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的消亡：文艺院团直播中的“微名人”叙事

[XiuWenTang]

距离的消亡：文艺院团直播中的“微名人”叙事(photo:JieMian)

延边歌舞团年轻舞蹈演员贝克的生活发生了新变化——因为身高限制，在过去的评价体系中，他当领舞的机会并不多。但几个月来直播间里的独舞，却为他来到了意想不到的关注和认可。团里角逐荷花奖作品，也选他做了领舞。而荷花奖的舞台一直是每个舞蹈演员神往的圣殿。

在湖南省歌舞剧院歌剧团，90后歌剧演员吴浠最近不时会被路人认出来，甚至小区快递点的老板娘也常说看了她的直播。仅仅在一两年前，这样的生活还不可想象——因为工资不高，她一直副业做艺术培训“养工作”，直到团里开始直播，改变了这一情况——开播一年多来，湖南省歌舞剧院歌剧团获得了近百万收入，团里把观众的打赏分给成员们。吴浠拿这笔钱给父母买了手机和衣服。

生活被直播改变的，不仅仅是贝克和吴浠。抖音的数据显示，在该平台直播间内，已有92家文艺院团的1145位演员在开展个人或团体线上演播。55家文艺院团以经纪机构形式签约入驻。参加直播的文艺院团既包括中央民族乐团等国家级文艺院团，也有来自各个省市，平时较难为全国乃至世界观众看到的地方院团。

过去，文艺院团演员所能拥有观众与收入有限，是文艺院团改革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改制中各种挑战的缩影。从1979年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启动开始一直到今天，改制不仅仅涉及体制的转变，也牵扯到其中无数个体的命运。从过去“要进的人进不来，要退出的人又无法妥善安置”，到如今“营销压力倒逼剧组不断磨砺技艺，俘获观众的心”，以及直播间里演员个体“人”的主体性得到张扬，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photo:JieMian)

院团改革中，舞台何处觅新人？

《国有文艺院团改革体制惰性研究》一文作者王星星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政府主导下，私营民间剧团由“私” 转“公” ，成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剧团管理模式中的一部分，旧式民间艺人整合进入到新的文化组织成为“新的文化工作者”形成了以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为基本形式的社会主义艺术表演团体管理制度。在集体所有制下，政府拨经费给院团进行艺术创作，观众也是分配到座，演出不用担心没人看，演员收入也不愁，此举改变了过去艺人们“下九流”的社会地位，但是这种指令性加上福利性的演出使得演出单位很难真正掌握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这是改革开放后院团改革的制度背景。

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是文化体制改革中启动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一项改革。学界普遍认为，是僵化而低效的计划体制导致院团陷入生存困境，倒逼政府不得不启动改革。1979年至1991年，文艺院团改革进行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市场化探索。这一阶段，1979年国家提出“调整事业、改革体制”，1983年试行“承包制”，1988年开展“双轨制”等，决定少数代表国家高水平艺术与传统民族艺术的院团保留事业编制，由政府主办，其他的文艺团体尝试多种所有制形式。

曾任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的谢伦灿在《阵痛与重生：国有文艺演出院团改革路径之抉择》一文中以舞蹈演员举例，一般来说，舞蹈演员35岁后就已经不适宜演出，但体制规定60岁才能退休，这导致了大量年龄偏大的舞蹈演员不能登台演出，还占着编制。而且，在编制的限定下，很多剧院每年仅有几个进人指标。“要进的人进不来，要退出的人又无法妥善安置，这导致了舞台难觅新人。”

在1992年，在经济领域确立了新的改革目标，即从计划经济为主导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王星星看到，在这一时期，文艺院团又迎来了新的挑战——影视、 出版、 音像制品等新兴文娱活动成为居民文化消费的主流，传统表演行业逐渐边缘化。看电视的人数增加了，留给传统舞台艺术的时间变少了。在上海话剧业，人员纷纷流入了收入更高的影视圈，造成了话剧行业“看戏的还没有演戏的多”。这样的情况导致演员难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在此背景下，1995年3月，经上海市政府批准，上海合并组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着手以市场为导向进行企业化运作。

