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北京学者促中共在港重夺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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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众为纪念八九六四29周年举行游行抗议中共一党专制。（2018年5月27日）(photo:VOA)香港 - 中共今年成立一百周年。中联办等中央驻港机构一改作风，高调举行纪念活动。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后的二十多年里，由于实行”一国两制“，中共在香港一直保持低调，党组织不会公开举行活动，党员也不会公开身份。随着港版国安法影响加深，外界估计，日后中共可能打破禁忌，在香港全面公开活动。
五十多岁、化名廖先生的香港人是一名退休人士。他向美国之音表示，在他眼里，中国共产党一无是处。
廖先生说：“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言而无信，不尊重普世价值。回归后，尤其最近几年，香港的情况越来越差，这与共产党的决策有很大关系。我不希望‘共产党’这三个字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出现。”
一名香港抗议者在主权回归纪念日举行的抗议港版国安法游行中举牌指责中共背信弃义。（2020年7月1日）(photo:VOA)不过，按照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的说法，“中共在香港没有明显存在感”的情况会慢慢改变，由中共“自己介绍自己”，不需要再假手于人。
刘兆佳： 反共势力成主流
刘兆佳近日接受中国大陆网上媒体“观察者网”采访时表示，中共建政后，由于中西方冷战，中共及民间组织受英国人“监视打击”，也使中共在香港的势力被“边缘化”。1967年香港爆发六七暴动，当时大多数香港人对内地文化大革命“非常害怕”，香港左派力量进一步边缘化，损害大部分香港人跟中共的关系，增加了他们“恐共、反共”情绪，效果至今还能感受到。
他说， 因为中共知道香港人对共产党“比较敏感”，“中国共产党”这五个字也是敏感词，所以中共在香港主权归还中国之前承诺不在香港公开活动，以免引发政治斗争，结果把“思想基地”拱手让给“西方势力”以及在香港的“反共势力”， 使反共势力变成“主流力量”。年轻一代受“反共思想”严重影响，即使政府内部也有不少公务员和官员对共产党有抵触情绪，学校老师，媒体人及西方宗教力量更甚，结果“反共势力”不断利用思想阵地的“主导地位”，利用港人“反共、 恐共、 拒共”情绪挑战港府管治， 挑战中央对一国两制的诠释 ，甚至试图把香港变成“颠覆基地，渗透基地”。
学者： 港人对中共高度不信任
台湾经济民主连合研究员江旻谚。 （江旻谚提供）(photo:VOA)台湾经济民主连合研究员江旻谚毕业于香港大学，曾经历2014年雨伞运动。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香港人普遍抗拒中共并非由于受所谓的“反共势力”影响，而是因为他们十分了解中共没有办法实践民主价值，所以对这个政党高度不信任。
江旻谚以数年前港大同学到中国大陆进行交流为例。
江旻谚；“朋友的感受都是，在中国内地的学校，特别是大学，思想上是相当的压制。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会遇到一些对台湾和香港相对有敌意的一些中国年轻人，可能是俗称的‘小粉红’。他们可能对香港人的民主运动或者对台湾人追求独立自主甚至会有攻击性。两地年轻人之间的互动也是造成香港人对中国共产党信任程度降低的原因之一。“
作为社会观察人士，江旻谚认为，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初期，中共的确能做到在香港保持低调。
江旻谚；“香港刚进入‘一国两制’的时候，中国还是需要香港作为‘一国两制’表象的城市，才可以取得西方世界的信任，让西方世界或者国际社会认知到，香港相对于中国内地还是一个属于中国，但是拥有言论自由的城市。”
回归初期港人认同中国
根据江旻谚的观察，在1997年之后的十年左右，香港人对于中国并不排斥。他说：“在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其实香港人对中国或者中国人的认同度，比现在相对高很多，甚至在主权移交之前或者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的时候，当时香港大学生提出‘民主回归论’， 其实他们对中国是怀有进步的情怀的，希望可以和中国站在一起，成就历史的这样一种情怀。”
他表示，不少港人之所以“抗共”，主要原因还是中国自己撕毁了“一国两制”和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
