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的政策如何加剧了房地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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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的一个建筑项目,摄于本月早些时候。中国过去几年的最大行业一直是盖新住宅楼。(photo:NYTimes)
    南通的一个建筑项目,摄于本月早些时候。中国过去几年的最大行业一直是盖新住宅楼。(photo:NYTimes)

    在中国,住在城市的老年人每月平均拿相当于410美元的养老金,而住在农村的老年人每月平均只拿相当于25美元的养老金。中国的公共医疗保险只覆盖不到一半的医疗费用。中国的失业保险金每月约为220美元,而美国的失业保险金每月接近1700美元。

    即使考虑到中国的生活成本低于美国,中国消费者的社会安全网也充满了漏洞。中国的经济增长已在最近几年放缓,此外房地产行业危机一触即发,波及整体经济,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计划的后果正在显现。

    中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们长期以来一直不愿为家庭提供基本的经济保障,今年已开始削减社会支出。这可能会进一步损害国内已经低迷的消费支出,进而进一步拉低房价。房地产业不振和消费低迷的问题,也加剧了企业、家庭和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所带来的危险。

    长期以来,国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们一直呼吁中国政府在支持消费经济上采取更多措施,不要让实现经济增长继续依赖投机性的住房建设,以及对道路和高铁等基础设施的大量公共投资。2012年,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规划部门在一份题为《中国2030》的报告中大胆提出了这种观点,呼吁中国政府接受“发展道路上的转折点”,在支持消费上有更好的作为。

    那之后,中国主要是通过加大投资力度来实现经济增长。过去几年的最大行业一直是盖新住宅楼,而不是旅游或餐饮等面向消费者的服务。

    结果是过剩的新房可能导致经济瘫痪。中国积累起来的空置公寓已足够满足未来七年的需求。

    上海的一个购物中心,摄于今年早些时候。中国缺少一个合乎需要的社会安全网,这是消费疲软的原因之一。(photo:NYTimes)
    上海的一个购物中心,摄于今年早些时候。中国缺少一个合乎需要的社会安全网,这是消费疲软的原因之一。(photo:NYTimes)

    充满漏洞的社会安全网是公寓过剩的原因之一,因为家庭把不断购买额外的房子作为投资,以便他们在有经济困难时卖房变现。

    新冠病毒大流行加剧了这个问题。去年,上海为执行“新冠清零”政策封城两个月,甚至中国许多最富裕的公民都难以获得食物,导致中国各地的消费者信心大幅度下降。全员核酸检测和大规模集中隔离的高额成本将地方财政耗费一空,导致政府今年在社会开支方面花钱之吝啬达到新水平,公务员的工资也遭到削减。

    中国曾在疫情期间扩大了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失业保险以前只覆盖不足全国城镇人口的一半,疫情期间,从未享受过失业保险的农民工被包括了进来。但扩大的覆盖范围已于去年年底失效,政府没有在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失业率)飙升的时候延续这种做法。

    许多地方政府今年也在削减居民的医保福利,因为它们在2022年执行严格防疫措施时已将城市的医保基金耗尽。老百姓的医保账户“缩水”已在武汉、广州和大连等城市引发了街头抗议。

    面对迅速老龄化的社会,以及国家养老基金预计将在2035年耗尽的问题,中央政府降低了养老金增幅。直到最近的2015年,微薄的社会保障拨款每年还有10%的增长。今年的调整幅度仅为3.8%,而且从1月初推迟到了5月。

    中国已在2020年实现了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消除农村极端贫困的誓言。但政府尚未为2021年正式启动的所谓乡村振兴计划制定详细目标。

    上海去年新冠封城期间的防疫人员。中国消费者的信心已从去年起大幅下降。(photo:NYTimes)
    上海去年新冠封城期间的防疫人员。中国消费者的信心已从去年起大幅下降。(photo:NYTimes)

    2013年习近平上台后不久,中国开始节省社会福利开支。政府已在六年前收紧了申请特困人员救助的审核,各地发的特困人员救助不等,平均来说,城市特困人员每月可拿相当于70美元的救助,农村的平均只拿到城市的一半。特困人员救助现在只发给高龄老人及能证明自己完全无法工作的残疾人。

    习近平对于社会救济项目持有严厉批评的态度。两年前,他在一个中共精英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警告,中国“不能提过高的目标,搞过头的保障,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政府以前曾在扩大社会福利上取得过长足发展。政府的福利支出自2000年以来已增长了十倍。20年前,只有很少人有医疗保险,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有医保。然而,尽管对遭受车祸的人以及患有主要影响年轻的身体健全劳动者的疾病的人来说,医保的覆盖往往相当不错,但医保对主要影响老年人的严重疾病(如癌症)的覆盖很有限。

    社会安全网“的问题完全不是新问题,也不能将中国当前的经济困境归咎于社会安全网”,密歇根大学国际研究所所长高敏(Mary Gallagher)说。“但薄弱的安全网确实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家庭要为未来存钱,也能解释为什么政府一直难以推动家庭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中国的社会保障计划不只是舍不得花钱。用于社会保障的钱也是由参保的劳动者出的,雇主也在一定程度上出一部分。这与西方(尤其是欧洲)用一般税收收入来补贴社会保障的做法不同。在中国,参加政府的养老金和医保计划每月交的费用往往超出了低收入劳动者的承受能力。

    郭宝阳(音)是一名在上海从事公寓装修工作的农民工,但他发现如今对他这种工作的需求越来越少。他说,他已决定不再每月用相当于400美元的资金参加上海市的养老和医保计划。疫情结束后,他也不再享有失业保险。

    政府每月发给住在农村的老年人平均相当于25美元的养老金。(photo:NYTimes)
    政府每月发给住在农村的老年人平均相当于25美元的养老金。(photo:NYTimes)

    郭先生说,他现在每月最多只工作20天,所以他的收入已大幅下降。社保“对我们暂时没有用,只有退休之后多少能领一些,”他说,“你活不活得到那个时候都是个问题。”

    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疫情暴发前就已开始放缓,此后又进一步放缓。这让社会支出越来越多地与政府的军事预算形成竞争,军事预算的年增长率是7%。澳大利亚政府今年4月发布的各国国防综述报告得出结论,随着中国寻求让本国成为在全球有影响力的大国,它目前的军事建设“现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最雄心勃勃的”。

    由于没有为消费者提供强有力的财政支持,中国只能依靠广泛提供农田来维持自给农业。虽然近三分之二的中国人在城市生活,但许多人在农村有亲戚。2020年初全国各地封城的时候,许多农民工返回老家(比如贵州省的昌明镇)种菜养活自己。

    政府的福利项目不太可能很快扩大,罗格斯大学专门研究中国社会政策的教授黄贤(音)说。“对中年人和年轻人来说,政府的想法是他们总能找到工作,或者他们至少应该努力去找工作,所以他们能自立,”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