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团接连被迫停演 香港艺术界成惊弓之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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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演艺学院以保护学生为由，临时取消应届毕业生的呈分戏剧公演作品，引起香港社会广泛讨论 (美国之音/林淦峰)(photo:VOA)香港 - “我们是什么人呢﹖只是平民百姓而已﹗说得再难听一点，大家根本不认识我，我的团队也不是知名团队，只是为了兴趣才聚在一起，做一些自己想做的艺术作品而已﹖这到底会影响到什么人呢﹖对什么人造成什么损失呢﹖”刚于2月初宣布解散的香港艺术团体“小伙子理想空间”团长唐浩翔，现在只能对美国之音记者作出这无助的吶喊。
成立于2017年的非牟利艺术团体小伙子理想空间，是源于一群来自不同背景，不同阶层的年轻人，为了共同建构艺术创作的乌托邦而聚在一起。他们以集资形式筹募资金，数年来在香港公演多个不同题材的舞台剧。可是他们原定去年八月底举行的粤语音乐剧《百花舞厅》，已被香港艺术中心指违反场地租用协议，而被撤销场地租用资格，令他们损失150万港元。
香港艺术发展平台充足，前景却因连串演出被取消的事件而蒙上极大阴影 (美国之音/林淦峰)(photo:VOA)及至2024年，该剧团原定于2月2至4日假兆基创意书院多媒体剧场，公演《三分钟银行》及《穷一生艺术馆》两个剧目。可是唐浩翔在1月19日表示得悉，场地方接获九龙城区学校发展组发出指引，要求取消与艺团的场地租约。就算后来唐浩翔向场地方表示愿意个人退出创作，场地方仍拒绝更改决定，于是这次演出也只能胎死腹中。
小伙子理想空间在一年内两度因场地突然被取消而无法上演剧目，结果在2月6日在官方Facebook专页宣布永久休团。对于两度被取消演出场地，唐浩翔表示当局曾以他在2019年发表过“不当言论”，以及有人向教育局投诉他“言论不当”而作出相关决定。可是无论是他自己，还是早前曾公开在社交媒体支持小伙子理想空间的香港戏剧协会干事庄梅岩，都对唐浩翔到底是发表过什么“不当言论”感到完全摸不着头脑。
于是唐浩翔认为或许自己和剧团是寒蝉效应的牺牲品，他告诉美国之音：“我们的制作、团队和作品全部跟政治无关，也自问从没有涉及敏感题材，我们只是做自己喜欢的创作，所以我个人不会断定这是出自政治考虑。或许是近期也有类似的事件发生，令有关当局可能担忧相关法律责任或作出政治考虑。”
随着剧团解散，唐浩翔直言自己在香港已没有艺术创作的前途，往后将循戏剧教育方向发展，希望有部分前团员将来可以继续在艺术创作方面有更好的发展，从而看一下能否在日后以其他模式的艺术创作面世。
踏入2024年，香港的戏剧界猝不及防陷入重大危机。由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应届导演系毕业生制作，改编自意大利著名剧作《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舞台剧，原定于2月17日至3月2日在演艺学院上演，可是在公演前不足三周，相关演出信息在演艺学院的官方网页被删除，门票也停止发售。演艺学院解释指舞台剧一旦公演，参与师生将会面对法律风险，因此学院以关顾师生福祉和安全为由取消演出。
由香港青年艺术协会主办，原定于3月上演的舞台剧《共鸣舞台》也被中止演出。香港青年艺术协会解释说是由于制作安排变动，但负责编舞的导师黄耀邦在社交平台直言“答案很明显”，他曾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多次为民间组织担任手语传译，因此香港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这才是演出被中止的主因。
数年前在演艺学院毕业，现在于香港、中国大陆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舞台剧导演工作的Cherry Lin，直言演艺学院学生制作被取消的事件，令她觉得香港打压言论自由的程度比中国大陆更厉害。Cherry质疑同样的剧目为何在中国大陆可以上演，在香港反而成了禁忌。她表示在中国大陆从事艺术创作的红线很清晰，除了部分特定题材，比如是同性恋题材比较难获批，以及广州地区对审查枪械相关情节较严格，对其他题材相对宽松。反而是香港现在进入草木皆兵的地步，相关的打压未必是来自政府，反而是场地方先行打压，甚至可以是在完全没有任何告示，就可能因为某些主题、宣传海报不符合规定，令演出立即被取消，而且可能是被列入黑名单也不自知，于是令整个艺术界都感到害怕。
因此，Cherry坦言就算目前自己在创作上还没感受到有很多限制，但仍然感到很没保障，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因为整个制作团队的哪一位成员发表过什么言论，而被当局认为是触犯了什么法律，令整个演出突然被取消。Cherry也试过因为演出而被审查在社交网站的言论。她告诉美国之音：“我曾试过在参与演出前要在履历表上被要求填上社交媒体数据，有内部机构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当局真的会上去审查，令我无可避免地要重新审视自己在社交媒体发表过的所有言论，到底是否有疑似敏感词语。”所以Cherry不否认正积极寻求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发展艺术创作，因为感受到在香港从事艺术创作，与其他地方甚至是在中国大陆，也有明显的分别。
香港戏剧界正面临风声鹤唳，相比之下，同是艺术创作的舞蹈界暂时仍然是风平浪静。可是对于从事舞蹈创作及教育十多年的Molly Wong，也坦言近月在戏剧界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也令她对往后的创作加添不少忧虑。她告诉美国之音：“在创作时可能要考虑更多，例如某些可能是敏感的数字或颜色，可能要考虑在演出时要避开。又或者我的舞蹈是提及上网在线，要用一条线来表达，但这条线采用什么颜色，或许要很小心选择。”
身为演艺学院校友，Molly对母校在应届毕业生创作的处理风波也有不满。她说：“学生们确实很无辜、很惨。那部剧在中国大陆也能上演，校方却选择一刀切，对他们带来很大伤害。身为校友的我会质疑学院有否真的保护学生呢﹖有否理会他们的感受呢﹖有否保护学生的尊严，以及他们付出的一切心力和时间呢﹖”
对于为何现在突然对香港戏剧界狠下杀手，前香港珠海书院新闻及传播学系高级讲师，现在担任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的侍建宇认为，只是“时候到了”而已。侍建宇分析说：“以往演艺圈只被当作是一群风花雪月的人，不是主要的反抗力量，反抗力量是政党、媒体、老师和不满现状的公务员，现在这些人都被清洗得差不多，于是就伸手到演艺圈了。”
侍建宇续说香港社会不要心存侥幸，认为只要跟随红线工作，当局还会让你有一点生存空间。因为当局不会明示什么是红线，就算告诉了大家也可以随时变动，所以别对此有任何遐想。他更表示当连演艺圈也被“肃清”，香港社会完全被压制之时，香港政府自己，包括公务员、建制派政客和警察团队这些现在为当局服务的团体，就会成为最后被清洗的对象，洗得连一些黑点也不能容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