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恐惧不变！从痲疯病到新冠肺炎 由古至今的隔离政策
-
十六世纪艺术家对黑死病的描绘（麦田出版提供）(photo:UpMedia)人自诩为万物之灵太久，以至于忘了自己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病毒与细菌这些微生物，历史比我们久，数量比我们多，适应力比我们强，演化得比我们快。在它们的眼里，人类应该只是过客而已。我们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微生物就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非常长的时间，我们出现之后，部分的微生物就想出了法子用我们的身体来居住生活。
大部分情况下，它们跟我们和平共处，有时甚至成为维系人体健康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在少数情形下，它们会伤害甚至杀死我们，我们称之为「感染」。这感染偶尔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我们称之为「传染」。
大部分的人，对传染这件事有着超乎它实际伤害程度的心理恐慌。其中有些恐慌是非理性的，但也有些恐慌是来自于史上几次特别严重的疾病大流行的记忆。
（延伸阅读：第一位提倡洗手的医生 拯救了无数产妇却被认为是「医界叛徒」）
在古代，因为对传染病的了解非常有限，对抗疾病的武器也几乎没有，所以若是碰到了病因不明，没有有效的治疗，致死率又高的疾病流行，人人自危的当下，人们的自保本能会超过对患者的同理心与同情心，再也顾不上病人的治疗与照顾，只求把他们与自己区隔开来就好，这叫做「隔离」（quarantine）。
早在两千多年前旧约圣经的〈利未记〉（Leviticus）中，就有过因为某种皮肤病（极可能是痲疯病）的盛行而实施隔离的记载。当时的人充满宗教情怀，把「病」与「罪」视为一体，所谓的隔离，执行者是教士，出发点是除罪，活动内容只不过是把病（罪）人集中起来忏悔与祈祷而已，并没有任何传染的观念，当然也就不会有防止疾病散播的效果。
西元六世纪时，发生了史上第一次鼠疫（bubonic plague）的大流行。病源由阿拉伯与中东地区出发，在五四二年蔓延到了拜占庭（Byzantine）的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杀死了首都百分之四十的人口。
当时的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Emperor Justinian I）自己也罹患了这病，但命大没死。他体认到情势的严峻程度非比寻常，就当机立断实施了一连串的行政措施，包括迅速掩埋首都内的大量尸体，以及将尸体用船载到外海抛弃等等，但最重要的是，他限制了部分人民的行动自由，实施了史上的第一次正规隔离行动。
问题在于，查士丁尼一世所隔离的对象，是他主观认为引起了流行病的那些人，标准是信仰以及种族的「不正确」，包括犹太人、撒马利亚人（Samaritans）、异教徒、异端，以及同性恋者等等。可想而知，这样的隔离方式徒然强化群体之间的歧视与冲突，却不可能发挥遏止疾病传播的作用。
十四世纪时，来自远东的黑死病（Black Death）在欧洲大爆发。黑死病的病原，于本世纪透过中世纪古墓尸体的 DNA 分析研究，已然确定就是鼠疫桿菌，以跳蚤作为传染媒介。
它在欧洲肆虐的程度，非现代人所能想像，在不同地区造成的死亡人数，从全人口的八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不等。从一三四七到一三五一这短短几年间，光是在欧洲就死了约两千万人，造成欧洲人口数的大倒退，一直到一百五十年后，方才恢复到疾病之前的人口数目。
（延伸阅读：伤亡远超过 SARS 的黑死病！人类与病菌的对抗永远不停歇）
