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的香港变局下的大学校长

[XiuWenTang]

香港大学校长当中，有相当高的比例是外来者，他们对香港社会缺乏了解；仅有有少数校长希望能帮助学生，希望香港以合理的方式维持和平稳定，但统治机器的巨轮很快就辗压过来。（汤森路透）(photo:UpMedia)

香港局势从2014年中国人代会常委会为特首普选设下框限，引发佔中/雨伞运动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终至去年（2020）七月国安法施行，一国两制名实俱亡。在这场变局中，大学校长有怎样的表现呢？香港大学很少，现在有11所，2014年只有10所，重要大学的校长在社会上能见度很高，而香港近年一连串争民主的运动，都是以学生和年轻人为主力，校长们对这些影响历史走向的风潮如何反应，有不少值得我们台湾了解和省思的地方。

香港高等教育界殒落的开端

我会留意这个问题，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大约就在2014年，香港局势开始严峻之际，我重拾青少年时看香港报纸的习惯，固定在网路上阅读香港新闻，几年下来，对香港近年的人事有了一定的认识。第二个原因是，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我常到香港，持续了十多年。我到香港，大多是为了学术公务，包括为香港学术单位提供谘询、台港之间的交流以及所谓「两岸三地」事务（「两岸三地」一词后来禁止使用，已忘记理由），我会和大学主管接触，有时也见到校长，有亲身观察的机会，也有听闻。由于上述的机缘，我有一些认识和想法，记在这里，或可作为香港变局的台湾记忆的一部分。

要认识香港变局中的大学校长，可以从2014月10月2日谈起。这时雨伞运动已在香港岛核心区进行了几天，并蔓延至九龙半岛的旺角、尖沙咀，这是争取香港特首和立法会真普选的运动，声势浩大，一直持续到12月。10月2日晚上十一点左右，香港大学校长马斐森（Peter Mathieson）和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到金钟探望静坐的学生。他们并没有说什么特别的，但看望学生的举动，表现出他们关心学生，也同情民主的价值，现场的群众和学生也有这样的领会，对他们报以热烈欢迎的态度。不过，这个时刻也是两位校长在香港高等教育界殒落的开端。

先说马斐森。2014年10月距离马斐森上任香港大学校长才四个月。在就任这项职位之前，他是英国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医学和牙医学院院长，这也是他所担任过的最重要学术行政职位。马斐森获遴选为香港大学校长是有争议的。以香港大学这样具有历史和国际地位的大学而言，他的资历或成就低于一般预期，另外也有人批评，他毫无亚洲经验。这一位评价不高的新任校长会对民主化表现出同情的态度，并不令人意外。马斐森是英国人，英国是自由民主体制的重要发源地，像他这样出身的人，除非人格怪异，一般都会期待具有深厚公民社会基础的香港走向民主，更何况这是基本法所承诺的。10月2日当天，是他打电话找沈祖尧到金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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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斐森最后宣布辞去香港大学校长职位，前往英国爱丁堡大学担任校长。（图片摘自维基百科）

马斐森被架空

马斐森自然的意态流露使他上任不久就被架空，最清楚的指标是副校长提名事件。2014年底，他根据遴选委员会的建议，提名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为学术与人事资源副校长。陈文敏的政治立场属于泛民主派，他被提名后，校务委员会（大多数委员来自校外）迟不表决，最后在2015年9月29日投票否决。马斐森是校长兼校务委员，居然无法让大部分委员同意大学行政方的提案，他所身处的环境如何，可想而知。2017年2月，马斐森宣布辞去香港大学校长职位，前往英国爱丁堡大学担任校长，在任只两年多。当时有学生批评他不负责任，这是有道理的，但马斐森也有他的难处。

至于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是香港本地出身。沈校长是医学院教授，也是胃肠科医生。2003年SARS从广东来袭，香港受灾惨烈，他积极参与抗疫，和其他两位香港医学家成为《时代》杂志（Time）亚洲版的封面人物，在香港具有英雄般的地位。他2010年就任校长前，我就听到中大朋友介绍他的事蹟。我到香港，最常访问的机构就是中文大学，香港的大学校长之中，最有机会看到他。但我对他最深刻的印象，却是来自一个台湾的场合。2012年10月29日，台大公卫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在台大合办一场研讨会，我应邀担任一个场次的主持人，一早就前往公卫学院的会场。沈校长是会议的主题演讲者，他用英语讲述他的抗煞经验，口才非常好，娓娓道来，全场动容。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他在抗煞的过程中，深刻体会传染病对人类社会的威胁，疫情结束后特别请假一年，到美国唸了一个公共卫生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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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祖尧去年夏天宣布离开香港，前往新加坡，担任南洋理工大学医学院院长兼副校长，其实是降级赴任。（图片摘自南洋理工大学官网）