江旻谚说：“拒绝民主选举。拒绝香港人（本应）享有的自由权利。是因为中国步步紧逼，才导致香港人对共产党的不信任。 从二十三条立法，到后来反国教的运动，到后来追求双普选，特别是雨伞运动。这几次重要的时间点，很明显，香港人希望得到原本‘一国两制’和中英联合声明所承诺的，但后来都失败了。”
香港举行党庆活动
资料照：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骆惠宁(photo:VOA)2021年6月，中央驻港机构举办共产党与一国两制论坛，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致辞时，谈到2019年的反修例事件，他说，党中央坚持依法治港粉碎反中乱港势力“颜色革命”的图谋，中央的决策是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并强调，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
骆惠宁说：“那些叫嚣结束一党专政，否定党对‘一国两制’事业领导的人，那些企图把香港作为地缘政治的棋子，遏制中国的工具，渗透内地桥头堡的人是在毁坏‘一国两制’制度根基，是香港繁荣稳定的真正大敌。”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向中国网媒表示，在香港经历大量政治斗争和“动乱暴乱”后，有些问题必须讲得清清楚楚，包括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中央在香港有全面管治权，中共是包括香港在内“全国的执政党”等，而六月举行的论坛是第一次在香港公开讨论中共和香港的关系，“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刘兆佳认为，过去中共不在香港公开活动的承诺，“今天在新形势下已经不合时宜，更不利一国两制的全面和准确实践”，应该由中共自己讲解中共对香港发展的贡献。
刘兆佳促中共夺话语权
刘兆佳又认为，过去中央会顾虑是否会引起反对派攻击，但现在反对派已开始“溃不成军”，失去话语权，中共更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有利条件”，“在拨乱反正的重要环节夺取话语权”，但他没有具体解释“夺取话语权”指的是哪些措施。
澳门媒体人崔子钊对美国之音表示，除了香港，今年澳门在七一前夕也举行了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情况是以往所罕见。
崔子钊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港澳地区关于共产党的一些活动很直接的就在当地进行。这在以前，尤其是香港反送中运动发生之前是很少看到的。像我们一直在港澳生活，现在突然听到有这种说法，感觉是很奇怪的，但是慢慢就会变得不奇怪，因为中共最常见的手段就是把意识形态慢慢渗透到每一方面，变成洗脑的效果。”
2021年3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谈到中央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时表示，爱党是党员的义务。而爱国不等同一定要爱党，但强调参选人士一定要尊重中国共产党领导。而中共学者田飞龙早前在“明报”撰文说：“爱国包含对党领导的尊重，香港人作为中国公民承担的是爱国义务，对共产党是尊重而不是强制热爱。”
未来港人被强制爱党？
不过，媒体人崔子钊估计，在可见将来，北京有可能向港人提出进一步要求。
崔子钊说：“刚回归的时候也没有要求要爱国，到了今天，你不爱就会犯法。国安法摆在那里，此外又铺天盖地的不断灌输爱国教育。现在他用的词语（说法）是要对共产党‘尊重’。那以后就可能不是‘尊重’了，你要去爱它，你要去维护它，你要去跟随它，对它有异议可能会遭受牢狱之灾。”
受到历史因素影响，左派势力在澳门的影响力一直根深蒂固。
崔子钊说：“以我所知道，（澳门）一些公共事业的负责人本身跟大陆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它们跟中国的联系其实背后都有很浓厚的官方背景。我的理解是，官方背景也是离不开共产党的控制，澳门的高校有很多具大陆背景的人士担当重要的职位，类似中共党支部的运作模式，只是现在还没有浮上水面而已。”
他不排除，香港在不久将来就会步澳门的后尘。
台湾经济民主连合研究员江旻谚表示，香港的亲北京阵营从未获得北京真正信任，相信中共对香港的控制会越来越直接。
江旻谚说：”他们确实是有可能更大规模的去布建、部署他们的党组织。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要取代原本在香港本地的“建制派”的角色， 因为香港过去的建制派政党并非属于共产党，虽然他们非常亲近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但现在看来，可能它们相对也不再信任这些建制派的香港人。 它们更想做的是用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宣传，在香港呈现出中国模式的优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