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片，哪里比得上「小资产阶级」的香港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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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护士日记》剧照。（台湾商务印书馆提供）(photo:UpMedia)党不能强迫电影制片人去喜欢国家制作的电影，更不用说要他们去学习这些影片蕴含的教训，就如同不能够说服他们去欣赏苏联电影。为了力挽狂澜，赢得这些观众并吸引新观众，国内电影直接或间接地借用一些早先在外国电影中被他们指控是资产阶级的策略。因此，即使他们还是嘴硬的批评，中国电影仍然为观众提供了他们期望在电影里看到的事物──资产阶级的时髦服装、发型、住家和办公室陈设，以及其他城市消费主义的场景。另外诸如钢笔、手表、家居摆设和其他奢侈产品，在电影里扮演着至为关键的角色，例如《千万不要忘记》的皮夹克，以及第三章提到的《护士日记》的多变服装。还有，被电影消费影响到的不只观众，广告和民众的广泛讨论让电影将这股力量传播得更远、更广。
党想让观众看到牺牲奉献，观众却看到了时尚消费
尽管做出了努力，但观众从这些电影中获得的讯息往往与国家想要的不同。就像评论家看到了《护士日记》讲述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的故事，但也注意到电影的时尚敏锐度，城市观众也从中研究电影所提供的时尚和消费技巧，而不是党认可的讯息（下图）。
*(photo:UpMedia)
*(photo:UpMedia)护士的时尚感。像《护士日记》这样的电影，提倡自我牺牲是社会主义明确的特质。不过，如影片画面所显示的，同一部影片也间接展示消费品来促进消费主义。在电影中，主角戴着多种手表，身穿很多不同的服装，包括布拉吉式的护士服。（台湾商务印书馆提供）
至于乡下观众，他们总是接收到意料之外的讯息，不然就是毫无反应。孟犁野与其他两名干部一起去汾阳县调查新中国电影接受度时发现，以笨拙方式宣传社会消费价值的中国电影，在农村并不太成功。在那儿，干部为八百名小学教师和地方干部播放了四部电影《丰收》、《一场风波》、《夏天的故事》和《水乡的春天》，并举办了两次「农村电影」座谈会，讨论以农业生产为主题的电影。得到的回馈绝大部分是负面的：观众把这些影片当作「宣传片」，充斥着「狭隘的主题，无聊的故事和无趣的角色」。在下一个村庄，孟犁野本来打算播放两部农村电影，但电影放映小队告诉他，观众讨厌这种类型的电影，他放了没人会去看。后来干部只好放映一部农村电影，另外加映一部战争片。到了晚上，一半的观众在农村电影放到一半时就离开了，只有一半不到的观众留下来观看战争电影。这反映出想要在「社会主义」讯息和大众喜爱之间找到平衡是很困难的，国家很难在「建设社会主义」论述和获得多余劳动力的政策之间找到平衡。
香港电影热
观众对香港电影的反应，也突显出国家在限制消费主义方面是失败的。在中国电影院停止放映好莱坞电影后，直到六○年代初期，香港电影一直是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替代选择，即使在「大跃进」强调生产和反消费主义宣传的高峰期也是如此。例如一九五九至六二年，上海一共放映了二十九部香港电影，几乎所有电影票都被抢购一空。相反地，在「大跃进」期间放映的中国电影，像《常青树》和《钢城虎将》两部关于工人克服障碍以增加钢铁产量的电影，观众人数就少得多；据报导，一家有着一千二百三十个座位的戏院，只卖出了五分之一的票。
香港电影的流行，给国家带来了几个问题。香港电影卖出的票，是对硬通货（强势货币）的浪费，而民众想要观看这些电影的欲望颠覆了国家企图掌控经济、推动国家资本积累的能力。六○年代初，有传言说香港新片《美人计》（1961）将很快在上海放映，导致了长达六天的排队购票人潮，并引发数起斗殴事件。很快就出现了黑市交易，进一步将消费者的可支配资本都给了非国营企业。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电影的资产阶级内容，反而造成吸引大批观众购票的大量需求。根据上海宣传部和青年团的研究，观众发现香港电影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们展现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包括化装舞会和舞蹈。甚至那些专注于描述穷人生活、更具说教意味的香港电影，也影响了消费者的发型和服装品味，导致「香港风格」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直接的攻击（参阅第六章）。在整个毛时代，城市里的年轻人都在模仿这些资产阶级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只要香港电影中出现新的服装、发型或鞋子样式，很快就可以在上海街头找到仿冒品。其他人则试着学习英语，期盼有一天能够前往香港一游。一位女学徒承认，她从工作场所偷钱，买了十分卖座的香港电影《垃圾千金》（1958）中出现的衣服。在观众眼里，香港和上海电影处于相同地位，这明显打击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进程的信心，因为这显示替代方案显然表现得更好。
香港华人过着更好的生活
的确，党的内部调查发现，年轻的电影观众将他们自己的物质环境与香港电影中描绘的环境进行比较并得出结论，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下，香港华人过着更好的生活。看过《美人计》之后，一位年轻工人如此总结：「在香港，生活是自由的，有你需要的一切，与这里不同。我们光是要吃口饭，就必须先拿到粮票。」