当时黑死病所带来的恐慌与绝望，布满了整个欧洲。由于对这个疾病的传播方式并不清楚，当局对于食物、饮水、下水道的监控，以及对尸体及衣物的处理措施并没能发挥效果，人们就假设空气本身能够传播黑死病。这逼得官方採取了比较极端的隔离措施，比方义大利瑞吉欧城（Reggio）的长官，就下令所有染上黑死病的人，都要被带到城外的荒野「自生自灭」。换句话说，当时标准的做法，就是抛弃染病的人，来保障其他人的平安。
一三七四年，义大利的两个港口城热那亚（Genoa）与威尼斯（Venice）宣布驱离所有来自疫区的船只。到了一三七七年，威尼斯的贸易殖民地拉古萨（Ragusa）颁布了史上第一个海事隔离命令：所有来到拉古萨的船只，都要在港外的海面停泊三十天，其间接受港务官员的登船检查，此外不得有任何私下的人员接触或物资的交换。拉古萨在哪儿？就在今天景色如画的旅游胜地—克罗埃西亚（Croatia）的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
这个三十天的海事隔离期限，后来被延长到四十天。义大利文的「40」叫做「quaranta」，这个四十天的期间，就被称为「quarantino」。我们今天所用的「隔离」这个词的英文「quarantine」，起源就在这里了。为何他们选择了四十天？不知道。有人认为那来自于古希腊的医学教条，也有人说那来自于《圣经》的典故，总之并非基于对疾病本身的了解，但事实证明是有效的。
受到海事隔离政策的启发，义大利的卫生官员也开始在陆地上实施类似的隔离措施。所有染病的人，包括他们的家人以及所接触过的人，都被限定关在家中。当局通常会派员看守， 防止他们逃逸。在米兰（Milan），一旦有病例出现，相邻的三家人不论死活，不论有无染病，都要被筑起围墙关在里面，各安天命。这个极端的措施似乎真的有效，因为黑死病的流行期间，在所有的义大利大城市当中，以米兰的受灾最轻。
黑死病在十四世纪后半的全盛期之后，并未消声匿迹，而是在整个欧洲缠绵了数百年。这个四十天的隔离期制度，随着继续在欧洲严格的被执行，长达三百年之久。我们今天了解，人从开始感染鼠疫到死亡，约需要三十七天左右，当时的欧洲人虽然不明白这个道理，但他们选择的四十天隔离期，却正好可以有效抑制鼠疫的散播。
（延伸阅读：中世纪人类与瘟疫的战斗 戴口罩也挡不住的黑死病（上））
十八世纪开始，有许多其他的流行病，包括肺结核、天花、霍乱、黄热病等等，渐渐取代了黑死病在人类舞台的地位，但隔离的形式，却仍然承袭着先前为黑死病而设计的制度。直到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间，由于各个不同传染病的病原体一一的被辨识出来，才开始依据各个微生物不同的生物特性，分别为每一种传染病设计出不同的隔离规定。
时间进入二十世纪，正当人们有感于医学与卫生状况的进步，以为大规模的瘟疫流行已成历史之时，爆发了三次的全球流感大流行，分别是一九一八年流感大流行（又称西班牙流感），一九五八年流感大流行（又称亚洲流感），以及一九六八年流感大流行（又称香港流感），每次的死亡人数皆超过百万人。
尤其是其中的西班牙流感，人称「史上最惨烈的病毒大屠杀」，肆虐年余，造成当时世界上约五亿人感染，数千万人（有人说近亿人）死亡。在这三次全球性大流行的恐慌当中，各个国家跟地区分别採行了不同方式的隔离措施，但这些措施对整体疾病的扩散以及死亡率，似乎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反倒是疫苗的发展以及普及，成为最佳的预防方式。
医学与防疫观念与时俱进，病毒也跟着自强不息。二十一世纪出现的新挑战，让古老的隔离措施再度浮上台面。二ＯＯ二年在中国广东出现第一个「严重急性唿吸道症侯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病例，而后经由香港散播到全球，包括台湾在内。
这个新病毒由于具有传染快速、致死率高、无有效疫苗及治疗的几大特点，为人们心理上带来的恐慌，比流感要大得多。比起流感来说，SARS 的感染率较低，潜伏期较长，因而让隔离措施在现代有了新的角色。