改制虽然面临暂时的挑战，但也给文艺院团带来了新生的机会。数年间，文艺院团改革有了一定的成果——2001年，《瞭望新闻周刊》以“演出市场唤回远去的观众”为题，书写了改制后的成效。文章称，在上海，1949年到1966年只上演过一部歌剧，1977年1998年之间共上演过7部歌剧，然而近两年间，光是上海大剧院参与制作并且公开上演的歌剧、戏剧、音乐会就有几百场之多。在北京情况也类似，改制初期北京音乐厅演出质量不高，“前面是卖挂历的，后面是卖羊肉泡馍的”，观众稀少，而如今各个剧院都是“车来人往，门庭若市”。

进入千禧年，在文化强国目标之下，文化与国家竞争、民族文化安全等宏大话语紧密联系在了一起，通过改革彰显文化的经济属性，成为了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目标，同时也是实现上述宏大目标的工具。在2009年，相关报道也指出，广州对市属七家文艺院团进行改制，从市场需求、定位、营销策划和节省剧目生产成本上下功夫，尝试剧目股份制、签约制、制作人制等新型艺术生产机制，让院团从昔日“卖不出票”变得“场场火爆”。广州杂技艺术剧院的《西游记》、广东省木偶剧院的《八层半》、广东音乐曲艺发展公司的《东方天籁》还纷纷进军国际主流演出市场。

到2013年，近9成的国有文艺院团完成了转企改制任务。在2014年，文化部明确国有文艺院团的改革不仅仅是转企改制，还必须经过市场的检验，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许多院团改革了内部管理制度，优化岗位设置，采取了内部竞岗、对外公开招聘等各种形式，发挥集体中个体的积极性。例如大连文化产业集团就探索企业年金制度，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和保证高质量人才、青年人才优先发展。在文艺院团成为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的过程中，个体的才华怎样能够得到充分的施展呢？

建立艺术明星为核心的商业运营机制

在市场化改革中，市场对个人进行重组，“人”的建构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看到，在改革开放初期，诸多以“人学丛书”、“人道主义研究丛书”、“文化哲学丛书”等为题的书籍纷纷出版，形成一种个人主义伦理。“人”是一个能够完整地把握自身的主体，“人”将在“自由”的文化创造中建构自身的本质。

陈力宝是中央民族乐团的唢呐演奏家，他曾经给电影《百鸟朝凤》的唢呐演奏配音，他在直播间获得了更高的知名度，成了粉丝口中的“陈老师”。乐团里的另一位青年歌唱家王紫菲在直播间唱邓丽君的歌，积累了许多铁粉，“我直播间里大姐特别多，那些姐姐就会说紫菲我们给你寄老家特产，非常热情。如果演出去到她们的城市，她们就会来看。”长沙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青年演员陈雨晴在抖音上叫“花鼓戏一东”，她从2019年开始做直播，唱自花鼓戏。她用茶杯打节奏唱的《扯萝卜菜》拿下过抖音站内热搜……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

直播让文艺院团中，“人”的主体性得以发挥。

与站在舞台上遥不可及相比，演员可以在直播间与观众进行互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董晨宇在《制造亲密》论文中引用特丽萨·森福特（Theresa Senft）提出的“微名人”概念指出，微名人所进行的是 “一种新型线上表演”， 他们 “通过摄像头、视频、音频、博客或社交网站来放大自己在读者、观看者和线上连接者之间的名声”。直播内容作为一种剧目， 其实是由主播和观众共同完成的。这样主播其实是在生产人格亲密（persona intimacy）。不论是加入主播的粉丝团，还是在直播中赠送灯牌和礼物，其实都是在增加亲密度。

*(photo:JieMian)

在直播中，演员变成了一个个“微名人”，他们不仅在舞台上光鲜亮丽，而且还与观众产生了与过去不同的化学反应。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文艺院团网络直播如何立得住行得远》中谈到，有粉丝跟北京京剧院青年老旦演员邢文文提出要求，想要看看她在舞台下的样子。“舞台下的我有啥好看的？”虽然不解粉丝为何提出这样的要求，邢文文还是在化装间开了播——一边化装，一边跟粉丝聊天，既分享演出前的心情，又介绍各种演出服饰。那次直播效果特别好，直播间的观众比平时多了几倍。

