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跨文化沟通的公民外交人才──我在WHO执委会的场内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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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若要参与WHO，需要依循专业参加NSA （Non State Actor），即为在WHO的认证框架下具全球规模性的非政府、非营利且具有专业性的组织。（美联社）(photo:UpMedia)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并没有身份，都是靠巴拉圭、海地、美国、日本等邦友好国家协助发言，台湾人若要参与WHO，需要依循专业参加NSA （Non State Actor），即为在WHO的认证框架下具全球规模性的非政府、非营利且具有专业性的组织，WHO亦有诸多合作中心（Cooperation Centor）维持与这些全球性的专业组织合作，笔者所本次受邀与会WHO执委会，代表的世界医师会（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即为此例。
台湾人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活动，笔者并不是第一例，但是与其他国家人员参加的困难度评比，台湾人确实极为困难，都需要一再透过其他身份包装，并且事前低调减少干扰。民间每年五月大动作宣传并抗议的WHA （World Health Assocation），其实并不是能够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决策的战场，就像一个团体的会员大会，当天事务不可能是当天才有讨论，否则每一项议程都会处于无法安全下庄的风险，而是事前一定有台面上下各种会前会的协商，更尤其题目的订定是更上的活跃核心成员组成的理事会所讨论决定，这个理事会、或是一家公司的董事会，对应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架构，就是每年一月的世界卫生组织执委会（WHO Executive Board）。
所以今天就是见证了世界卫生组织，如何讨论决定题目，并见识了真正拥有话语权的EB成员国角力场。而相对于这些成员国的三分钟发言权，我的角色则是担任代表非政府组织的两项相关议程各一分钟的发言内容，如抗药性组织、与气候变迁。
一、了解世界卫生组织的需求与瓶颈
WHO核心问题其实一直是「资金」，在各项会议中，WHO干部本身和各个有需求的成员国都表示需要更多来自国家层级的投资，这也间接决定了EB成员国、非EB成员国发言的地位、份量，也间接减少了非政府组织发言需要被重视的重要性。
再来次级问题则为「领导」，是WHO自己的角色认定，议程中有提及世界卫生组织的极限，作为世界卫生领导者的角色，呈现问题、提供方向、引导协商，而不是基层执行的角色，但若说是领导也太牵强了，因为WHO的领导其实也受各国的政治利益偷渡所牵制，实质上，就EB所见，那是国家级政治协商的超级大平台，各项议程的实践更需要与诸多区域组织的合作联系。以抗药性合作为例，80多个国家接受此计画，但是只有40多个国有实际执行，全球免疫与肺结核防治也是一再落后。同时，仍然需要与联合国密切合作，在议程中有讲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贡献，强调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对地方、区域和国际健康发展的重大贡献。没有这样的支持，低收入国家将面临重大挑战。也有提到非洲儿童疫苗的接种普遍极低，主要来自欧洲跨区的支持，而WHO本身只能担任一个引导的角色。
二、了解世界卫生组织议程发言的意义
其实世界卫生组织本身可以被理解为协商平台，作为成员国代表的发言内容，你对内可以选择呈现问题、宣扬成果，对外则可以联名其他成员发声唿吁WHO高层共同重视某些议题的串连立场。
作为各国利益的角力场，其实全球卫生是非常挫折的一件事情。为了平衡这些利益以及让专业组织的工作成果能列入WHO的方针，像是全球卫生理事会、无国界医师等等其实也都具有发言权，不过由于时间只有1分钟的关系，其实更需要聚焦在需要唿应议程和倡议的事项。但是也千万不要把这些发言当作是跑龙套的过程，因为发言就会带有立场，如果反面立场过多，很有可能造成WHO执行全球卫生计画的方向会发生偏移，如堕胎权就是最好的范例，美国提出让女性生殖权力中心也像是非政府组织者进入WHO的合作框架，立即遭到回教保守国家以埃及为首的反对，目前以女性健康权利而言，堕胎卫生工作进入不了世界卫生组织，使得美国感到相当挫败。这可能是活在进步社会、男女平等并重视女性待遇、且生育可以被讨论的台湾现代社会难以想像的状况。
世界卫生组织本身并不会将各国的争执列入纪录，只留有影像，文字都还是对于卫生工作相对重要的部分，这也是非政府组织专业工作者的重点工作：考察各国经验。每个国家都有共同或特异的问题，有些国家没办法完成儿童各项疫苗覆盖，连Ｂ肝疫苗计划都没有，很多国家也努力在推展包括HPV疫苗的接种计画。对于COVID19，各个国家都在对抗社区的假讯息，有趣的是随着各国文化，假讯息内容还会不一样，这些都是造成诸多全球健康计画容易导致延后，包含2030年免疫议程目标。
