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没有恐惧的7个星期” --吴仁华口述“六四”史(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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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5月7日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在政法大学开会。(photo:RFA)
    1989年5月7日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在政法大学开会。(photo:RFA)

    5月3号上午袁木和何东昌、袁立本他们就在全国记者协会举行了一个中外记者会,就5月2号北高联学生递交对话请愿书一事进行了问答。在记者会上,袁木非常强硬的拒绝了学生请愿书的所有要求,袁木再次重申中国官方不会跟非法的学生组织对话,所以袁木在记者会的讲话对北京高校的学生造成了强烈的震动,学生多数是表示不满,认为袁木在记者会上的强硬讲话是代表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也就是“三不主义”,根本不承认学生自治联合会,根本不准备单独与参加学运的学生代表对话,从来就不想解决实质问题。

    1989年5月3日,袁木(右一)、何东昌(右二)等就高自联对话请愿答记者问。(六四档案图)(photo:RFA)
    1989年5月3日,袁木(右一)、何东昌(右二)等就高自联对话请愿答记者问。(六四档案图)(photo:RFA)

    北京高校就是学生继续罢课。当时因为罢课时间有点久了,特别是理工科的学生觉得罢课时间太久影响学业,所以开始有不少的学生不愿意继续罢课,所以这是学生方面的变化。

    5月3号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北高联在北师大开会,开会主要是研究五四大游行的问题,有四十七所高校的学生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最后就五四要不要游行和投票表决,投票表决的结果四十一票赞成,五票反对,一票弃权,做出了五四游行的决定。同时这个会议决定了五四游行的主要诉求,第一是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第二要求政府尽快与学生对话。会议也讨论了罢课的问题,因为刚才提到罢课时间持续太久,理工科的学生受不了。所以会议讨论的罢课问题,多数与会者认为可以借着五四游行机会宣布复课,然后将所有的精力集中于对话。

    1989年5月3日,学生在准备关于五四游行的通告。(六四档案图)(photo:RFA)
    1989年5月3日,学生在准备关于五四游行的通告。(六四档案图)(photo:RFA)

    5月3号在学生方面还发生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当天下午四点左右,代表着北京二十八所高校的大约三十名对话代表在北师大开会,正式成立了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选举中国政法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项小吉为团长,北京大学生物系学生沈彤为副团长。所以项小吉就是在4月29号所谓官方的对话场上,质疑袁木的学生,他的专业本身就是国际谈判,而且是1987年北京高校辩论赛的冠军,这是学生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事情。

    在5月3号下午三点钟,共青团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所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在建设和改革的新时代、进一步发扬五四精神的讲话。这个讲话对学生运动的看法比较温和,他是主张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这一次讲话影响比较正面。但是李鹏这些保守派就非常不满意。

    1989年5月3日,校园大字报。(六四档案图)(photo:RFA)
    1989年5月3日,校园大字报。(六四档案图)(photo:RFA)

    5月3号官方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5月3号上午赵紫阳他特意到了杨尚昆家,杨尚昆就告诉赵紫阳说,他已经向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和邓小平的子女谈过,因为赵紫阳当时委托杨尚昆去谈。所以杨尚昆说已经谈过,他们就认为现在修改“四二六社论”有困难,但是可以淡化“四二六社论”,不要再提它,慢慢的转这个弯子。他们还说现在如果找邓小平谈的话,邓小平如果再肯定动乱的说法的话,那就更难改变了。杨尚昆还跟赵紫阳说你们在前线慢慢的转这个弯子,他可以去做李鹏、姚依林和其他几个政治局常委的工作。因为姚依林是保守的,是支持动乱的定性,赵紫阳跟杨尚昆的谈话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林坪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