随着直播让演员个体“人”的主体性得到张扬，令演员和观众的关系变得更为亲密，艺术院团也由此建立起了艺术明星为核心的商业运营机制，寻找到了市场化路径。陕西省广播电视民族乐团携演员入驻抖音直播。根据专业技术、形象条件等标准综合考量选出了10位主播组成了“长安风乐队”；此外，也着力打造首席唢呐乐手冯苗苗这样的个人主播标杆案例，以古风服化道和选曲风格为特色。开播四个月，冯苗苗已积累10万粉丝。在演员个体的主体性得到发挥时，文艺院团也在逐渐成为合格的文化市场主体。

灵活简便的直播在帮助“造星”的同时，也让文艺院团焕发出新的生机。吴浠所在的湖南省歌舞剧院歌剧团的民歌女团直播已超过100场，收获破亿点赞。声乐团团长余迩表示：“青年演员的演唱技术得到了提升，经济收益多了，认识他们的人也更多了。他们的存在感、收获感、信念感变得更强了。”

*(photo:JieMian)

多年来，院团在改制过程中，探索了丰富多样的市场化路径。顺应文化消费新趋势下，五湖四海涌现出的一个个与观众更为亲密的“微名人”，让地方性、民族性表演收获更多了”铁粉”。

参考资料：

咸顺女：我的前半生，和朝鲜族舞蹈的半世传承 https://news.ifeng.com/c/8TCbCfqZJVM

丁岩：直播演出提振盘锦艺术团精神面貌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2023/12-07/10124245.shtml

欠发达地区如何孕育一流艺术院团？加减乘除，引来好戏连连http://lzyyjt.com/zxnews/2022/0616/591.html

三联生活周刊：《100位艺术家，登上直播间这一年》

中国新闻网：《广州文艺院团改革从“卖不出票”到”场场火爆”》

北京日报：《好甜！青年女歌唱家直播间翻唱邓丽君走红，获赞百万》

潇湘晨报：《二线城市的普通演员，也想被知晓名字》

瞭望新闻周刊：《演出市场唤回远去的观众》

瞭望：《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大连实践》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地方文艺院团发展现状白皮书》

王星星：《国有文艺院团改革体制惰性研究》

成啸：《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历史、当下与未来》

谢伦灿：《阵痛与重生：国有文艺演出院团改革路径之抉择》

延边歌舞团年轻舞蹈演员贝克的生活发生了新变化——因为身高限制，在过去的评价体系中，他当领舞的机会并不多。但几个月来直播间里的独舞，却为他来到了意想不到的关注和认可。团里角逐荷花奖作品，也选他做了领舞。而荷花奖的舞台一直是每个舞蹈演员神往的圣殿。

在湖南省歌舞剧院歌剧团，90后歌剧演员吴浠最近不时会被路人认出来，甚至小区快递点的老板娘也常说看了她的直播。仅仅在一两年前，这样的生活还不可想象——因为工资不高，她一直副业做艺术培训“养工作”，直到团里开始直播，改变了这一情况——开播一年多来，湖南省歌舞剧院歌剧团获得了近百万收入，团里把观众的打赏分给成员们。吴浠拿这笔钱给父母买了手机和衣服。

生活被直播改变的，不仅仅是贝克和吴浠。抖音的数据显示，在该平台直播间内，已有92家文艺院团的1145位演员在开展个人或团体线上演播。55家文艺院团以经纪机构形式签约入驻。参加直播的文艺院团既包括中央民族乐团等国家级文艺院团，也有来自各个省市，平时较难为全国乃至世界观众看到的地方院团。

过去，文艺院团演员所能拥有观众与收入有限，是文艺院团改革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改制中各种挑战的缩影。从1979年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启动开始一直到今天，改制不仅仅涉及体制的转变，也牵扯到其中无数个体的命运。从过去“要进的人进不来，要退出的人又无法妥善安置”，到如今“营销压力倒逼剧组不断磨砺技艺，俘获观众的心”，以及直播间里演员个体“人”的主体性得到张扬，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photo:JieMian)

