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访问北京的香港总督！麦理浩跟邓小平谈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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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香港总督麦理浩（左）前往北京，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右）针对香港前途问题进行讨论。（图片取自维基百科）(photo:UpMedia)一九七一年，熟悉中国事务的前二战英雄麦理浩被任命为香港的总督。根据他之前在外交部工作的经验，任何新官上任按惯例都会收到英国相关政策的指示，但他告诉钟士元，这次他完全没收到针对香港的指示，反而全得靠自己，「他们根本没有针对香港的政策，事实就是这样。」这也是麦理浩同意接受採访的原因之一。
一九八八年，在一封解密的致英国外交部的信件中，他担心未来历史学家将面临香港资讯的匮乏问题。他写道：「一九七○年代，香港跟伦敦很少进行官方对话，讨论香港的事务。你听了可能会很讶异，但一位副常务次长(Deputy Under Secretary)曾告诫我：你的工作就是让香港别来烦内阁大臣。」对伦敦来说，香港，以及香港的居民，充其量只是杂讯。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麦理浩被暱称为「Big Mac」，他身高超过一百九十公分，是个不苟言笑的苏格兰人，常常穿着棕褐色的开襟衬衫，昂首阔步地走在路上，监督着新界正在建设的公共住宅区。这些社区容纳了香港迅速增长的一百六十万人口，其中大多是越南船民和逃离文革的中国人，愈来愈多人将香港视为他们永久的家，而不再是寄居地。
麦理浩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快速找到治理方法」，并且拒绝称他的外出访视是「出巡」，因为他坚持认为自己是认识在地、跟居民交谈，而不仅是四处走走。本质上他是个家父长式的威权主义者，他的首要任务是提供良好的政治治理和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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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理浩时代我最有印象的，是一条全身绿绿的、长着红斑点的龙，名叫垃圾虫(Laapsaap Chong)。他常常出现在电视广告中，兴高采烈地在香港街道上乱扔垃圾。麦理浩当时在推「清洁香港运动」，这条长着红斑点的绿龙就是这场运动的吉祥物。该运动衍生出一系列的广告，大力劝导香港人不要再从高楼大厦的窗户扔啤酒瓶、电视机和空调。相关广告铺天盖地，有段时间我做恶梦都会梦到这些卡通人物。
我从报纸上读到麦理浩对这条卡通龙的看法，他坚持认为这条龙显示这类公民活动可以代替民主体制。他告诉钟士元：「虽然历史可能不会让香港拥有人民可以选举的民主，但一个更有效而且更直接的替代品可能是参与……随着这系列运动取得成效且形成惯例，而且做的事往往比原先预想的还要更多、更不同，这些活动都显示了，在没有民选立法机构的情况下，政府做事和回应公众的需求方面可以有多民主。」
麦理浩坚决反对打开「剧烈宪政改革的潘朵拉盒子」，他相信香港的体制可以表现得比选举政治更好。像麦理浩这样的历任总督，是英国之所以不在香港引进民主改革的关键原因之一。他们的这种家父长式的政治直觉，常常获得当地行政局顾问的支持。
麦理浩抵达香港的时候，社会避谈香港未来已经持续几十年了。英国和中国都不愿当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一方。李福和形容，这成了一个强大的禁忌，谁提到一九九七年，谁就是在「犯罪」。资深行政局成员、实业家安子介也说：「没有人敢碰这个问题，中国都不问了，你为什么自己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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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麦理浩决定要打破这个心照不宣的沉默。当年窦纳乐爵士拿着过时地图签下的新界九十九年租约，即将于一九九七年到期。人们最关心的是个体户租赁农地的问题，因为土地的租约一般都以十五年为一期，而从一九七九年算起十五年，离一九九七年的期限只剩三年，银行家和开发商都在烦恼该如何应对这个问题。
对麦理浩来说，如果不及早解决问题和制订因应的计画，一九九七年将是「一个必然引发危机的源头」。他认为，坐等中国先起头是不负责任的，而且也说不过去。他决定现在就该打破避谈的禁忌。麦理浩在所有谋划上，都假定了：如果有必要，北京会毫不犹豫地出手干预香港。他深信，必须避免任何会导致与中国槓上的情况，香港才有办法生存。
据麦理浩的说法，也正因如此，他从未考虑过香港独立的问题，更别说将之提出来讨论。他对曾锐生说：「这是一件极其巨大的议题，可以说，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也无能为力，出于各种顾虑只能选择保持沉默。」
