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疯”的一老一少,从东北驶向太平洋 | 上影节·金爵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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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刺猬》剧照 来源:豆瓣电影《刺猬》剧照 来源:豆瓣(photo:JieMian)
    电影《刺猬》剧照 来源:豆瓣电影《刺猬》剧照 来源:豆瓣(photo:JieMian)

    界面新闻记者 | 林子人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入围影片《刺猬》于今日上映,该剧改编自小说家郑执的代表作《仙症》。导演顾长卫善于讲述不甘于平凡却困于平凡生活的尴尬之人,比如《孔雀》中的姐姐和《立春》中的王彩玲,《刺猬》同样如此。

    讲述东北故事的影视剧作品近年已形成了一种非常鲜明的叙事,即“东北老工业基地在世纪之交的衰落及其传统社会关系的瓦解”。故事主角在眼下的生活遭遇某种危机,种种缘由迫使他们不断追忆反刍过去,并在这个过程中为观众揭示某种东北历史记忆。

    与《仙症》相比,电影《刺猬》与这一叙事的距离更遥远。《刺猬》保留了原著的大部分设定:大姑父王战团(葛优 饰)在年轻时曾是一名海员,后半生却因偶尔疯癫而被全家人视为怪人。故事以侄儿周正(王俊凯 饰)的视角讲述他的病史,同时也讲述了自己成长过程中治疗口吃的经历。

    电影隐去了原著中的“文革”背景。在小说中,王战团运动期间不愿站队,不小心同时得罪了船长和政委两派,被批斗和关禁闭后成为了精神病人。电影里,王战团出于对大海的浪漫主义幻想成为海员,在撞破船长走私丑闻后被关进一间只有一扇小窗的储物仓,被放出来时,货轮已经回到了出发的港口,没能亲眼看到太平洋成为王战团一生念兹在兹的憾事。于是,王战团的“魔怔”不再是集体性历史创伤造成的个体悲剧,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梦想被牟利者无情碾碎的结果。

    *(photo:JieMian)
    *(photo:JieMian)

    电影补齐了原著小说的留白,把故事重心放在一老一少两个“病人”的相互救赎上。在全家人都认为王战团有精神病,担忧口吃又叛逆的周正成为“下一个王战团”的时候,只有王战团和周正相信对方没病,王战团成为周正的玩伴、同谋和隐秘的人生榜样。在电影结尾,周正实际上继承了王战团未尽的梦想,成为了一名海员。

    任素汐饰演的铁岭刘老师承包了电影的大半笑点,让《刺猬》具备了东北特有的喜剧元素。如果我们了解原著作者在“赵老师初次诊断王战团”的场景中戏仿了真实的“铁岭赵老师”——赵本山的作品,就不难理解电影中的铁岭刘老师为何让我们发笑。

    学者刘岩在今年出版的《同时代的北方》一书中指出,赵本山“凭借二人转拉场戏中的算命先生(《摔三弦》)和出马仙(《驱邪》)在80年代蜚声东北,并在其春晚小品的巅峰期使世俗版的出马仙(《卖车》《卖拐》《功夫》中的大忽悠、《心病》中的‘大明白’心理诊所医生)成为21世纪初中国大众文化中最深入人心的东北人形象,同时反向构造了东北人自身理解现实人生的‘民间’符号秩序”。

    电影《刺猬》改编和创造了一些剧情细节,获得了比原著更加光明积极的底色。王战团被大姑喂安眠药,在昏沉梦呓中说的那句“死子勿急吃”是无意间透露给周正的箴言——小说中的“我”将之理解为,为了活下去可以暂时妥协,于是被家人送到赵老师面前,被赵老师用木剑击打后脑时,“我”俯首忏悔自己忤逆父母、吃过白家仙肉;电影中的周正则反抗到底,坚持相信自己是正常的、父母强迫自己接受的种种近乎虐待的治疗手段是荒唐的,即使一时困窘,人生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