最后，香港电影突显了一点：在消费主义的三个定义面向，国家消费主义政策全部失败。首先，精明的城市人买票看香港电影（这是一种量产商品）。第二，观看香港电影意味着看过的观众会谈论该商品。最后，能够听到这些电影的谈论内容，成为地位的象征；通过消费来传达身分认同，是消费主义的基础。尽管国家试图生产国内电影做为替代品，并限制进口影片的风靡程度和影响力，或至少将市场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宣传成是资产阶级放纵行为的警世故事，但香港电影的影响力仍不断传播。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工作单位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个人观众，成为这些电影票的主要购买者。尽管被警告这类电影在意识形态上是不正确的，宣传了「小资产阶级」价值观，但这些团体仍持续找机会公开前往观看。
党的论述哪有香港电影吸引人！
有时候，当局也会试图利用香港电影的流行来达到国家资本主义的目的。例如一九五九年，上海市电影局决定发放更多的许可证给香港电影，以增加市政收入，但这种作法引发了人们的狂热甚至暴力。在大名电影院，人们砸碎了出入口和座位，至少有十个人从屋顶爬进去买票。在淮海电影院，一些人排了六天六夜的队购买团体票。在文化广场的售票处，多达三到四千人挤成一团抢票，警察和共青团成员得到广场维护秩序。面对这些现象，国家一如既往地试图实施更社会主义式的分配规定。举例来说，一九六○年上海市电影局就颁布了更大的管制措施。在供给方面，针对内容突出资本主义弊端的香港电影，该局只进行了轻描淡写的监督，但对于美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香港电影，则限制它们的发行和票房。在需求方面，该局透过官方媒体（包括在城市公告栏张贴报纸）的文章大肆批评香港电影，这些文章分析并解释了应如何理解和批评这类电影。
然而在大跃进之后，一九六二年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从国家资本主义转为增加利用市场和私人财富积累，过程中又出现了另一次「香港电影风潮」，不只排队等候时间更长，还有更糟糕、更为猖狂的黄牛票乱象。警方採取更多镇压措施，上海市电影局更实施新规定，禁止人们买票后又在黑市以高价出售电影票的行为。尽管这些行动确实减少了很多消费主义的公共脱序行为，例如排队和骚乱，但从未完全抑止，因为国家无法减少人民的物质欲望，更不用说将其转变为某种社会主义的形态了。党承认政策失败，并于一九六三年禁止引进香港的剧情片。国家消费主义只是试图重新定位物质欲望，而不是去消除自我扩张的工业资本主义中造成这些欲望的源头。对于能够看到新上映的香港电影，以及接触其他新商品和服务的城市居民来说，党的社会主义论述的吸引力，似乎远远比不上想去看最新海外影片、获得最新时尚资讯的强制性冲动。
*(photo:UpMedia)作者简介
葛凯（Karl Gerth）
在哈佛大学专研中国消费历史，师承着名汉学大师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一脉，受孔复礼（Philip Kuhn）与柯伟林（William Kirby）指导，于2000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南卡罗来纳大学与牛津大学，现为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历史学系教授、Hwei-Chih and Julia Hsiu中国研究基金会首席讲座教授。
1986年时大学三年级的葛凯首次访问中国，从此他也踏上了日后三十余年中国研究的漫漫长路。探讨中国消费及资本主义问题的他，致力于建立近代中国消费主义的历史演进脉络，亦即「中国消费主义三部曲」。本书为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补足了消费脉络最后、最不为人知但最为重要的一块，亦即毛泽东时期的消费文化概念。另外两部分别为：
《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探讨二十世纪前半的中国。
《中国好，世界就好？一个牛津大学教授对中国消费的25年深度观察》（As China Goes, So Goes the World: How Chinese Consumers Are Transforming Everything）（高宝出版，2011），探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译者简介
陈雅馨（引言至第三章）
台大社会所毕，清大社会所博士班修业，自由译者，专译有《REPLAY重播》、《圣经的教养智慧》、《意识究竟从何而来》、《液态现代性》、《正义与差异政治》、《认识至圣者》等书。
庄胜雄（第四至七章）
台湾屏东县人，中国文化大学英文系毕业。资深编译，曾在《台湾时报》、《美国远东时报》、《联合报》和《联合晚报》从事国际新闻与编译工作，也是资深文字工作者。
着有：《突击摩加迪休》，《我爱鸟．零距离》（太雅出版社）。
主要译作有：《时间万岁》（天下文化）、《2052：下一个40年的全球生态、经济与人类生活总预测》（商周）、《装甲骑兵团之旅》（星光）、合译《特战绿扁帽》1、2、3（商周）、《西贡沦陷：美国在越南的最后时刻》（八旗）。
※本文撷取自《消费中国：资本主义的敌人如何成为消费主义的信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