一九七九年三月，麦理浩至北京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这是香港的总督首次访问北京，也是中国首次正式承认英国对香港的管理和统治。总督和几位亲近的顾问，包含时任驻北京大使柯利达爵士(Sir Percy Cradock)，共同制定了一套深思熟虑的计画；他强调，这不是临时才想出来的计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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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理浩打算走迂回的策略，借着提出新界的个体土地契约问题来切入主题。他想试探中国是否愿意达成协议，即使新界主权归还给中国，也让英国可以继续管理整个香港。这项提议跳过主权问题，以「回租」的协议或「管理合约」的名义，延长英国的行政管理期限。麦理浩希望利用技术性和商业性的问题，模煳土地租约的最后期限，来打探出北京的意向。
麦理浩初抵达北京，才得知即将会面的对象是邓小平，这位来自四川的副总理老奸巨猾，历经三次清洗皆倖存了下来，最后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会面的当天上午，简悦强爵士以资深行政局成员的身分，陪同麦理浩在英国驻北京大使馆的花园散步。简悦强爵士试图劝麦理浩放弃那个计画，但麦理浩仍执意推进，甚至不顾中国外交部已事先要求他不要提起该话题。事后，他总是强调，邓小平才是首位打破禁忌的人。
会面的时候，邓小平告诉他，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将来势必回归中国，但北京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将允许它继续实行其资本主义制度。麦理浩试图搬出他的提议，但得到的回应并不乐观。有传闻说，当时的翻译品质拙劣，很有可能让邓小平把个体土地租约问题和新界九十九年租约这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混为一谈。
当麦理浩试图又再提了一次，邓小平不知道是出于混淆还是狡诈，他只说任何土地租约都应该避免提及英国政府，因为他无法确保香港的政治局势是否会保持不变，然而邓小平强调，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会继续施行下去，投资者大可以「放心」。这在麦理浩看来就是在避重就轻，显然中国政府还没有对香港的未来做出明确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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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曾锐生说：「从后来发生的事去解读他当时说的话，人们很容易认为他已经构想出一个全面的计画，也就是所谓一国两制，但我敢打赌他其实还没有头绪。」
中国外交部长黄华曾公开斥责麦理浩，因为他认为延长土地租期是不必要且不恰当的。但会面结束之后，麦理浩和其执政团队决定发布官方说法，称北京方面没有改变其基本立场。结果，麦理浩的计策失败了。他的策略遭到严厉的批评，一方面是因为他做法非常拐弯抹角，像是在打哑谜一般难以正确翻译，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直接诉诸政治最高层，没有留下任何可斡旋的空间。
但是在接受曾锐生的採访时，麦理浩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说：「我非常确信，无论是採取何种方式，不论是在不同时间、透过不同管道、在不同的层级，或甚至透过中间人，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回到香港以后，麦理浩完全没有提及跟租约相关的谈话内容，这段过程只有当时在场的人知情。他只是一再强调，邓小平要香港投资者尽量放心。麦理浩的说法其实存在着某种认知失调，这基本上也反映了英国接下来几年的立场。他们其实都知道，邓小平已经暗示中国不接受英国延长管治香港的提议，但在公开场合上，他们依然继续试探这个可能性。其中一个原因大概是受民调影响，有百分之八十五到百分之九十三的香港人支持维持现状。
*(photo:UpMedia)【作者简介】
澳洲墨尔本大学进阶新闻中心（Centre for Advancing Journalism）高级讲师，《重返天安门》（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作者。林慕莲的父亲为新加坡华人，母亲为英国人，曾在香港度过童年。1989年时她在英国利兹大学（Leeds University）主修当代中国研究，于2003年起先后任职于英国广播公司（BBC）与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派驻北京和上海长达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