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斯达：中国是变成晚清还是变成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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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之乱是 124 年前的事，八国联军包括日本。经此一役大清被国际社会视为野蛮人。（维基百科）(photo:UpMedia)「明治维新成功，晚清维新失败。」虽然是高度传统和简化，但也能形容两条「接受现代性」的路径。「是变成晚清还是变成日本」，今天对很多「后发展群体」仍然是沉重的问题。
日本高层较能理解「国际」这个俱乐部的组成及交涉方式，看到作为世界一份子的条件：日本居民要成为一个西方意义下的「国族」，才有望在「国际主宰」的世界生存下来。大清皇帝和官员迟迟未能放下身段，有不愿意「对等外交」的文化心魔，观念上难以接受自己只是万国之一而不是天朝上国。这点分别在「竞赛」初期已经很明显。
义和团之乱是 124 年前的事，八国联军包括日本。经此一役大清被国际社会视为野蛮人。清人在第一天中外接触可能就在害怕这件事：被野蛮人视为野蛮人。如今恶梦成真。光绪希望变法，慈禧后期也被迫主持改革，但改革大体仍是富国强兵，最多是走向君主立宪。
现代中文非常依赖那一堆和制汉语，是由于现代生活的相关观念名词，是首先由他们理解及翻译，现代人至今仍生活于这些词语中。
当时日本相对贫穷，人口少、资源少、天灾一向频繁，但也因此有强烈危机感，一直没有自我中心的坏习惯。「兰学」以来，就以最大力度理解这些欧美列强「为甚么强」。日本理论上还在锁国，但地方是有竞争压力，所以一直还是有积极升级的心。
列强强的原点是欧洲国族建构时发射出来的大众精神热忱，它推动着资本主义、民众争取民权、私人市场、激发劳工工作自发性……乃至向外征服的帝国主义，是一切事件的一大源动力。「列强」那么强，是因为被「平等的光荣身份」号召起来的「国民」自发性更强。法国大革命精神武装下的法国人，能凭一己之力突破欧洲反法联军的围攻。
日本当局明显更了解何谓「现代国家」，来自藩的下级武士成为明治政府官员，任务是尽快将日本变法一个欧洲式国族，包括富国强兵，但更多是关于生活和观念的西化。明治 8 年颁布《平民苗字必称义务令》，规定有「姓」也是一个国民义务，也是「制造国民」的支线任务。
必须多管齐下令平民变得比以前更有尊严，激励所有臣民为共同体争取回报和表现。事后看来，中国一方潜意识认为进入国际是降格，日本一方潜意识却认为是升级，对学习「国际」相当有热忱。
只不过在经济学家看来，这都是资本主义的好。在民主或宪政主义者眼中，这是因为日本行了君主立宪。
*(photo:UpMedia)日本明治维新十分是少数成功改革的国家之一。（维基百科）
大清灭亡，国民政府出生，之后国民多次示威「罢卖日货」，那肯定是日资做生意做到能倾销中国。这「帝国主义」力量背后就是一个一个「变成的」日本国民，被身份的尊严和神话激励的一班人。国民经济、资本的扩张和再投资，其实到底还是靠普通人的热情灌溉。
晚清人很多精神萎靡，自得其乐，所以鲁迅才放弃行医去写东西。国民党和共产党当时也觉得推动革命很难，因为当时中国人没有国民意识，因此很难被冒犯，所以也很少会不满到为一个目标联合起来革命。
传统对「中国老百姓」的评语也是一体两面：刻苦耐劳及逆来顺受。一战后，日本索要山东权益的问题，事情终于有了变化，人们跑出来反对日本，大众感到自己作为一个集体感受到侮辱和危机。中国革命那时才终于初步结出花，有了一班有共同身份的人，但他们刚刚甦醒，面对的是降维登陆的大日本帝国。
日本和大清的维新结果大不同，起码前者的改革目标（成为国际上一个国族）设定得当。大清希望成为一个强国，而改革的阻力来自他们自己对「现代」观念上的抵抗。
最基本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是英法联军要求下才设立，作用类似外交部的雏形，但只是军机处大臣、大学士等组成的临时机构。「外交」本身就不是王朝理解的概念，朝贡倒是有的，但朝贡是讲尊卑而不是国与国外交。
改革可以是手术成功，但病人最后挂掉。结果也是中国可能在改革中有所进步，但清室自己过渡失败，未能成功济身民族之林。
英法的大革命以来，关于国民的假设，是建立于内部成员平等的想像，这不容易被天朝思想的社会接受。一个士大夫不可能跟卖面小伙是兄弟手足，皇帝不可能跟属下打成一片。在天朝生活的人，就是应该彼此生活于不同宇宙，被阶级、文明程度、省籍所分隔，这才合乎天理。
欧洲意义下的那种 nationalism ，讲市民打成一片无分高低的想像，清政府会认为是煽动汉人排满。晚明文人写这些，也会引来散播异端的指责，可能要收监处死。因为唿唤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度，其实是在沖击帝国的儒家伦理。人人平等的话，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都要重估价值，那可能会带来社会动乱。
晚清改革失败一个非主流解释可以是：中国人对阶级不平等的适应力高，甚至每种人早就发展出适应办法，并乐在其中（只要有更差的比较对象），这可能是一种难以制造积极国民的土壤。革命份子在溥仪在退位后，可能就会看到问题真正所在。皇帝是下台了，但普通人还是消极臣民，而不是理想中的积极国民。
这是超长期皇帝统治的后遗症。弱民之术长期实行，保证人们不能轻易造反，但人普遍而言也肯定不会积极到哪里去。这形成的也是一个不积极社会。
光绪没有得到弱民术的红利，却为此付出代价。大家都知道要改革，洋人比我们强，国民却叫唤不醒。鲁迅甚至觉得他们在铁屋里面，快要被气体无知觉毒死。
无数的王朝、无数的暴力、无数的圣贤书，将这个区域的人们深度驯化。在此前很多年，皇帝只希望农民低头闭嘴好好耕作，准时纳税服役即可，到了 19 世纪某天，国家却突然希望人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吸收世界新知，为民族前途忧心如焚，最好出钱出力……很难。
远古的「消极国民性」这时发挥一把双面刃的效果。人民容易管治，但人民也消极和麻木：他们不是「真心爱国」，改革也失败了。
※作者为香港评论者／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