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载韩国民族苦难 少女的凝望让日本永远不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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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落于日本驻韩大使馆正对面人行道上的和平少女像。(Public Domain)(photo:UpMedia)
    坐落于日本驻韩大使馆正对面人行道上的和平少女像。(Public Domain)(photo:UpMedia)

    乍看之下,我们很难看出这座和平雕像有什么地方冒犯到日本人。这座青铜雕塑描绘出一名年轻妇女──事实上,只是个年龄稍长的小女孩,双手紧握并坐在椅子上。她穿着韩国传统服装,肩上停着一只小鸟,象征着和平与自由。她直视前方,脸上神情冷漠而坚定。在她身旁空出了一个位子:或许是邀请别人坐在旁边,抑或象征还有另一个人,一个失踪的人。

    只有当我们知道这名女孩代表何许人时,才会开始了解她为什么足以激起这般炽烈的情绪。这座雕像描绘的其实是一名「慰安妇」──这是日本对战争期间提供日本士兵性服务的妓女的委婉称唿。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间,数万名韩国妇女被拐骗成为慰安妇。那时,她们往往被许诺能在远离家乡的工厂找份好工作,到头来却被绑架并关进妓院,成了性奴隶。日本当局不但没有处置这种人蛇贩卖活动,反倒视若无睹。事实上,根据一些消息来源,日本军方不仅共谋策划了此一庞大的性奴役体系,它甚至很可能就是日军一手包办建成的。

    这座雕像之所以备受争议,是因为它坐落在位于首尔的日本大使馆正对面的人行道上。女孩的脸上或许没有任何愤怒或受伤的表情,但她的双眼直直盯着对面的日本外交使团。她紧握的拳头足以说明一切。韩国人称它为「和平雕像」,但它的弦外之意显然非同小可。

    韩国的悲惨命运

    日本对韩国的剥削在二战期间达到顶峰,当时的日本政权逐渐深入管控韩国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事物。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间,约有二十万朝鲜人被征召加入日本皇军,还有至少一百五十万人被征募到日本工厂工作。韩国妇女也被迫替日本人从事各种工作;根据一九四一年的一份公告,所有十四至二十五岁的韩国女性,每年必须牺牲三十天替政府效劳──这个制度看来只会助长统治者对年轻女性恣意妄为。到了战争末期,韩国妇女不论年龄长幼全部都被日本人强行征用,而且时间更长。这些妇女中有部分人根本没去过工厂,而是被绑架并囚禁在日军妓院。

    不幸地,韩国的困境并未随着二战终结而划下句点。

    在那之后的几年里,两个相互对抗的政权被强行运行于韩国,而且两个政权同样暴虐,分别由不同的超级强权撑腰。北方是苏联扶上台掌权的共党独裁者金日成,自此开始了他的金氏王朝。南方则不断更替着一个个残酷的军事独裁者,统统是美国人拉上台的魁儡,这情况一直持续到一九八○年代。一九五○年,南北韩发生激烈冲突,韩战随即爆发,这场战争至少让一百二十万人送命。尽管战争血流成河,但什么事也没解决,韩国直到今天仍然是分裂的两个国家。

    后来发生的这些悲剧不能归咎日本。但就像人们经常说的,如果不是日本一开始征服朝鲜半岛,然后又把这个地方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悲剧根本就不会发生。

    没多久,韩国人就有了其他理由怨恨日本。在一九五○年代、一九六○年代、一九七○年代,当韩国还在新近动盪中挣扎,它的邻国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成长。很快地,日本再次成为该地区无可争议的强国,这不仅引起极大的嫉妒,也勾起了过去不愉快的记忆。

    被外来者控制、强姦和奴役的女性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我们大概可以明白为什么今天慰安妇的形象注定成为南韩的国家象征之一。这个被外来者控制、强姦和奴役的女性形象(但她仍然设法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完美隐喻着二十世纪韩国人的苦难。这一切都体现在首尔的和平少女像之上。

    不过,我思前想后了一会儿。我想,在一九八○年代初,这些事情并未如此显而易见;事实上,直到一九八○年代末,南韩民众听说过「慰安妇」的人都还不多。妇女中很少有人敢说出她们自身的遭遇,因为她们害怕事情曝光后会让家族蒙羞。同时,南韩官方也不鼓励她们挺身而出。整件罪行就好像被隐蔽在羞耻的烟雾中。

    直到一九八八年,南韩开始走上民主改革的道路之后,这种沉默才被打破。那一年,一个教会团体组织了一场关于性旅游的学术会议,会上一位名叫尹贞玉的学者发表了她对朝鲜妇女在二战期间如何遭受凌虐的研究。她的论文大为轰动。在随后的媒体风暴中,各方要求提供更多资讯的声浪突然间淹没了韩国与日本政府。

    很遗憾的是,日本一开始的反应是对此事全盘否认。一九九○年,日本政府宣称慰安妇体系在战时绝对不是政府或军方推动,而是私人企业主导。

    *(photo:UpMedia)
    *(photo:UpMedia)

    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抗议的韩国慰安妇。(Wikimedia, CC BY-SA 3.0 Claire Solery)

    韩国民族苦难的活见证

    随即,有一位名叫金学顺的前慰安妇站出来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让日本犯下的罪行一下子变得再真实不过。金学顺在一九四一年被一名日本士兵掳走后遭到强姦,当时她十七岁,与父亲一同远赴北平试着找工作。日军把父女二人逮捕后,分开来关押。接下来的四个月,她被囚禁在一所军方妓院,后来她和一名韩国客商、也就是后来的丈夫,一起逃了出来。

