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集权、差距扩大的政治制度如何产生的？从远古时代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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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众抗议要「计算每一张选票」。（汤森路透）(photo:UpMedia)编按：政治制度、政府治理的概念已广为大众所熟悉。但这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并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作者福山就提到，一个国家必须等到拥有一个单一的中央权威以行使合法的独占武力，公民才会有保障，大家才有可以追求自我实现、活得精采的条件。
有制度才得以安心追求理想
这三个差异很大的例子，问题似乎来自个别的特定政策、领导人性格与历史环境，但其实这三个例子可以用一个共同的思路来串连，也就是所有政治生活的背景条件：制度（institution）。所谓的制度，就是在个别领导人任期之外仍持续存在的「稳定、受重视，并一再进行的行为模式」。在本质上，政治制度就是持续规范、限制与引导大众行为的规则。利比亚后格达费时代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基本的制度，最明显的就是政府。这个国家必须等到拥有一个单一的中央权威以行使合法的独占武力，公民才会有保障，大家才有可以追求自我实现、活得精采的条件。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美国虽然拥有长期存在且强大的制度，却面临政治衰败的问题。原本应该以服务大众为目的的政府机构，却被强大的民间利益把持，民主的大多数反而很难宣称自己拥有政府的掌控权。美国的问题不只是金钱与权势，也和规则本身的僵固以及其背后的观念有关。
总之，像土耳其与巴西这种新兴市场国家，问题出在社会的变化已经超过既有政治制度所能满足的范围。在定义上，制度意味着持续的行为模式，且是因应特定历史需求而产生。但是，社会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这些历经快速经济成长的社会，它们会产生新的社会阶级，也会教育自己的公民，并运用足以让社会阶层重新洗牌的新科技。既有的制度通常无法与这些新的参与者相容，因此面临改革的压力。
因此关于「发展」的研究，也就是人类社会随着时间的改变，不能只是记录没完没了的人物性格、事件、冲突与政策；它必须以过程为核心，也就是研究政治制度的兴起、演变，以及最终的衰败。
政治基因早从远古时代根植
上卷一开始谈的不是原始的人类社会，而是人类的灵长目祖先，因为政治秩序其实根植于人类的生物性规律。和哲学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人与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相反，现在的科学已经显示，人类一开始并不是由各自独立的个人，历经漫长的历史过程而逐渐形成社群。事实上，五万年前在非洲出现的现代人从一开始就有社会组织，就如同他们的灵长目祖先。
自然的人类社交关系（sociability）建立于两种形式：亲属选择与（kin selection）互利互惠行为（reciprocal altruism）。第一种是有性繁殖动物常见的模式，他们会基于彼此共享的基因数量比例而互相照顾，也就是说，他们会用人唯亲并偏袒有基因关系的亲属。但互利互惠行为则意味着，在同种族内和没有亲属关系的个人交换恩惠或资源，但有时候也可能是不同种族成员之间的交换行为。这两种行为都不是经由后天学习，而是来自基因编码，都是个人互动时的自发行为。
换句话说，人类天生就是社会性动物，只是其自然的社交关系有特定的形式，只和家人（基因上的亲属）与朋友（可以交换利益的个人）互利。在不同的文化与历史时期，普遍存在这种人类社交关系。这种自然社交关系会因为鼓励其他行为的新制度而改变，比如支持一位合格的陌生人而不是基因上的亲属，但是当这类替代制度崩溃时，人类就会回复到原来的社交关系形式。
人类也是天生创造规范并遵守规范的生物。人类为自己创造规则以规范社会的互动，才能形成团体的集体行动。虽然这些规则可能来自理性的设计或协商，但遵守规范的行为通常不是基于理性，而是基于情绪，例如骄傲、内疚、愤怒或羞耻心，因此规范通常会被赋予内在价值，并被大家奉为圭臬，如同很多不同社会中的宗教法规一样。由于制度不过就是延续下来的规则，但因为被人赋予内在价值，人会变得极端保守且拒绝改变，最后会有把行为制度化的自然倾向。
现代人类大约出现在四万年前左右，生活在人类学家所谓的游团级（band-level）社会组织中，游团是若干人组成的小团体，所有人几乎都是基因上的亲属，并依赖打猎与採集为生。第一次重要的制度转型可能发生在一万年前，游团级社会变成部落级（tribal-level）社会，这种组织相信过世的祖先与未出世子孙的力量。我们一般把它称为部落，人类学家有时候则用「环节性家系」（segmentary lineages），来描述一群可能好几代之前有共同祖先的人。这些部落级社会出现在古老的中国、印度、希腊、罗马、中东与美洲的前哥伦布时期，以及现代欧洲人日耳曼民族祖先的时代。