院团改革中，舞台何处觅新人？

《国有文艺院团改革体制惰性研究》一文作者王星星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政府主导下，私营民间剧团由“私” 转“公” ，成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剧团管理模式中的一部分，旧式民间艺人整合进入到新的文化组织成为“新的文化工作者”形成了以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为基本形式的社会主义艺术表演团体管理制度。在集体所有制下，政府拨经费给院团进行艺术创作，观众也是分配到座，演出不用担心没人看，演员收入也不愁，此举改变了过去艺人们“下九流”的社会地位，但是这种指令性加上福利性的演出使得演出单位很难真正掌握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这是改革开放后院团改革的制度背景。

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是文化体制改革中启动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一项改革。学界普遍认为，是僵化而低效的计划体制导致院团陷入生存困境，倒逼政府不得不启动改革。1979年至1991年，文艺院团改革进行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市场化探索。这一阶段，1979年国家提出“调整事业、改革体制”，1983年试行“承包制”，1988年开展“双轨制”等，决定少数代表国家高水平艺术与传统民族艺术的院团保留事业编制，由政府主办，其他的文艺团体尝试多种所有制形式。

曾任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的谢伦灿在《阵痛与重生：国有文艺演出院团改革路径之抉择》一文中以舞蹈演员举例，一般来说，舞蹈演员35岁后就已经不适宜演出，但体制规定60岁才能退休，这导致了大量年龄偏大的舞蹈演员不能登台演出，还占着编制。而且，在编制的限定下，很多剧院每年仅有几个进人指标。“要进的人进不来，要退出的人又无法妥善安置，这导致了舞台难觅新人。”

在1992年，在经济领域确立了新的改革目标，即从计划经济为主导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王星星看到，在这一时期，文艺院团又迎来了新的挑战——影视、 出版、 音像制品等新兴文娱活动成为居民文化消费的主流，传统表演行业逐渐边缘化。看电视的人数增加了，留给传统舞台艺术的时间变少了。在上海话剧业，人员纷纷流入了收入更高的影视圈，造成了话剧行业“看戏的还没有演戏的多”。这样的情况导致演员难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在此背景下，1995年3月，经上海市政府批准，上海合并组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着手以市场为导向进行企业化运作。

改制虽然面临暂时的挑战，但也给文艺院团带来了新生的机会。数年间，文艺院团改革有了一定的成果——2001年，《瞭望新闻周刊》以“演出市场唤回远去的观众”为题，书写了改制后的成效。文章称，在上海，1949年到1966年只上演过一部歌剧，1977年1998年之间共上演过7部歌剧，然而近两年间，光是上海大剧院参与制作并且公开上演的歌剧、戏剧、音乐会就有几百场之多。在北京情况也类似，改制初期北京音乐厅演出质量不高，“前面是卖挂历的，后面是卖羊肉泡馍的”，观众稀少，而如今各个剧院都是“车来人往，门庭若市”。

进入千禧年，在文化强国目标之下，文化与国家竞争、民族文化安全等宏大话语紧密联系在了一起，通过改革彰显文化的经济属性，成为了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目标，同时也是实现上述宏大目标的工具。在2009年，相关报道也指出，广州对市属七家文艺院团进行改制，从市场需求、定位、营销策划和节省剧目生产成本上下功夫，尝试剧目股份制、签约制、制作人制等新型艺术生产机制，让院团从昔日“卖不出票”变得“场场火爆”。广州杂技艺术剧院的《西游记》、广东省木偶剧院的《八层半》、广东音乐曲艺发展公司的《东方天籁》还纷纷进军国际主流演出市场。

到2013年，近9成的国有文艺院团完成了转企改制任务。在2014年，文化部明确国有文艺院团的改革不仅仅是转企改制，还必须经过市场的检验，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许多院团改革了内部管理制度，优化岗位设置，采取了内部竞岗、对外公开招聘等各种形式，发挥集体中个体的积极性。例如大连文化产业集团就探索企业年金制度，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和保证高质量人才、青年人才优先发展。在文艺院团成为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的过程中，个体的才华怎样能够得到充分的施展呢？

建立艺术明星为核心的商业运营机制

在市场化改革中，市场对个人进行重组，“人”的建构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看到，在改革开放初期，诸多以“人学丛书”、“人道主义研究丛书”、“文化哲学丛书”等为题的书籍纷纷出版，形成一种个人主义伦理。“人”是一个能够完整地把握自身的主体，“人”将在“自由”的文化创造中建构自身的本质。