    在接下来一段年月中,亚洲各地有数百名妇女纷纷站出来控诉相似遭遇。她们当中有的像菲律宾的罗莎阿嬷(Filipina Lola Rosa)一样,因为参与反抗运动而被日军关进妓院作为惩罚;也有如同珍.奥赫恩(Jan Ruf O’Herne)这样的荷兰籍移民后裔,她简直就像战利品一般,专供一群日本军官享用。不过,她们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农妇、工厂女工或女学生,她们要不是被士兵绑架,就是被无耻掮客拐骗才离家出走。她们陈述的故事,无一不令人惊骇。设立在首尔的非政府组织「韩国慰安妇问题对策协会」(Korean Council for Women Draftd for Military Sexual Slavery)已蒐集了数十份证词,里面的控诉除了多次遭受强姦,更涉及其他极端的人身暴力。中国、印尼和菲律宾的类似组织也蒐集了这类控诉,后来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提出,交由日内瓦国际法学家委员会(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进行调查。

    没过多久,这些示威抗议变成了每星期都举行的常态活动,群众们固定在每星期三中午到日本大使馆外集结。这些每週一次的示威活动一直持续了超过二十五年──事实上,在我撰写本文时,这些活动仍在进行中。只要有机会,一群身为「前慰安妇」的老太太就会现身,他们会坐在示威人群的最前面。这些妇女被群众高喊为韩国民族受难者的活见证,被称为人民的「祖母」。

    他们盖了一座雕像

    和平少女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竖起。二○一一年,星期三示威运动的组织者希望纪念即将到来的抗议週年──该年十二月十四日将是他们在日本大使馆前举行的第一千次示威。他们把这项工作託付给一对艺术家夫妻──金曙炅和金运成,请两人在示威群众集结现场建造一座纪念碑。起先,大家以为这对夫妻可能会简单设计一块石碑,并在上面刻一些文字。当日本政府开始抗议在他们大使馆外摆放的不当物品,人们才发现这对艺术家夫妻做出的回应甚至更加尖锐:他们盖了一座雕像。

    这座雕像若是立在别的地点,比方说教堂外、政府大楼或某处军人妓院旧址,也许它的立意会较为温和。它可以成为受难者的表征,或许给予韩国人民一处哀悼场所,追忆困苦的岁月,为过往的不幸遭遇疗伤止痛。它原本可能如其雕塑者所说的那样,有助于推动和平进程。然而,打从一开始,这座雕像就是专为此地(日本大使馆前)而建。这么一来,它就绝不可能简简单单被视为受难者的表征或和平象征。它更是体现了对日本高度情绪化的抗议。

    让日本永远不得安宁

    日本人认为这不公平。他们说,日方已经多次做出经济赔偿,并一再为二战前和战争期间在韩国犯下的错误道歉。这项说词倒也不可否认。一九九○年代中期,在日本政府协助下,「亚洲妇女基金会」(Asian Women’s Fund)成立,该组织的宗旨在于宣导慰安妇问题,同时以赎罪金补偿受害者。大约在同一时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多次表达了他的歉意,不仅是在韩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他也在写给个别受害者的亲笔信中道歉。后续几任日本首相也採取了同样作法;就连以右翼民族主义观点着称的安倍晋三,也在二○一五年十二月「向所有在成为慰安妇期间,经历过无法估量的痛苦,遭受无法治癒的身心创伤的女性,表达他最诚挚的歉意与悔恨」。

    然而,就像韩国抗议者指出的,这项争议不能用以偏概全的方式处理。他们表示,日本的道歉再怎么动听也都是言不由衷,更何况还经常被日本民族主义分子在媒体上大放厥词与攻击性的否认言论所掩盖。没错,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是收到了亚洲妇女基金会的补偿金,但这笔钱应该由日本政府亲自支付才对。借由间接管道发放补偿金,只不过又一次显示日本政府想逃避其法律责任。于是,他们也拒绝了二○一五年日本政府相对直接投注的一笔新基金。

    于是,受难反过来成了武器。南韩受难者心中清楚他们占据了道德高地,而持续的抗议活动、甚至可说是永无休止的抗议,是为了确保世人听到他们控诉的最佳手段。

    那些曾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间多次遭到强姦的妇女,永远无法从自己的历史中逃脱。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透过少女和平像这样的纪念碑,让日本也永远不得安宁。

    齐斯.洛韦(Keith Lowe)

    全职作家和历史学者,曾于曼彻斯特大学攻读英国文学,也曾担任十二年的历史图书编辑。他被公认为二战及其后续影响相关历史的权威,曾任美国公共电视频道纪录片《德国大轰炸》(The Bombing of Germany)的主讲人及历史顾问。

    洛韦经常在英美的电视广播上发表洞见,并为《每日电讯报》、《泰唔士报》、《华尔街日报》、西班牙《国家报》与《新苏黎世报》撰稿。此外,他也曾受邀于欧洲与北美等地以战后历史为题讲学。着有《火焰地狱》、《二次大战后的野蛮欧陆》、《恐惧与自由》,皆已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出版。

    译者简介

    丁超

    美国麻州大学硕士。美、加地区求学、工作、定居多年。曾任职企管顾问公司,现为自由译者。译有《爱的帝国》、《旅馆》(以上为八旗文化出版)、《酒的科学》、《辣椒猎人的辛香探险》、《简明大历史》、《第二种不可能》等书,着有网路小说《民国童话》。

    ※本文撷取自《25座二战纪念碑教我们的事:我们是定义历史的人,还是历史的囚徒?》,八旗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