社会一定会遇到反弹声音。”
但她认为，台湾与中国公民社会运动者一样都是在争取民主、争取自由，台湾现阶段可以做的是帮助中国性别运动有更多的发声。 “比如说，我们可以一起去转发他们的讯息，我们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中国的多元性别运动者是如何被打压。 ”
“目前中国对多元性别议题跟群体或社会组织的打压手法，就是要抹去他们曾经存在的所有记忆，”她说。而台湾的公民社会或人民能协助避免这件事的发生。
记者：徐薇婷 责编：梒青 网编：瑞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