三、非政府组织参与之架构，与WHO行政角力之问题
台湾专业人士排除政治因素参与世界卫生组织，非政府组织显然是唯一且正确之途径。而且这部分要特别注意154-37中的草案，2016年通过共识谈判并採纳的『FENSA』（Framework of Engagement with Non-State Actors ）标准是WHO很大的一份角力，他是定期审核这些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非政府组织的依据，这包括对正式关系中的年度报告要求和每三年的审查。
当然台湾人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这么困难了，进步国家如美国有会附带一些议题借由非政府组织进入WHO，WHO不可能没有保守的声音在反对，像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角力自然就成为FENSA的潜在争议。有些不利某方利益或立场的非政府组织，可能会在加入或被定期审核的过程，若不谨慎尽量绕开各国利益问题触到红线，恐怕也会被刁难。
世界医师会本身除了全球医师专业性之发言，也会考量为全球医师、女性医师的福祉做努力。每个组织的发言角度依据自己所代表的族群与专业性都略有不同，在有限的时间也常会有会有合作联盟共同发声的情况。根据世界医师会有经验者，自从新冠全球大流行时，因为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工作者发言内容大增，但是实际而言非政府组织不若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并不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投资者，所以世卫组织删减非政府组织的发言时间为1分钟，但是并没有减少成员国的发言时间，就连在执委会的非执委会成员国也还是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这本身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疫情后专业性受政治干预更大的隐忧。其余国际护理协会、无国界医师、世界心血管协会、世界非传染病（慢性病防治）联盟以及欧盟医药组织也都是处于相同之状况。
*(photo:UpMedia)国际社会也是日久见人心，当大家让认识到你的价值，必然大有斩获。（美联社）
世界卫生组织以台湾人之角度观察，最大之争议，仍然来自中国人佔据过多行政位置，且与中国代表之界线含煳不清，同一人可以在行程预算行政委员会主席（PBAC，Programme, Budget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和中国代表之间发言切换，在会场外的交流也几乎没有界线，这是别的国家于WHO担任干部所没有发生之事。依据同行中国籍的医师解释，在他们的观点，WHO才是被美国控制，这是由于WHO本身各项执行预算是签约制，美国仍然是投资WHO的最大来源，所以很多基层工作方向都由美国所控制，所以安插这些中国干部是实质制衡美国。这个可能就是双方认知基础不同了。但是以亚洲人在世界卫生组织担任干部的比例，几乎都是中国人，不见任何日本人、韩国人、东南亚诸国族群，是不争之事实。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未来如何发展，是否会因为内部行政因素而逐渐削弱自己本身的领导影响力，有待时间观察。
但是以台湾人的角色，从历史和现实两岸因素下来，无论官方或民间人士都已经没有本钱在外交上继续犯错导致失利，展现专业高度与公益之态度与各国基层社群结交好友，台湾人必须了解要从自己做起，学习更多国际接轨文化交流之事务，学习高格局看到各种议题，观察国际脉络和和保持对世界发展趋势的敏感性，拥有跨文化沟通之国际素养，需要更为友善谦卑的态度、成熟的思考与稳定的情绪、懂得避开沟通误区、加以不放弃与积极的精神，学习各种进步思维赢取众望（win the heart and mind）结交实质盟友，这个盟友要从利益层次转换为情感层次显然非常重要，我们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人才并不多。而社会内部需要此认知并给予适度支持，比起台湾，早在其他各国对于这些专业人才转为国际组织工作者，事实上是更为积极，反倒是台湾人才的量能不足甚至出现断层，是故笔者眼中的危机从来就不是台海政治或资讯战如何，而是本岛对于有心向国际发展的潜力人才，支持向来都不足，还有资源的竞争与纠纷，与国际人士合作共事的素养与格局不够，态势根本就不对，这样的环境又要怎么做公民外交？
是故公民外交培力的不二正确方向，很明显在眼前，就是跨世代携手培育人才、支持人才，滚动式研究国际议题，即便投石问路步步维艰，但是永不放弃，路遥知马力，对国际社会也是日久见人心，当大家让认识到你的价值，必然大有斩获，在世界卫生组织执委会的会场内外观察，我们就已经在这条路上，要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
※作者为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兴院区整合医学科医师、世台联合基金会联席董事、本届世界卫生组织执委会世界医师会与会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