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阶级制度被打破后 菁英体制是否能带来真正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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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英如何定义？名校毕业生是否能为社会带来最大贡献？（pixabay）(photo:UpMedia)菁英的优势就是一场骗局。
然而我们的文明都在抗拒这样的结论。每一位正直之人都会同意竞争优势应该是经由能力与努力挣得的，不是靠继承与世袭而来。菁英体制的理念──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是来自成就，不是血统──已成当代新宠。贵族社会虽曾风光一时，但已是明日黄花，菁英体制才是今日所有先进社会的信条。
菁英体制承诺打破之前的世袭菁英制度，让一无所有，只有才能与野心的人能够拥有有为者亦若是的机会。菁英体制同时也承诺将个人优势与公共利益相结合，坚持财富与社会地位应是靠着自身的成就而来。这些理念寻求建立一个崇尚辛勤工作与才干的社会。
但是菁英体制的运作并不如原先预期。今天，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在学校输给富家子女，而中产阶级的成年人则是在工作上输给菁英大学毕业生。菁英体制阻碍了中产阶级更上层楼的机会，然后还责怪这些在所得与社会地位的竞争中落败的人，尽管游戏规则本身只会让富人赢得竞争。
菁英体制也对菁英本身造成伤害。菁英的养成需要富有的父母投资数以千计的小时与数以百万美元计的资金来让他们的孩子得到菁英教育。这些所谓的菁英在工作上必须费尽心力，并无所不用其极地利用他们的教育来获取当初投资的回报。菁英体制迫使一个个焦虑不安又虚伪不实的菁英陷入一场为保护所得与社会地位而残酷无情的终身竞赛。
最终，菁英体制造成菁英与中产阶级的分裂。它使得中产阶级愤恨难平，同时又诱使菁英形成腐化的特权阶层。菁英体制将整个社会卷入一个各阶级相互指责、互不尊重，而又机能尽失的巨大漩涡之中。
菁英体制魅力四射的外装掩盖了这些伤害，人们难以接受菁英体制本身竟是罪魁祸首――认真思考，的确如此。即使是当代最严厉的评论家也都拥抱菁英体制的理想，他们指责那些腐败的菁英借着自己的成就来获取个人的利益，但他们在责备破坏菁英体制运作的个人行为时，同时也继续强调此一体制的原则。
但实际上，是社会与经济结构，而非个人，造成如今充斥于美国生活中的不满与混乱。不论初衷与之前的成果是什么，菁英体制如今都只专注于撷取利益，并且造成贫富不均，危害社会。追根究柢，这些麻烦的根由不在菁英制度没有充分发挥功能，而是菁英体制过度滥用。
菁英本身已变成伪造的美德与典范。菁英体制──尽管其本意是博爱与公平正义――如今却变成当初所要推倒的目标。它已成为一套集中与转移世代财富和特权的机制，甚至是滋养与制造仇恨和分裂的新贵族世袭体制。
菁英体制虚假的承诺
我就是一位菁英：体制下的产物与本书所揭露的济济英才中的一位。
一九八七年的夏天，菁英主义方兴未艾之际，我自德州奥斯丁的公立高中毕业，前往东北部的耶鲁大学就读。自此之后，我花了十五年的时间在多所大学间进修――伦敦政经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以及最后落脚的耶鲁法学院，一路走来获得一长串的学位。
今天，我在耶鲁法学院教书，我的学生与年轻的我相似得令人害怕，他们无一不是专业父母与菁英大学下的产物。我将老师教导我的东西传授给他们，我的身家与我的阶级地位都是拜菁英机制与它所提供的培训和就业所赐。
如今，菁英主义已达全盛期，它的旗帜飘扬于标榜以出产菁英为目的的学校之上。例如哈佛大学就自称是「全球抱负不凡的学者天堂，」哈佛大学的任务报告还补充强调其办学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学术上的精进，同时也是「为我们的社会培育公民与公民的领袖，」学生可以在此学习「如何对世界做出最大的贡献。」只愿聘用哈佛大学与其他高级院所毕业生的企业也将这样的主张带入这些菁英的就业生涯。高盛（Goldman Sachs）就曾自称「可能是全球最为菁英荟萃的工作场所。」该公司并在其网站上大力宣扬其菁英所做出的成就，例如借由投资仲介带来纽泽西州纽华克的「复兴」与纽奥良的「再起」。这些熟悉的剧本一再重复――大肆宣扬菁英的才干，并且强调菁英对公共利益的贡献就如同助产士之于社会的兴旺一样不可或缺，由此将其阶层与民主生活中的道义责任相结合。