部落级社会没有中央的权威。在游团级社会，大家非常平等，也没有执行法律的第三方。部落级社会胜过游团级社会的主因是，他们借着回溯共同的祖先，就能组成非常大的部落规模。游团级与部落级社会的基础都是亲属关系，也就是人类的生物性。但转型成部落组织时，还需要一种非常宗教性的观念，也就是相信过世的祖先与未出世的子孙，有能力影响活着的人一生的健康与幸福。这是观念在社会发展中起关键且独立作用的早期例子。
从部落到国家社会 差距更大
下一个重要的政治转型是从部落级到国家级（state-level）社会，国家和游团与部落不同，国家在固定领土内拥有及行使独占的合法武力。由于国家是中央集权且有阶层制度，比起更早的亲属形式组织，会产生更大程度的社会不平等。
国家有两大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描述的「家产制」（patrimonial）国家中，政权被视为统治者的私人财产，国家的行政部门本质上是统治者住所的延伸。依赖亲人与朋友的自然社交关系，依然在家产制国家中起作用。另一方面，现代国家则是公平的，公民与统治者的关系不是依赖私人关系，而是单纯的公民身分。行政部门也不是由统治者的亲朋好友所组成，这些职务招募的条件是根据公平的标准，例如能力、教育程度或技术知识。
初发性（pristine）国家，也就是直接从部落社群形成的国家，其形成原因相关的理论很多。其中有很多相互作用的因素，例如粮食过剩以及导致于此的农业技术改良，还有相当程度的人口密度。另外，可能还有人类无法通过的高山、沙漠或河流形成的领土边界。这种实体上的限制又称为「装笼」（caging），让统治者可以对这群人行使强制力，并防止征服或臣属的人逃逸。大约在八千年前，家产制国家开始出现，主要是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与墨西哥谷地等肥沃的沖积谷地。
然而，现代国家的发展则需要特定的策略，才能把以亲友关系为基础的政治组织，转型成公平的政治组织。中国是第一个建立非家产制现代国家的世界文明，比欧洲出现类似的政治组织大约早了十八个世纪。中国形成国家的背景条件与现代欧洲相同，都是为了因应长期而频繁的军事竞争。由于战争，国家就有诱因对人民课税，并成立负责行政的文官体系以供应部队需求，而且必须以军功与能力，而不是私人关系作为招募与升迁的基础。就像社会学家查尔斯．堤利（Charles Tilly）所言：「战争造就国家，国家造就战争。」
现代国家的政府必须超越亲友关系以招募公职人员。中国在西元前三世纪就发明公职考试，虽然直到后来才成为例行制度。阿拉伯与土耳其人则用新奇方式解决同样的问题，他们成立被称为「马木鲁克」（Mamluk）的奴兵（military slavery）制度，到处或抓或买非穆斯林男孩，让他们远离家人，并把他们养成效忠于统治者且与周遭社会没有关联的军人与执法人员。但在埃及，这个问题则是在社会而不是政治层次解决。早在中世纪时，天主教教会就修改继承规定，让大家族更难把资源传承给远亲。结果，改信基督教后有很多亲属关系的日耳曼蛮族之大家族，在一或二代的时间内就分裂并消失。亲属关系最后被更现代、基于法律契约的社会关系取代，也就是为人熟知的封建制度。
*(photo:UpMedia)作者简介
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史丹佛大学国际研究所教授，兼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主任。曾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乔治•梅森大学，担任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研究员及国务院政策规划幕僚副主任，亦曾出任美国总统生物伦理委员会委员。着有《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跨越断层：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The Great Disruption）、《后人类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Our Posthuman Future）、《强国论》（State Building）、《政治秩序的起源（上卷）：从史前到法国大革命》（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以及《身分政治：民粹崛起、民主倒退，认同与尊严的斗争为何席卷当代世界？》（Identity）等书。
审订者简介
陈思贤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博士，专长：西洋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
译者简介
林丽雪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毕业。专职译者。曾任职国会助理、记者与编辑。喜欢有生命力的人事物；热爱文字工作。译有《QBQ!就是要杰出》、《3300万人的聊天室》、《学校没教的就业学分》、《我用死薪水，让钱替我赚钱》、合译有《怪咖成功法则》、《虚拟货币经济学》、《如何打造营收上亿的App》等书。
※本文摘取自《政治秩序的起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