沈祖尧是香港主要大学华人校长中，唯一曾对学生和年轻人所争取的事物表现同情的，他也希望学生不要受到伤害，进步能在和平中实现。他在2017年初宣布辞去校长职，不寻求第三任，事实上后来第二任没做满就离职了。他的离职，应该有「事不可为」的因素。我没有跟沈校长谈过话，但曾无意间在公务邮件中看到他的私人话语，意思大概就是香港面临非常困难的境地。两年前反修例（反送中）运动爆发，他继续秉持原来的立场发言，也对警察暴力有所质疑。他在去年夏天宣布离开香港，前往新加坡，担任南洋理工大学医学院院长兼副校长，他降级赴任，可见并没有失去事业心，他退出香港高等教育界，是局势巨变的结果。

张翔与中共和港府站在一起

马斐森离职后，接替担任香港大学校长的是张翔。张翔是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机械系讲座教授，原来毕业于南京大学，是近几十年香港第一位出身中国的大学校长。（后来又有一位，但此人长期在香港任职。）我在2017年底看到新职发表的消息，心中大感不妙。在这个时点，香港大学校长的遴选一定已经有政治考虑，更何况负责遴选的李国章正是高教界的政治首领（陈文敏副校长任命否决即由他主导），中国出身者在此时被选为校长，绝不是偶然的。以张翔的背景，几乎不可能期待他会有任何类似维权或民运人士同情民主的心态。对于此人获任，一般反应也不好，他既没有行政经验，也看不出对香港有任何了解，这样的任命很不合常理。张翔在反修例运动兴起后的表现，和很多人预料的一样，完全站在中共和港府一方，学生的对立面，是十足的统治者。他还引进两位中国清华大学教授担任副校长（当然不会遭遇陈文敏的命运），解聘佔中运动发起人戴耀廷，表态支持国安法，参加建制派的总集结「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将来香港的大学史如果有「赤化」一章，当以张翔为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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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翔是近几十年香港第一位出身中国的大学校长。。（翻摄自香港大学脸书）

沈祖尧卸任后，由段崇智继任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是生物医学家，出身香港，但中学毕业后就在美国求学、工作，2016年才回中文大学任职。他的校长任命发表只比张翔早几个月（2017/7），应该也经过政治考量。我对他完全没有了解，从这两年的表现看来，他基本上是「效忠」的，纯度多少，就不得而知。最近听到流言，说他只会当一任，接任者应该就是中国人士了。姑且记下听闻，以待后验。（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当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谭铁牛，此人应该就是大学控制的总指挥。）

有件事这里评论一下。香港的大学校长任命，採用英美式遴选制度，全球征才，遴选委员选才，表面上开放、专业，但从张翔、段崇智的聘任看来，其实很容易操弄。英美遴选委员会制度将选任大学校长的重大责任交给极少数人，是自然形成的，特别是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是私立，要用什么制度，完全学校自己决定。这种制度假定了遴选委员有坚强的公益性格与自律能力，但香港显然没有相应的文化土壤。其实台湾也一样。现在台湾有大学把校长遴选更严格化，阻绝遴选委员之外（如教师、学生）的任何参与，是走错了路。我们应该多参考欧洲和日本具有高度校内参与性的大学校长选任制度。

岭南大学郑国汉最早表现亲共反民主立场

香港大学校长之中，最早表现亲共、反民主立场的应当是岭南大学的郑国汉。郑国汉是香港本地出身的经济学家，我见过一面，跟网路上的照片差不多，有点面目凶狞。他的「政治校长」性格充分表露在最近的叶荫聪事件。叶荫聪原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去年（2020）暑假未能获得终身职，必须离开岭大专职。叶荫聪是香港网媒《独立媒体》创办人之一，常发表各类批判性文章，他没获得长聘，叶自己和有些人怀疑，多少是香港高等教育机构加强打压民主派的缘故。今年暑假，文化研究系要聘叶荫聪为兼任教师，于下学年教授四门课，院方无异议通过，结果在校方被否决。叶荫聪说，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兼任教师是学系为实际教学需求所做的安排，到校方都是行礼如仪通过，他从来没听过否决兼任教师的情事。叶荫聪说的没错，这是闻所未闻的，表示校长有意砍人。叶荫聪在岭南大学任教将近20年（其中12年为约聘），至此被迫与同事、学生完全断绝关系，这就是专制主义所要散布的寒意。

