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团派的「将欲夺之,必固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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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团派究竟是被全歼,亦或是因力不如人,故避开与习的直接斗争而静待变化以徐图未来,还有待进一步观察。(美联社)(photo:UpMedia)
    中共团派究竟是被全歼,亦或是因力不如人,故避开与习的直接斗争而静待变化以徐图未来,还有待进一步观察。(美联社)(photo:UpMedia)

    中共二十大一中终于开出关键的人事名单,普遍意外的是「团派团灭」。李克强、汪洋都还只有六十七岁,符合以往「七上八下」的传统,但却双双中箭落马。至于另一位同属团派的胡春华,原本被当成「储君」,这次不只没能入常,连政治局委员也进不了。而团派的精神领袖胡锦涛,更在众目睽睽下被「请」了出去。原来,清不了病毒的零,只好把团派给清零了。但除了集权以外,这还有什么意义?

    其实,中共二十大前发佈《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而其重点实在于「能下」。用诸如政治能力不过硬、理想信念动摇、担当和斗争精神不强…等15项规定,为瓦解「七上八下」而预做准备。但十九大时早已有未满六十八岁的政治局委员无法连任,所以这次只是把打破七上八下的范围延伸到常委而已。

    可见习近平的逻辑是一致的。无论客观规定与传统如何,只要持「异见」者,必去之而后快。之前部份推论认为,由于当下中国面临艰鉅困难与变局,所以习会将权力与其他派系共享,并将负责经济与行政的国务院总理与副总理保留给团派。李克强已连任两届总理,故必须卸任,但未满六十八岁,故推论李会循李鹏前例出任人大委员长。总理则由汪洋继任,胡春华则升任第一副总理并且入常。

    这种评估虽与现实不符,但却是合理的。因为考虑眼前的困境与习已到达权力顶峰,实在没必要全部都是国王的人马(all the king’s men)。让其他派系分享权力,不仅可以由专业掌管自己不擅长的项目,进而坐享其成,失败了也能推卸责任。但这种推估与现实不符,其实有几点原因:首先由于中共实行「议行合一」(立法权与行政权的统一)制,人大在宪法中既是最高立法机关,也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高于国家主席代表的行政权与最高人民法院代表的司法权。就像六四天安门事件时,人大委员长万里正出访美加,在赶回中国时却被江泽民留置在上海六天,错失召开人大常委会以解决学运的良机。

    换言之,人大常委会其实能够推翻国家主席的决定,因此人大委员长绝对必须是习近平信得过的人选,而十九大时就由习的「铁哥们儿」栗战书出任人大委员长。

    其次,团派在经济上具有话语权,如果又在七席常委中佔了三席,就有与习分庭抗礼的能力。当然,以往曾有以增加常委人数来稀释某派别影响力的作法,但对习而言不只缓不济急,而且无法治本与根除。习在二十大报告时反覆强调「安全」,反映出高度的不安全感与缺乏自信,当然无法容忍权力核心中的不同意见者,「不同」不再是意见的表达,而是路线的斗争,当然得斩草除根。因此胡春华既未入常,更未入局,连明年两会是否能续任副总理,都还尚待观察。

    这种互斗的状况可回溯到毛泽东。毛曾抱怨国务院主管经济的陈云、李先念…等拿一大堆他看不懂的数字压着他,让他无法插手经济事务,只能干瞪眼,坐视大权旁落。毛当然不懂经济,但打跑了国民党、拿到了天下,巨大的成功让他「头脑发热」到近似「打鸡血」,自认为不只可以打天下,还能治天下,更能够用观念鼓动群众,扭转生产力必须循序渐进的铁则,让中国能快速「超英赶美」。但这种用高度政治手段来干预经济的作法,被证明彻底不可行。

    马克思所谓的「下层基础」虽然包含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者间存在辩证关系。但单靠改变生产关系就能使生产力迅速提高,其实有一定程度的极限。否则,如果单靠鼓动群众就能超英赶美,唯物论干脆改名叫观念论算了。

    *(photo:Up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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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的逻辑是一致的。无论客观规定与传统如何,只要持「异见」者,必去之而后快。(美联社)

    习近平虽没打过天下,但早年隐忍装呆、不做不错,最终在众多竞争者中靠不同派系的恐怖平衡能才出线。本来照党内不成文规定,元老们对习得「扶上马、送一程」,有一定牵制作用。但胡锦涛因深受江泽民架空与掣肘,所以宁可裸退也要把江给拉下马,为习开启了毫无元老牵制的新局。加上习是血统纯正的红二党,又与军方素有渊源,且深知党纪大于国法,靠中纪委肃贪,既得民意支持,又快速肃清政敌而集中权力。