陈力宝是中央民族乐团的唢呐演奏家，他曾经给电影《百鸟朝凤》的唢呐演奏配音，他在直播间获得了更高的知名度，成了粉丝口中的“陈老师”。乐团里的另一位青年歌唱家王紫菲在直播间唱邓丽君的歌，积累了许多铁粉，“我直播间里大姐特别多，那些姐姐就会说紫菲我们给你寄老家特产，非常热情。如果演出去到她们的城市，她们就会来看。”长沙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青年演员陈雨晴在抖音上叫“花鼓戏一东”，她从2019年开始做直播，唱自花鼓戏。她用茶杯打节奏唱的《扯萝卜菜》拿下过抖音站内热搜……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

直播让文艺院团中，“人”的主体性得以发挥。

与站在舞台上遥不可及相比，演员可以在直播间与观众进行互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董晨宇在《制造亲密》论文中引用特丽萨·森福特（Theresa Senft）提出的“微名人”概念指出，微名人所进行的是 “一种新型线上表演”， 他们 “通过摄像头、视频、音频、博客或社交网站来放大自己在读者、观看者和线上连接者之间的名声”。直播内容作为一种剧目， 其实是由主播和观众共同完成的。这样主播其实是在生产人格亲密（persona intimacy）。不论是加入主播的粉丝团，还是在直播中赠送灯牌和礼物，其实都是在增加亲密度。

*(photo:JieMian)

在直播中，演员变成了一个个“微名人”，他们不仅在舞台上光鲜亮丽，而且还与观众产生了与过去不同的化学反应。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文艺院团网络直播如何立得住行得远》中谈到，有粉丝跟北京京剧院青年老旦演员邢文文提出要求，想要看看她在舞台下的样子。“舞台下的我有啥好看的？”虽然不解粉丝为何提出这样的要求，邢文文还是在化装间开了播——一边化装，一边跟粉丝聊天，既分享演出前的心情，又介绍各种演出服饰。那次直播效果特别好，直播间的观众比平时多了几倍。

随着直播让演员个体“人”的主体性得到张扬，令演员和观众的关系变得更为亲密，艺术院团也由此建立起了艺术明星为核心的商业运营机制，寻找到了市场化路径。陕西省广播电视民族乐团携演员入驻抖音直播。根据专业技术、形象条件等标准综合考量选出了10位主播组成了“长安风乐队”；此外，也着力打造首席唢呐乐手冯苗苗这样的个人主播标杆案例，以古风服化道和选曲风格为特色。开播四个月，冯苗苗已积累10万粉丝。在演员个体的主体性得到发挥时，文艺院团也在逐渐成为合格的文化市场主体。

灵活简便的直播在帮助“造星”的同时，也让文艺院团焕发出新的生机。吴浠所在的湖南省歌舞剧院歌剧团的民歌女团直播已超过100场，收获破亿点赞。声乐团团长余迩表示：“青年演员的演唱技术得到了提升，经济收益多了，认识他们的人也更多了。他们的存在感、收获感、信念感变得更强了。”

*(photo:JieMian)

多年来，院团在改制过程中，探索了丰富多样的市场化路径。顺应文化消费新趋势下，五湖四海涌现出的一个个与观众更为亲密的“微名人”，让地方性、民族性表演收获更多了”铁粉”。

参考资料：

咸顺女：我的前半生，和朝鲜族舞蹈的半世传承 https://news.ifeng.com/c/8TCbCfqZJVM

丁岩：直播演出提振盘锦艺术团精神面貌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2023/12-07/10124245.shtml

欠发达地区如何孕育一流艺术院团？加减乘除，引来好戏连连http://lzyyjt.com/zxnews/2022/0616/591.html

三联生活周刊：《100位艺术家，登上直播间这一年》

中国新闻网：《广州文艺院团改革从“卖不出票”到”场场火爆”》

北京日报：《好甜！青年女歌唱家直播间翻唱邓丽君走红，获赞百万》

潇湘晨报：《二线城市的普通演员，也想被知晓名字》

瞭望新闻周刊：《演出市场唤回远去的观众》

瞭望：《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大连实践》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地方文艺院团发展现状白皮书》

王星星：《国有文艺院团改革体制惰性研究》

成啸：《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历史、当下与未来》

谢伦灿：《阵痛与重生：国有文艺演出院团改革路径之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