这些承诺引发一场革命。以前贵族社会都是透过继承权与血统来获得社会地位，并且滥用其不该有的特权来积聚非正义的优势。今天，菁英体制则是宣称以才干与努力来赢得社经地位――公平而且光明正大，因为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这样的方式。以前，懒散的贵族不事生产，他们奢华的生活是靠着剥削别人的劳力而来。今天，辛勤工作的菁英们则是表示他们在尽其所能，为他们所领导的社会做出贡献。
过去的阶级体制邪恶又令人生厌，今日菁英体制则是宣称造福社会――带来正义与博爱。就其拉丁语源而言，菁英因其达成的成就而获得荣耀，并且完全融入民主时代之中――弥补了阶级体制的不足。
菁英社会的礼仪使得其理念更加具体化与亲近，予人一种自成一体，其所享有的优势也是理所当然的观感。毕业典礼已成美国夏季的主旋律之一，由此可以看出菁英体制的运作。耶鲁法学院的毕业典礼长达两天。杰出校友，包括比尔．柯林顿（Bill Clinton）、乔．拜登（Joe Biden）、露丝．贝德．金斯柏格（Ruth Bader Ginsburg）与索尼娅．索托梅尔（SoniaSotomayor）鼓励毕业生追随他们的热情，发挥他们的才能，造福人类。教授们戴着颜色鲜艳的帽子，身着羊毛、丝绸、甚至皮草制成的长袍。大学官员则是穿戴镶有珠宝的衣领，手持仪杖。一位前院长更是身着欧洲最古老大学波隆纳大学所授与荣誉法学博士的华服来参加毕业典礼。
这些庆典绝不随便与马虎，它们不像婚礼，而是提出严肃的目标，并且针对政治与个人传达成深刻的意义。毕业典礼的演讲往往是再三强调菁英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然而菁英体制这种中世纪华丽的排场仍然留有其所取代的贵族社会余韵――旧瓶装新酒。在大学的哥德四方院中，夏天午后留下一条长长的阴影，感觉历史重演就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大学就像是一条绳索，延伸了好几个世代，从未中断。毕业演讲则是将过去与未来无缝接轨，将转变的压力化于无形，安抚这些即将踏出校门进入社会的毕业生。这些礼仪使得未来变得似曾相识，尽管还未出现。它们确保菁英体制成为现代生活中的主轴。
菁英社会自有一套模式，且不断地重复使用，进而形成一种大家都熟悉的生活形式。这样的形式使得菁英体制拥有超凡的魅力，得以捕捉人们的想像与吸引大家的目光。然而他们也利用基本礼仪与置身于日常生活之中的运作来掩盖其所带来的伤害。确实如此，菁英体制使得奖赏成就的其他方式显得荒谬无比――以个人好恶与裙带关系来进行特权的分配，造成不公与腐败，或者纯粹就是出于愚蠢，彷彿这些高位都是靠抽签来决定的。
菁英体制在进步的同时，也形成一个全新的压迫性阶级，甚至是过去一个世代所不曾出现的。菁英体制造成一种前所未见且独树一格的失衡情况，使得新镀金时代大为失色。菁英们不仅是垄断了所得、财富与权势，同时也把持了产业、公共荣誉与个人尊严。菁英体制将中产阶级排除在社经利益之外，同时还号召菁英们集体进行一场维护其阶层的毁灭性竞赛。菁英体制所造成的贫富不均――富人与穷人间的差距日形扩大――为美国前景带来阴影。
随着菁英体制造成的贫富不均持续扩大，其本身所面临的压力也日益加重，它所宣称的道德责任崩塌，其耀眼夺目的礼仪也失去魅力。菁英体制不再能捕捉人们的想像力，反倒是引来一波波的抗拒。菁英体制承诺以推动公共利益来获得自身优势的宣示已成陈腔滥调，不再具有说服力，其过去的优点已不再令人信服。
菁英体制如何压迫中产阶级与剥削菁英
菁英的竞争将美国的中产阶级驱逐于魅力十足的社经生活核心之外，并且阻断他们更上层楼——通往社会地位、奖励、荣誉与财富之路的机会。虽然菁英体制的能量、雄心与创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主流，但是现在却是将充沛的创意之源侷限于越来越来狭隘的菁英阶层，与现实越来越疏远，甚至脱离了广大中产阶级的想像范围。
菁英体制使得常春藤盟校、硅谷与华尔街成为菁英野心的竞技场。创新者可以在这里改变世界，开发网际网路（史丹福大学与谷歌）、社交媒体（哈佛与脸书）、财务（普林斯顿与华尔街），还有数以千计的其他场域。但是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却是被安排在菁英体制的尾端，他们不但可能不会开发出下一代创新产物，反而可能会成为未来创新的受害者。菁英体制将大部分民众放逐于他们自己的社会之中——限制中产阶级的孩童于枯燥乏味的学校就读；中产阶级的成人于没有出头天的工作之上。
一般的看法是将菁英体制与机会均等混为一谈，但是尽管菁英体制曾经拥抱机会均等，并且在早期将其菁英层对外开放，但是现在更像是压制社会动能的阻碍，而不是促进动能的力量。过去引领众人由平庸的生活进入美国菁英社会的大道如今是越来越狭窄，中产阶级家庭根本无力负担富有家庭为子女投资的教育经费，而一般学校无论在资源与教学品质上都远远落后菁英学校。顶尖大学尽管强调他们注重的是成绩而不是血统，但是他们的入学竞争使得中产阶级的子女根本没有赢的机会，导致其整个学生群完全向财富倾斜。总而言之，现在的菁英教育主要的服务对象就是菁英阶层，不是一般大众。
