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起来，或者赶出去：俄罗斯如何处置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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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反对派活动家阿列克谢·A·纳瓦尔尼、柳博芙·索博尔和伊万·日丹诺夫去年在莫斯科参加了一次集会。(photo:NYTimes)莫斯科——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政治人物和记者正在被流放，这令人想起苏联镇压的黑暗时代。
伴随着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总统二十年的统治，由政治引发的移民潮今年从涓涓细流变成了一股洪流。反对派人物、他们的助手、权利活动人士甚至是独立记者，越来越多人面临着一个简单的选择：逃亡，还是入狱。
国有媒体称，正在狱中服刑的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A·纳瓦尔尼(Aleksei A. Navalny)的一名重要盟友本月离开了俄罗斯，加入了今年据信已经出走的数十名异见人士和记者的行列。专家表示，总体来看，这堪称俄罗斯后苏联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治移民潮。
这一批被迫去国的人令人回想起克格勃(KGB)在苏联最后几十年强化的一种策略。当时秘密警察会告诉一些异见人士，他们要么往西——流亡，要么往东——去西伯利亚劳改营。和那时一样，如今，克里姆林宫似乎在打赌，比起把高调的批评人士关进监狱，把他们赶出俄罗斯更能减少当局的麻烦，而且海外的俄罗斯人很容易被描绘成与西方勾结的叛徒。
“他们的策略是：首先，把他们弄出去，”德米特里·G·古德科夫(Dmitri G. Gudkov)说，他是一名广受欢迎的莫斯科反对派政治人物，已于6月逃亡。“如果你不能把他们弄出去，那就把他们扔进监狱。”
据亲克里姆林宫的电视频道报道，8月7日，一直留在俄罗斯的纳瓦尔尼最知名的盟友柳博芙·索博尔(Lyubov Sobol)逃往土耳其。本月早些时候，一家法庭判处索博尔一年半的行动限制，包括一项禁止她离开莫斯科地区的禁令。但在宣判生效前，当局给了她数周的自由时间——这对索博尔来说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她还有最后一个机会可以离开。
索博尔在参加8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的法庭听证会之前接受记者采访。(photo:NYTimes)“在俄罗斯国内参与俄罗斯政治当然是最好的，”索博尔在最近一次采访中说。“但就目前而言，风险太大。”
索博尔8月5日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承认，她正在考虑离开，因为她在其他未决的刑事案件中面临监禁。她在社交媒体上一直很活跃，对俄罗斯的事件发表评论，但没有透露自己的行踪；上周四，她发帖称亚美尼亚的一名外科医生为她的鼻子做了拖延已久的手术。
周一，俄罗斯新闻机构报道称，纳瓦尔尼的发言人基拉·亚米什(Kira Yarmysh)也已离开俄罗斯。
安德烈·索尔达托夫(Andrei Soldatov)与伊琳娜·博罗根(Irina Borogan)合著有一本关于海外俄罗斯人历史的书《同胞》(The Compatriots)，他把驱逐异见人士的做法描述为克里姆林宫的一种“非常聪明的策略”。索尔达托夫说，他们两人自去年9月以来就一直在伦敦自我流放，因为他们收到了回国会有危险的信号。
“当人们可以在事态进一步激进化和离开之间做出选择时，人们仍然有选择，他们会离开，”他说。“这减少了系统的压力。”
纳瓦尔尼今年1月返回俄罗斯后，俄罗斯对异见人士进行了一轮打压，引发了今年的离境潮，其中包括参与纳瓦尔尼的运动的十几位全国性和地区性人物，该运动已作为极端主义被取缔；此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其他反对派活动人士；以及所在新闻机构被禁止或被贴上“外国代理人”标签的记者。
现流亡伦敦的记者安德烈·索尔达托夫认为，克里姆林宫排挤异见者的做法是 非常聪明的策略。(photo:NYTimes)调查记者罗曼·巴达宁(Roman Badanin)上月与家人在非洲度假时，他所在的媒体Proekt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组织”，与它有任何关联都可能构成犯罪。他考虑过回家面对起诉。他说，这样做可能会让他成为政治明星，但会妨碍他继续担任记者的能力，而在监狱里度过的时光“将是我最没有工作产出的几年”。
