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纽时》文章背后 是对台派的不信任
-
龙应台所抱持的根本论调，在她的世界观先入为主地认为谈台湾主体性就是乱源，这正是80年代至今残存的敌视与不信任。（资料照片）(photo:UpMedia)前文化部长龙应台近期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发表评论文章〈北京未开一枪，已给台湾社会带来裂痕〉，引起网路上一片讨论。许多批评者着重龙应台的论点本身，指责他的主张太过乡愿，或者失之不公平。
在这篇文章中，我无意直接评论龙应台的论点，而是希望倒退一步，讨论龙应台这样的论点，背后反映出怎样的世界观。我认为，龙应台及其支持者的世界观中，认为「支持台湾主体性立场」的人，就等于对内撕裂、对外挑衅；而这样的世界观，源于台湾1980、90年代的族群冲突，那段时间的冲突，造成外省人对于党外、对于台独主张的不信任。
换言之，族群冲突的历史，形塑了外省第二代的世界观，使得龙应台即使认可自由民主的立场，又即使知道是中国要对台湾发起侵略，却仍会优先指责台湾的「台派」。
现在讨论台湾政治仍提及族群，似乎有些过时，但如果上述观察正确，这就意味着，族群因素其实并未真正消散，仍以某种隐约的方式，影响着台湾的公共讨论，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photo:UpMedia)台湾族群因素并未真正消散，今天仍以某种隐约的方式影响着台湾的公共讨论。（资料照片／摄影：张家铭）
龙应台理论上应该能同理备战派
面对「中国威胁台湾」此一事实，龙应台确实承认，并非活在平行时空。在文章中他清楚提到，是中共而非台湾在以武力威胁对方。他在纽时文章的第二段，就已经清楚的比喻，台湾面对的状况，等同于「一个更强的霸凌者威胁你」──而「霸凌者」这个比喻，是很多台派也会使用的，明确指出中国是主动侵略的一方。
但即使龙应台看到这一点，面对霸凌者，他仍认为是台湾方面、是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对话」做得不够。而面对国内的社会讨论，他也以同样的方式，说是「备战派」的人在撕裂社会、破坏宽容。
难道是因为龙应台根深柢固地认为「台湾人本来就该乖乖接受统一」，所以才认为不应备战吗？我并不认为，从龙应台过去的文章看来，他虽然抱持中国认同，但他应该很能同理人们为何「不想被统一」──即使这代表现实上必须备战。
最好的证据，是他2006年写给胡锦涛的公开信〈请用文明来说服我〉。信中，他提出他在「家国认同」上认同中国，但他更坚持「价值认同」，这个价值认同是自由派的、是民主派的，在这样的价值认同下，他不能认同胡锦涛主政的中国。所以他说：「我看见这个我怀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缘家国』，是一个践踏我所有『价值认同』的国度。」
他批评中共「把鞭子、戒尺和钥匙，交到奴才的手里」，「拥抱神话，创造假像，恐惧真相」。他问胡锦涛，如果中国在他主政下是如此价值颠倒的国度，那么「请问，我们谈统一的起点理由究竟是什么呢」──龙应台17年前就认为，我们没有谈统一的条件，17年后、面对习近平主政的中国，他理应更认为没有。
既然如此，龙应台即使在「家国」上认同中国，又怎么会不能同理，台湾有许多人为了捍卫民主，也就是为了他所说的「价值认同」，而不愿意被中共统治，因此愿意备战？为什么甚至会认为备战意向之普遍，是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
如果他承认中共是发起侵略的那方，又一直都认为，统一不是台湾人本该接受的事情，那么，他为什么会把对话的责任，以及造成社会「分裂」的责任，都放在备战派身上？
「不信任台派」的世界观
我推测，这样的论断，很可能是出于龙应台身为第二代外省人的「世界观」。虽然龙应台在〈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宣称「价值认同」高过「家国认同」，但在「价值」与「家国」之下的深处，还有一套「世界观」，他自己或许都没能察觉。
在这个世界观中，所谓「台派」，一直都是撕裂与挑衅的元兇。他先入为主地认为台派是乱源，于是他才会在侵略者如此明显的状况下，即使秉持不认同中共的价值观上，仍然认为是台派既挑起战火、又引起分裂。
这个世界观并非战后就出现，而是从80年代开始的。密苏里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孟轩在《逃离中国》中写到，外省族群面对80年代台湾政治的自由化、民主化、本土化，听到本省人喊着「台湾人出头天」，经常感到「担忧和敌视」。他们担忧所谓的出头天，就是要排挤外省人。在这个关口，一些外省人就开始认为，所谓的台派，就是在「撕裂族群」，更具体来说，就是在迫害外省人。