    但成为总书记其实远出乎习近平意料之外。不过掌权的过程虽有波折,却都能迅速排除,当然会让习培养出过度自信,认为天命在己,自以为只要按自己指示实行,凡事就都能顺利。但在权力核心群中,仍然有在经济问题上和他唱反调的团派。当习说中国已经脱贫,李克强就说有六亿人月收入只有一千人民币。所以习对眼前困局的理解是,因为团派没有彻底实践他的意志,才导致目前的瓶颈,只要换上彻底执行自己意志的人,就能迎刃而解。李强上海封城把经济搞砸,蔡奇北京驱逐低端人口而民怨沸腾;但对习而言,那都是忠诚执行习的命令。如果不给奖赏,以后还有谁会执行习的旨意?经济困难算什么,毛泽东不是说过「只要核子,不要裤子」?为了中国复兴的伟大目标,人民币贬值、GDP衰退又有什么关系?只要让人民勒紧裤腰带,熬一下不就过去了?

    这种极端左倾盲动的冒进主义,其实是中共「宁左毋右」的传统。也就是在面对政治路线正确与知识技能专精的选择下,最理想的应该是「又红又专」,兼具政治正确与知识专精。但在无法兼顾下,中共的传统是宁可放弃知识专精,也要坚持政治路线正确。从这个观点看,自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知识与技术的引进,都只是权宜之计;而根据这些知识与技术来治理国家的专业官僚,只不过像是传统大户人家的管家,总有一天要把产业交还到大户家人手里。对中共而言,专业经理人虽有知识与技术,处理日常事务或代班也就算了,但决策与重大事项绝不能与大股东意志相悖。这次团派被清零,就彻底反映了这种心态。

    问题是,宁左毋右的结果会是什么?周恩来在大跃进高峰时曾用了一个相当生动的譬喻,他说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两条腿走路」,鼓动群众的同时,也需要有专业的领导。就像人,单靠一条腿是走不了路的。现在把团派的专业技术官僚给完全清零了,就像只剩下一条左脚,必然左支右绌,想要走得长远是绝对不可能的。就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导致生产力极端低下,毛被迫退居二线,而为了夺回权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最终导致国家几近分崩离析的劫难。

    现在呢?习近平提拔了李强、蔡奇、丁薛祥、李希,是因为忠诚,而不是专业。所以之后所有重大的经济决策都会像处理新冠肺炎一样,都要由习「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只要没有习拍板定案,一切经济问题都只能原地踏步,那么自然一切都要由他负责。但习虽有博士学历,却与经济无关。且其求学过程因其父被斗倒而被当成黑帮子弟,又因文革时知青上山下乡而中断学业,其真实学力恐怕仅介于小学与初中之间,无法理解复杂的经济问题。他唯一能用、会用的方式,不外是文革式的发动群众。但群众其实是具有两面性的,当没人振臂高唿时,群众只不过是畏首畏尾的群鼠;但如果有人敢冒险给猫挂上铃铛,在观察确定猫已经难有所作为后(也就是「让子弹飞一会儿」后),鼠群瞬间就会扑上身来…

    这就像文革期间,毛泽东曾到武汉调解两派造反群众与军队间的矛盾。但最终被迫离开时,通常只搭火车的毛只能搭飞机逃离,可见情势危急到了无法想像的地步。而最终文革的乱象只能靠「军管」解决,所以掌握军队的林彪才能坐大。但如果最后军队也不受指挥了呢?接下来的,恐怕会像是1989年罗马尼亚的西奥塞古(Nicolae Ceaușescu)吧?

    至于团派呢?别忘了胡锦涛裸退是用来逼迫江泽民不再干政的筹码。所以团派究竟是被全歼,亦或是因力不如人,故避开与习的直接斗争。再加上因为不看好美中冲突的未来,索性将挑子全部撂给习,让习一肩承担所有成败之责,而静待变化以徐图未来,恐怕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毕竟,只要未来要面对实际困难,就需要专业技术官僚。就像文革末期,毛泽东为什么要让邓小平二次复出;而蒋经国在历经以政治干预经济的上海「打老虎」失败后,也懂得尊重经济事务的专业与自主,也才有后来孙运璇、李国鼎…等人与台湾经济成长的佳话。

    而且更重要的是,「将欲夺之,必固予之」,这本来就是中国式权斗的谋略传统…

    ※作者为政大东亚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