    电影结尾,离家多年带着新婚妻子回乡的周正再次出发远行。眺望车窗外的江水,他仿佛看到了自己与王战团向着太平洋的方向游去,“再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

    界面新闻记者 | 林子人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入围影片《刺猬》于今日上映,该剧改编自小说家郑执的代表作《仙症》。导演顾长卫善于讲述不甘于平凡却困于平凡生活的尴尬之人,比如《孔雀》中的姐姐和《立春》中的王彩玲,《刺猬》同样如此。

    讲述东北故事的影视剧作品近年已形成了一种非常鲜明的叙事,即“东北老工业基地在世纪之交的衰落及其传统社会关系的瓦解”。故事主角在眼下的生活遭遇某种危机,种种缘由迫使他们不断追忆反刍过去,并在这个过程中为观众揭示某种东北历史记忆。

    与《仙症》相比,电影《刺猬》与这一叙事的距离更遥远。《刺猬》保留了原著的大部分设定:大姑父王战团(葛优 饰)在年轻时曾是一名海员,后半生却因偶尔疯癫而被全家人视为怪人。故事以侄儿周正(王俊凯 饰)的视角讲述他的病史,同时也讲述了自己成长过程中治疗口吃的经历。

    电影隐去了原著中的“文革”背景。在小说中,王战团运动期间不愿站队,不小心同时得罪了船长和政委两派,被批斗和关禁闭后成为了精神病人。电影里,王战团出于对大海的浪漫主义幻想成为海员,在撞破船长走私丑闻后被关进一间只有一扇小窗的储物仓,被放出来时,货轮已经回到了出发的港口,没能亲眼看到太平洋成为王战团一生念兹在兹的憾事。于是,王战团的“魔怔”不再是集体性历史创伤造成的个体悲剧,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梦想被牟利者无情碾碎的结果。

    *(photo:JieMian)
    *(photo:JieMian)

    电影补齐了原著小说的留白,把故事重心放在一老一少两个“病人”的相互救赎上。在全家人都认为王战团有精神病,担忧口吃又叛逆的周正成为“下一个王战团”的时候,只有王战团和周正相信对方没病,王战团成为周正的玩伴、同谋和隐秘的人生榜样。在电影结尾,周正实际上继承了王战团未尽的梦想,成为了一名海员。

    任素汐饰演的铁岭刘老师承包了电影的大半笑点,让《刺猬》具备了东北特有的喜剧元素。如果我们了解原著作者在“赵老师初次诊断王战团”的场景中戏仿了真实的“铁岭赵老师”——赵本山的作品,就不难理解电影中的铁岭刘老师为何让我们发笑。

    学者刘岩在今年出版的《同时代的北方》一书中指出,赵本山“凭借二人转拉场戏中的算命先生(《摔三弦》)和出马仙(《驱邪》)在80年代蜚声东北,并在其春晚小品的巅峰期使世俗版的出马仙(《卖车》《卖拐》《功夫》中的大忽悠、《心病》中的‘大明白’心理诊所医生)成为21世纪初中国大众文化中最深入人心的东北人形象,同时反向构造了东北人自身理解现实人生的‘民间’符号秩序”。

    电影《刺猬》改编和创造了一些剧情细节,获得了比原著更加光明积极的底色。王战团被大姑喂安眠药,在昏沉梦呓中说的那句“死子勿急吃”是无意间透露给周正的箴言——小说中的“我”将之理解为,为了活下去可以暂时妥协,于是被家人送到赵老师面前,被赵老师用木剑击打后脑时,“我”俯首忏悔自己忤逆父母、吃过白家仙肉;电影中的周正则反抗到底,坚持相信自己是正常的、父母强迫自己接受的种种近乎虐待的治疗手段是荒唐的,即使一时困窘,人生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

    电影结尾,离家多年带着新婚妻子回乡的周正再次出发远行。眺望车窗外的江水,他仿佛看到了自己与王战团向着太平洋的方向游去,“再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