这种危机意识，不单是针对公务人员名额分配等个别的问题；相反地，面对本土化的浪潮，当时青壮年世代的第二代外省人，认为自己将被根本地排除、否定，因此产生恐惧。杨孟轩写到，虽然本土化对本省人来说是「修复式正义」，但对外省人来说「却成了抹黑行动，是对外省人历史、记忆和主体性的全盘否定」。具体而言，杨孟轩和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王甫昌等研究者都提过，当外省人听到「党外人士」说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就感觉到台派也把他们当作「外人」──当他们听到自己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被当作「外来者」，是跟着蒋介石来台湾的殖民帮兇时，觉得自己被针对。
在90年代，一些事态的发展更成为指标性事件，加深了外省人对于「台湾主体性主张者」的敌视，更认为他们是带来危险的乱源。1993年，时任总统的李登辉受访时，提到「生为台湾人的悲哀」，看待国民党政权如同外来殖民政权。
1994年，由外省菁英为主干的新党，几名党籍候选人到高雄造势，当地民进党支持者举起「中国猪滚回去」的布条，对外省人而言更是证实了他们的恐惧（即使这幅布条是否真的针对外省人是有争议的──有些人解释，这幅布条针对的是本省及统派朱高正）。选举期间，更出现耳语，宣称民进党如果当选，外省人都要被推下海。1996年的台海飞弹危机，更扩张了许多外省人的恐惧，认为李登辉路线甚至会引发战争，不只是撕裂，更是挑衅。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外省籍作家朱天心才会在小说《古都》的开头说：「难道，你的记忆都不算数……」说的就是本来在主流位置的人，突然被贬为外来者的心情。这也不只是文学家的感叹，而也实际体现在日常生活的互动当中，比如李广均、马一龙（Mahlon Meyer）和杨孟轩等人都提到提到，很多外省第二代在此时开始会掩饰自己的家庭背景，不敢承认自己是外省人。
因此，在一些外省人眼中，政治文化的本土化，台独的政治立场，以及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加上李登辉），三合一元兇，既对内造成撕裂，又对外造成战火──而这，正是龙应台这篇文章所抱持的根本论调。
*(photo:UpMedia)李登辉曾提到「生为台湾人的悲哀」，并看待国民党政权如同外来殖民政权，进而加深了外省人对于「台湾主体性主张者」的敌视。（摄影：陈恺巨）
至今仍处处可见的世界观
从这个角度，我们才比较能理解，为什么龙应台即使看到中国的飞弹与战机，又即使知道是中共想併吞台湾，甚至即使连胡锦涛主政的中共都不认同、认为没有谈统一的条件，都仍然认为对外「不好好对话」和「挑衅」的责任在备战派，对内造成社会分裂的也是备战派。
他们的世界观先入为主地认为，谈台湾主体性就是乱源，这不是因为现在蔡英文政府做的任何事情，而是80年代至今残存的敌视与不信任。当然，这样的世界观并不只在第二代外省人中间有市场，随着外省知识分子的传播，一些本省人也有类似的世界观。这也解释了龙应台这样的论点，为什么仍有一定的市场。
这样的世界观，不只出现在龙应台的文章里。从这样的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年轻的倡议者讨论二二八时，明明着重在讨论国民党政府的血腥清乡，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反省历史上的不义，而非要「声讨外省人」，但一些人、尤其是第二代外省人，现在还会说「谈二二八在撕裂族群」──二二八的讨论，是80、90年代族群冲突中出现过的元素，这触发了外省族群的恐惧。
在他们眼中，台派、备战派就是新的「本土、台独、民进党」，他们用80、90年代中学到的、在外省危机感与恐惧感中形塑的世界观，理解当前台湾面对的威胁，以及现在的政治讨论，而这也是年轻一代不论族群，经常感到费解的地方。
既然这种世界观仍然存在，尤其存在于某个世代跟族群背景的人之间，那么，这就是我们公共讨论中必须注意的事情。思考怎样的对话策略最好，想必并不容易。但我想，指出这种世界观的历史根源，可能是理解与对话的第一步。
※台大社会所博士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