菁英体制同样也导致工作机会倾向于受过超级高等教育与来自菁英大学的毕业生，使得机会失衡的情况一路由学校延伸到职场与社会。才能与苦干实干已不再能确保一份好工作。没有菁英程度的中产阶级在一个日益强调超高等教育与华而不实培训的职场中，处处受到限制与歧视。
菁英体制不只是阻绝机会，同时还垄断成果，而其所强调的价值更在道德的高度上对受害者极尽侮辱。菁英体制不仅将中产阶级阻绝于进入菁英学校与获得一份好工作的机会之外，同时还把学校与工作上的成就提升至心灵荣耀的层次。菁英阶层于是竭尽所能要达到此一标准，确保众人难以匹敌。菁英阶层之外的美国大众对此都深有体会，菁英阶层只会强调中产阶级的萎靡与倦怠。就算是物质条件还以接受，菁英体制也使得中产阶级的精神生活陷入缓慢持续下降的沉沦之中。
菁英体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为菁英带来特权。它现在所强调的培训与工作正是过去平均提供给社会的机会，但反而限制了菁英潜力的发挥。当初耗尽中产阶级精力的负担，如今也成为菁英阶层不胜负荷的重担。
贵族来自于出生，菁英则需要靠培育而来。过去的世袭菁英可以靠着继承权不费吹灰之力将其地位传给他们的子女。上一代贵族撒手人寰后，下一代就可自动承接其头衔与豪宅。但是菁英就大大不同了，凡是希望将其地位传承下去的家庭必须持续不断地建立与累积其特权，而且每一代都必须依赖自己的成就来确保其菁英的地位。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菁英阶层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来养育他们的子女。相对于贵族阶层可能对于教育子女缺乏热诚与能力，菁英阶层——尤其是女性，会牺牲事业全心扮演菁英母亲的角色——持续不断地将他们的财富、技能与精力投入他们子女的教育之中。
富有家庭的孩子则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吸收这些教育。他们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从出生开始一直到跨入成人的门槛——都会受惠于这些菁英养成的教育，然而这些教育所带来的沉重压力与要求也使他们备受煎熬，这是中产阶级，甚至他们半个世纪前的祖辈所难以想像的。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必须在三十五岁以上，以确保他具有担任职务的成年人心智。然而在今天，一位三十五岁的菁英很有可能仍在校园内学习。
随着菁英体制日趋成熟，菁英们也就益发紧张，如今甚至连在菁英阶层中最高位的人都开始反对当初造就他们的这种密集与竞争式的培训。千禧一代是菁英体制成熟后的第一代，对于这样的负担，感受尤其深刻。千禧一代的菁英可能经过精雕细琢，也可能相对脆弱，但是并不会自认与众不同。他们不会把每项挑战视为自己的特权，但也不致于被沉重的竞争压力所击倒。他们并不放荡也不颓废，只是紧张与疲累。
他们的自我意识强烈。我在耶鲁的学生——菁英体制的模范与样板——对于他们所拥有的特权待遇，其感受是困惑与不知所措多过自满与扬扬得意。他们大部分出生于菁英阶层的家庭，他们知道已被过度渲染，而在本能上怀疑他们是否值得拥有这样的特权。（特权已是菁英大学文化的一部分，有一小批来自背景相对中等家庭的菁英学生，为了缓和他们进入此一有如外国社会的压力，自行成立了一个「第一代专业人士」的社团）这些菁英学生在校园内受到大力栽培，同时也必须接受调教、锻鍊、塑造与包装。然而他们却是鄙视这种为争取优势的操作，并对自己身为其中一员自嘲不已。最近一项调查指出美国社会掀起一波在声誉经济中追求所得与地位分配的集体狂热，这些菁英学生就是此一热潮下的牺牲品。
我的学生就和菁英体制下所有的同辈一样，都深陷因为害怕掉队而引发的集体焦虑之中。他们怀疑自己过去的成就，同时也担心未来会一直承受自校园一路到进入职场以来的竞争压力与磨难。如今，即使是菁英也会担心——非人为因素，不过理由充分——菁英体制并不会带动其真正的繁荣，菁英也许会很富有，但是过得并不好。
*(photo:UpMedia)作者简介
丹尼尔·马科维茨（Daniel Markovits）
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法学教授，也是耶鲁大学私法研究中心的创始主任。
译者简介
王晓伯
曾任职国内主要财经媒体国际新闻中心编译与主任多年，着有《华尔街浩劫》、《葛林史班：全世界最有权力的央行总裁》（合着），译作包括《我们为什么要上街头？》、《海森堡的战争》、《小王子的宝藏》、《向领导大师学激励》、《群策群力的领导智慧》、《光天化日抢钱：税赋如何形塑过去与改变未来？》等。
※本书撷取自《菁英体制的陷阱：社会菁英为何成为威胁平等正义、助长贫富不均，甚至反噬自己的人民公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