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大幅减少了自己身后名遭北京利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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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晚年不避争议，在台湾与香港议题上明确表态，等于提前封锁了北京对其身后名的利用。（图片摘自唐奖网站）(photo:UpMedia)余英时在《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一书的〈书成自述〉（1997年） 註更多东大图书公司2011年版。中，曾经批评当时中国学界对于陈寅恪思想的「去政治化」诠释取向。概言之，就是把陈寅恪捧得高高的，但却对其思想的政治批判意涵避而不谈，从而把他改造成一个对极权统治毫无威胁的「文化大师」。余英时用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文字，来描述这种诠释取向：
「一九九五年《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了。这似乎表示官方也无法或不想再阻止陈寅恪『晚年遭遇』的问题曝光了。至少它已默认了陈寅恪晚年在中共统治下受尽践踏和侮弄这一事实。但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却出现了下面这个新论说：不错，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确实遭遇了一波接一波的苦难，并终于『迫害至死』…然而政治是俗人之事，对于高雅出尘的陈寅恪来说，却是无足轻重的…所以今天谈陈寅恪绝不应再涉及政治，因为一说到政治，便会害得他在九泉之下仍不能安稳。怎么谈陈寅恪呢？我们祇需反覆不断地说：文化、文化、文化…」（《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页34-35）
这种诠释取向当然大有问题。真正具有文化关怀的思想家，本于求真，必然会以人类社会的具体现实为观察对象；而人类社会的具体现实，又必定会涉及各种分歧、矛盾、对立、冲突。政治议题，所由生焉，无可回避，也无可分割。
所以说，人文思想固然不仅只是政治立场的投射，但任何具有相当深度的人文思想，都不可能完全没有政治意涵。若要理解一位思想家，却又讳言思想家对于政治局势的评判，这本身就是知识追求上的自我阉割。尤其对陈寅恪这样一位「读史早知今日事」的学者而言，历史与当代相互参照、思想与现实息息相关，根本无法在「不涉及政治」的情况下适当理解陈寅恪。
我猜想，对付陈寅恪的类似操作手法，本来也可能会在余英时逝世后用到他身上，也就是把他「说成一个祇有『文化』概念而无『政治』概念的人」（《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页39），进而对余英时的思想学说施加无害化改造，弄出一个有利于统战的诠释版本。毕竟，他是当代第一流的汉学大师，更是极少见从1949一路走来的硕龄耆宿，身后名有其利用价值。
然而，由于余英时晚年不避争议，在台湾与香港议题上明确表态，等于是提前封锁了这条发展路径。此举固然影响了他着作在中国的流传，更引来不少中国网民的唾骂，但也大幅减少他的身后名遭到北京利用的可能性。
老人家生前有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我很感谢他在2014年那个诡谲多变的春天，愿意出来公开声明：「中共一直在千方百计地企图摧毁台湾的民主，台湾的人民和政府都必须把警惕提到最高的程度。」（参《台湾的公民抗议和民主前途》）。我相信，这会在历史上留下一道指标性的痕迹。
至于着作在北京治下能否流传？无足轻重之辈对他如何看待？那显然不是余英时在意的事。就如同陈寅恪曾经这样形容他留在北京清华的王国维纪念碑：「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参《对科学院的答覆》），余英时的着作与思想，也是如此。
※本文经作者授权，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标题为「去政治化的思想诠释」，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