（延伸阅读：2002年从中国广东现踪的SARS 是如何演变成全球性的健康威胁？）
接着，二Ｏ一九年底在湖北武汉出现，并于二Ｏ二Ｏ年初迅速蔓延到中国全境，继而散播到世界各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更给人类带来新的挑战。世界各国多以最高规格的防疫措施来应对，这些措施当中也包括了隔离。
由于 SARS 或 COVID-19 都是全新的疾病，没有过去的前例可以参考，面临这种所知太少而无法预测的疫情，引发比较多的恐慌实属人之常情，各个国家所採行的防疫措施自然也会趋于严格。严格的隔离自然有它的效果，但也不可避免的会带来相当的副作用。像是 SARS 中的和平医院封院事件，以及 COVID-19 中的「钻石公主号」事件，就是显眼的例子。
拿「钻石公主号」来说，乘客当初做梦也不会想到，一个轻轻松松的海上豪华旅游，会演变成下不了船的恶梦。邮轮「钻石公主号」于一月二十日从日本启航，二月一日得悉日前下船的乘客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就从二月三日起停靠在日本横滨港，所有人员都被隔离不得上岸。
由于船上物资不够，也没有适当的医疗以及防疫设备，爆发大规模的群聚感染。到了二月十九日终于容许部分检验阴性的人员离舰为止，「钻石公主号」上的新型冠状病毒患者人数已攀升到六百多人。
「钻石公主号」事件引起许多人对日本政府的批评，认为他们没有提供「钻石公主号」足够的医疗与防疫支援，才导致船上的疫情不可收拾。但印证上述这个「隔离」（quarantine）的典故，就知道所谓「隔离」的精神，本来就在保护岸上的人，而不在于保护船上的人，二十一世纪的日本横滨港对待「钻石公主号」，与十四世纪的义大利拉古萨对待那些停泊外海的船只，同样以海洋当作天然护壁，隔绝船上的可能患者，做法是一脉相承的。
现代人在面临不可预测的危机时，心理的冲击与恐慌与古人并无二致。然而就传染病来说，现代科学让我们能很快就掌握到疾病的本质，传播的途径，致病与致命的机率，治疗的方法，与预防的原则等等，所以现代人拥有的武器，比古人要多得太多，理应有着更理性的态度。
比起古代来说，当代的隔离措施，固然已经能够依个别疾病的特性，量身定做所需的时间与强度，也能更有效的控制疾病的扩散，然而为达尽善尽美，我们也期望它兼顾到染病者的治疗照顾，并旁及防止对患者的标签化、歧视、异化，以及人权侵害等等的新议题。科学进步的好处，不外就是减少人的无知，以及无知所带来的恐惧失措，用更多的理性来增进幸福吧。
【作者介绍】
汪汉澄
神经科医师，台湾大学医学系毕业，台大医院神经科专科医师训练，曾赴英国伦敦神经医学中心人类动作与平衡中心进修，担任研究员，并在英国国立神经内外科医院任临床研究员及名誉医师，专攻巴金森病以及其他动作障碍疾病的基础研究以及临床治疗。曾任新光吴火狮纪念医院神经科主任，现任新光医院神经科主治医师，兼任台大医院神经科主治医师，以及台湾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副教授。为台湾动作障碍学会的创始理事，并曾任台湾动作障碍学会理事长。
在专业医学的临床与研究之外，生活中有两个最大的兴趣：第一是古典与佛朗明哥吉他，第二则是教学与写作。从教学写作之中，发现自己有个小小的长处：就是擅长看出各种不同领域的主流或非主流知识间的关联，将它们串连起来融为一炉，把看似巨大复杂的科学与人文知识，用简明易懂并且轻松风趣的格调呈现出来。从民国 107 年初开始，就以这样的风格在报章杂志上长期发表文章，目前固定为联合报缤纷版撰写「脑科先生说古今」专栏。写作的理想，是能运用如与好友谈笑一般的文字，为人文带进科学的真实，也为科学增添人文的趣味。
相关着作：《医疗不思议（独家限量亲笔签名版）：颠覆认知的医学古今事，一个脑科医师穿梭于诊疗室与历史档案间的私笔记，那些你不知道的身体祕密、病症来源、医疗掌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