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9·11时代美国的最大战略挑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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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9·11时代美国的最大战略挑战：中国(photo:NYTimes)我在2002年搬到华盛顿特区时，大家都生活在9·11的阴影下。我们担心地铁里有炸弹，担心出现更多含有炭疽的信封，担心前一年秋天的恐怖事件出现续集。看到飞往里根机场的飞机在波托马克河上低空飞行时，我们总是担心它们会突然转向。
我职业中的一切都围绕着反恐战争。我认识的每个人，即使是最不具保守倾向的人（包括许多民主党人在内），都支持入侵伊拉克——另外可能还有叙利亚和伊朗。
只有一位大学时候的朋友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除外，当时他刚刚进入国务院工作。他那时的政治主张是“极度保守的”（借用政治分类学家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说法），但他预计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战略会以灾难告终。每晚在我们凌乱的公寓里，他与鹰派——也就是与我们所有人——争论他所钦佩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思想家，预言困境、不稳定和失败。
在后9·11时代的其余时间里，他的论点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得到了验证——不仅是在伊拉克战争中，也在我们制造了混乱的利比亚干预以及在阿富汗建国的失败尝试中。
尽管如此，除了兰德·保罗(Rand Paul)以外的所有共和党人都保留了布什时代的鹰派立场。即使到了2015年，鹰派氛围依旧十分浓厚：据说科尔比曾因缺乏对伊朗潜在冲突的兴趣，而被拒绝担任杰布·布什(Jeb Bush)竞选活动的外交政策主任。
共识可以慢慢改变，然后在适当的压力下骤变，对于共和党人来说，这个压力来自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他不是鸽派或系统主义者，但仍使现实主义和反干预主义再次受到尊重——这对我的朋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被杰布竞选团队拒绝两年后，科尔比在特朗普政府的五角大楼帮助制定政府的国防战略。他现在出了一本新书《否定策略：大国冲突时代的美国防御》(The Strategy of Denial: American Defense in an Ag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提出了一种要将后9·11时代彻底抛在脑后的外交政策。
正如书名所暗示的那样，这是一本现实主义者的书，重点关注中国征服亚洲的努力，它将其视作21世纪最大的威胁。所有其他挑战都是次要的：恐怖主义可以通过“较小足迹的行动”来管理，特朗普时代的自由派对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关注错误地将小插曲当成了主要事件，而共和党长期以来对伊朗和朝鲜等流氓国家的关注也同样遭到了误导。
只有中国能够以一种深刻的方式威胁到美国的利益——通过巩固在亚洲的经济实力危及我们的繁荣，以及一场可能破坏我们联盟体系的军事胜利。因此，美国应该制定政策来否定北京的地区霸权，并阻止任何军事冒险主义——首当其冲是通过更有力的承诺保卫台湾岛。
《否定策略》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带感情色彩的版本，反映了许多力图塑造后9·11时代外交政策的人所相信的那样——他们不仅仅是像科尔比这样的年轻共和党人。拜登白宫也有一些言辞温和的对华鹰派，加上它从阿富汗脱身以及对俄罗斯的相对温和态度，都可以看出它比其他政府（例如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政府）更希望优先考虑对华政策。
而这离达成任何程度的共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拜登从阿富汗撤军引发的权势集团的恐慌表明，对于更加习惯于无休止的全球性野心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来说，目标明确、中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一种退缩。
与此同时，一群截然不同的后9·11时代的思想家将对华鹰派立场视为一种危险的自我实现预言——一种失策，这将导致一场不必要的灾难性战争，就像科尔比曾经批评过的布什时代的新保守主义者那样。与旧建制派的最大化主义相比，他们更喜欢极简主义，甚至是终止耶鲁大学的塞缪尔·莫恩(Samuel Moyn)在其新作《人道》(Humane)中所抨击的“轻足迹”(light footprint)形式的战争——这本书站在科尔比著作的对立面，两本书搭配起来阅读很有趣——以及有意的退让。（气候变化需要与中国和解的想法对这一群体中的一些人来说也很重要。）
这个极简主义团体在华盛顿的影响力最小，但它对战争的怀疑得到了很多民众的支持——包括对与中国开战的怀疑。即使北京变得越来越好斗并掩盖新冠真相，但2020年夏天的一项调查发现，只有41%的美国人支持为台湾而战，这在对我认识的几乎所有人所做的非正式调查中得到了证实。
但北京自己的选择也将影响我们的战略。在新冠后时代，一个减少好斗和边境小规模冲突的中国将在很大程度上否定对华鹰派的论点。
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看到了美国的混乱和自己的机会窗口，并决定积极采取行动，这可能会让我的老朋友再次经历他年轻时候在9·11时代所经历的——他的战略分析不幸被美国的失败所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