于是，巴达宁从摩洛哥飞到纽约，只带了几件度假时穿的轻薄衣服。他和加州的一个朋友住在一起，也帮助他的一些员工离开了俄罗斯。巴达宁说，当警方突击搜查他副手的住所时，传达出的信息再清楚不过了：警探直接把找到的护照还给了他。
新流亡者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国内保持影响力。巴达宁计划创建一个立足于俄罗斯境外的新闻媒体，以吸引俄罗斯人的兴趣。这是一个挑战，因为俄罗斯流亡者往往与祖国渐行渐远，“变得只是彼此感兴趣了。”
罗曼·巴达宁6月在莫斯科，他是一名调查记者，目前在加利福尼亚工作。(photo:NYTimes)前石油大亨米哈伊尔·B·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B. Khodorkovsky)因与普京发生冲突而入狱10年，目前居住在伦敦。他说，他每天有12个小时沉浸在与俄罗斯人的交流中。霍多尔科夫斯基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他决心确保自己不会与这个2003年他最后一次以自由人身份看到的国家失去联系。
霍多尔科夫斯基支持的两家新闻媒体和一个合法权益组织本月被关闭，此前一些与他有关联的组织被宣布为“不受欢迎”。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开放俄罗斯”(Open Russia)运动的前负责人安德烈·皮沃拉洛夫(Andrei Pivorarov)5月在登上飞往华沙的飞机后被捕，这表明并非所有异见人士都被允许逃离。
霍多尔科夫斯基说，“我认为，只要存在可能性，就必须在公开和面向公众的情况下继续工作，直到最后一刻。”但现在，他说，“这种工作的风险变得太大了。”
随着反对派领导人离开，亲克里姆林宫的新闻媒体轻蔑地报道了他们的离去。例如，社交网络Telegram上一个颇受欢迎的亲克里姆林宫帐号上有一条评论说，索博尔的离开表明，“纳瓦尔尼派只能和懦弱的老鼠联系在一起。”
曾经是俄罗斯最富有的寡头的米哈伊尔·B·霍多尔科夫斯基说，反对派人物在该国公开活动已变得太危险。(photo:NYTimes)纳瓦尔尼的伙伴们只能通过腐败调查和YouTube直播来保持自己的影响力，他们在努力促成9月俄罗斯议会选举时进行一场统一行动的抗议投票。但是他们不会去特意提及自己并不在国内的事实。
纳瓦尔尼团队的常务总监伊万·日丹诺夫(Ivan Zhdanov)于1月离开俄罗斯，他参与组织了纳瓦尔尼回国并被捕后的抗议活动。在俄罗斯当局指责他招募未成年人进行抗议活动后，他决定不回国。在他拒绝透露的欧洲某地接受电话采访时，他说俄罗斯政治的战场已经转移到网上。
“重要的是我们在做什么，而不是具体某个或某些雇员是否在俄罗斯联邦境内，”日丹诺夫说。
3月，俄罗斯南部警方逮捕了日丹诺夫的父亲——一位66岁的退休地方官员，理由是涉嫌渎职。他现在被关押在俄罗斯极北地区的监狱。
“这些人是劫持人质的恐怖分子，”日丹诺夫谈及父亲的被捕时说，他发誓自己不会因此屈服。
俄罗斯鄂木斯克，纳瓦尔尼的妻子尤利娅和他的同僚日丹诺夫。去年在遭到下毒后，纳瓦尔尼在这里入院治疗。(photo:NYTimes)对莫斯科政界人物古德科夫来说，是亲属坐牢的威胁迫使他离开了这个国家。
6月，有跟当局关系密切的人让古德科夫的妻子和父亲带话，说他和他61岁的姨妈可能因一桩案子入狱，罪名是拖欠房租。尽管他是一项刑事调查的嫌疑人，古德科夫还是得以驾车前往乌克兰——他说此举为姨妈减轻了压力。
2011到2016年在议会任职的古德科夫说，俄罗斯当局觉得苏联时代没有放足够多的异见人士出国，导致国内政治压力增加，进而将国家引向灭亡。
但他说，官员们没有认识到互联网的重要性。
“我们在安全机构的将军们是在为上一场战争做准备，”此刻客居保加利亚的古德科夫说。“现在你出国了，大家还是能听见你的声音，可能还更清楚了。”
一些普京的批评者可能不这么认为。
尤利娅·加尔娅明娜(Yulia Galyamina)去年参与组织了一场抗议，反对让普京可以执政到2036年的公投。她说她拒绝理会让她出国的暗示，尽管她正面临刑事调查。她得到了两年的缓期徒刑，这导致她不能参加9月的议会选举。她现在正和另一位反对派候选人合作，但是在律师的建议下，她不会参与街头抗议。
克里姆林宫批评人士尤利娅·加尔娅明娜拒绝离开俄罗斯，但听从了律师保持低调的建议。(photo:NYTimes)“说句不好听的，如果大家都走了，那怎么能指望这里有改变呢？”她说。“当一切都开始崩塌，权力就会落在附近的人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