再来是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郭位。他出身台湾，清华大学核工系毕业后到美国留学、任职，2008年受聘为城市大学校长。他对应香港民主风潮的方式是闪躲一切，不理会学生的诉求，这两年也避免明白地和官方站在同一阵线。不仅如此，他还提出「政教分离」的口号，宣称政治归政治，教育归教育。郭位很少具体说明这个口号的意思，推测起来，他不赞成校园中的学生鼓动民主风潮。不过，所谓「政教分离」，是“separation of state and church”的中译，郭位对中文翻译望文生义，不了解背后的原理，不但对「政教分离」做了错误的诠释，而且意思刚好相反。

郭位空洞的「政教分离」

「政教分离」（separation of state and church）是美国宪政重要创建者杰佛逊总统（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铸造的概念，基本意思是，国家的场域应该是世俗性的，不应偏好某种特定的教义或被其垄断，宗教和国家场域应当分离。这基本上是宗教自由和反对国教的概念。近代西方基本自由与人权价值的确立，和宗教冲突及其解决关系密切，在这方面，除了「政教分离」，「宗教容忍」（religious toleration）是出现更早，历史重要性更高的观念。在「政教分离」的说法里，学校——特别是国家所支持的公共教育——是在「政」的一方，不是「教」。譬如，法国近年禁止学校中的服饰表露宗教象征，根据就在「政教分离」的原则。如果要把「政教分离」的概念运用到学校，我们可以说，学校是公共场域，可以也应该有关于公共议题（包括政治）的活动和讨论，以信仰为归趋的宗教则应避免和国家或政府（如公立学校）发生关联。但关于后一点，尺度如何拿捏，争议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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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位对应香港民主风潮的方式是闪躲一切，不理会学生的诉求，这两年也避免明白地和官方站在同一阵线。（图片摘自香港城市大学官网）

郭位所说的「政教分离」是空洞的大帽子，但他宣称「政治」不应出现在校园中，却在台湾也常听到。这个说法是从何而来的呢？恐怕需要研究。我个人推测，比较近的来源是台湾党国统治后期，大概1980、90年代。在威权统治时期，校园中本来就不能谈政治，政治是被垄断的，只有一个组织系统，只有一家之言。但这个局面日益受到挑战，于是不能谈政治的理由发生了变化，变成教育是纯净的（虽然三民主义还是联考考科、大学必修课），肮脏的政治不许进入，这个说法的目的在维持既有局面，希望校园继续是养成顺民的场所。

香港大学之中，唯一对学生的争民主行动表示同情和关爱的，是一所声名黯淡的小型私立大学：树仁大学。这所大学是由胡鸿烈、钟期荣夫妇创办，在反修例运动期间，他们的儿子现任副校监胡怀中曾两度发信给校内同仁，对青年学生表示欣赏之意。我对树仁大学全无了解，不知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独特的反应。胡鸿烈夫妇是着名的亲共人士，也许下一代看法不同。

以上试图描写我所认识的香港变局中的大学校长众生相。现在归纳几点。第一，校长们大多属于统治菁英的类型，对他们而言，社会的架构是否自由民主，人民是否幸福，似乎并不重要，他们有信心在任何体制出人头地，现在香港的体制赋予他们权力，他们回报以协力和顺从。第二，大部分看不出有教育家的风格，好像不愿意了解学生，对他们缺乏感觉甚至有敌意。这里也看出香港「佣兵」制的缺点。校长当中，有相当高的比例是外来者，他们对香港社会缺乏了解，香港生变，个人也没什么利害关系（stake）在其中。第三，有少数校长希望能帮助学生，希望香港以合理的方式维持和平稳定，但统治机器的巨轮很快就辗压过来。看到别人，或许也应该想想自己，我们台湾高等教育界和学术界的状态呢？

※作者为台大历史系特聘教授、台大讲座教授，曾任台大文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