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NHK 电视台纪录片揭露岛国疫情中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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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疫情已经持续了近 2 年。
这期间，无数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的收入降低，有的被迫转行，有的惨遭失业。
在日本，有不少女性为了生计，被迫进入风俗业。
但没想到，就连风俗业也因为疫情而变得萧条。
这迫使她们走向更危险的境地。
最近，日本 NHK 电视台就专门做了一档纪录片。
将视角对准了这些在疫情中陷入困境的女性们。
其背后所反映出的社会问题，更是引人深思。
《疫情下的日本女性困境——扩大的性被害与生活苦》
広がる性被害▽生活苦が女性を追い詰める
疫情对日本经济的冲击非常严重。
大量非正式员工遭到解雇。
其中大部分都是女职员。
这些被辞退的女性中。
没有任何特别的技能和资格证，不在少数。
她们找不到新的稳定工作。
只能一边去便利店打工，一边从事风俗业。
日本的风俗业，其实就是 sq 服务的一种别称。
它诞生的历史悠久，还被赋予了各种独特的文化仪式。
在蜷川实花拍摄的日本影片《花魁》中，我们便可以一窥其风貌，如花魁游街等。
《花魁》
到了现代社会，日本风俗业变得更加五花八门。
这其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通常不涉及肉体关系的「夜间工作」，比如陪酒女等。
另一种则是提供擦边球式的软服务。
比如《小偷家族》中，松冈茉优饰演的角色，就是从事这类工作。
为客人提供陪聊、拥抱、躺腿、摆性感姿势等。
《小偷家族》
按照规定，卖身行为是禁止的。
虽然实际操作中并不好说。
但风俗店会整体控制这个边界，以防被查处关门。
《小偷家族》
通常来说，风俗业门槛低，赚钱快。
成为不少底层女性的救命稻草。
然而，这两年的风俗业也同样变得不景气。
片中采访的这家风俗店，在疫情期间客流大幅减少，营业额只有以前的五分之一。
一天见不到一个客人，是常有的事。
风俗店采用的都是分成式的收入。
没有客人，自然也没有半点薪酬。
风俗业自然不是失业女性的唯一出路。
还有一个选择，是求助于「转业支援公司」。
有的转业支援公司，专门面向风俗业女性，为她们介绍合适的日间工作。
疫情期间，这种转业支援公司的咨询人数是去年同期的 1.5 倍。
但是，介绍成功率却并不高，能介绍的新职位反而减少了三成。
同时，
。
这对于绝大多数陷入困境的女性来说，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竞争力。
风俗业女性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维持生计。
有的桌上堆满了费用催缴单。
只能变卖家里的物件换钱急用。
五个衣架，卖了 2000 日元（约 100 人民币）左右。
有的需要随时跑去外地风俗店打工。
减去来回路费，也赚不了多少。
但多少能补贴一些家用。
有的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技能。
想做手语翻译，但没钱缴课程费，只能自己在工作之余练习。
一边省吃俭用，一边同时在风俗店和小钢珠店工作。
想要一切归零重新开始。
正规工作被裁。
风俗业不景气。
最后一种灰色行业出现在了穷困女性的面前——
「爸爸活」
。
简单来说，就是陪同陌生男子吃饭、约会，从而获得比较高的酬金。
据统计，疫情期间的「爸爸活」出现量快速增长。
表面上看，「爸爸活」是一个比风俗店相较更高端、体面、安全的工作。
业务通常只是一起吃饭、喝酒，或者出去游玩。
大部分女性表示从事这个行业，并不是以出卖自己的肉体为目的。
但在实际操作中，因为失去了风俗店的保护和控制，很容易超出正常的范畴。
一方面，虽说是吃饭，但谋求身体接触的男性不在少数。
女性心中纵有各种不情愿，却无法真正做到拒绝。
因为报酬实在很高了。
一次就能获得数万日元，大致相当于 1000~5000 元人民币。
这对于她们而言，是无法抗拒的巨款。
另一方面，也会面临危险。
比如，可能会遭到对方的性暴力。
不分场合地拍照、视频，或者是不避孕强迫要求发生关系。
面对这些，当事女性的反应几乎是相同的：
内心害怕，但无法逃走。
暗暗责备自己为什么非要做这样的事。
相比女性受到的巨大风险，介绍「爸爸活」的中间人则轻松得多。
片中采访的一个男子，前后介绍了超过1500 名女性，不到一年就赚了超过1000 万日元（约 60 万人民币）。
记者曾问这位男子，是否知道爸爸活也存在危险。
男子却觉得这是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
认为这样的现状不会消失，也很难改变。
自己在道德上，并不存在内疚。
但我们可以发现。
「爸爸活」完全就是卖春行业的一种新说辞。
其实它和援助交际、情人等没什么区别。
斡旋其中的男性，靠着消费女性赚得盆满钵满。
而那些在经济上本就难以为继的女性则越陷越深，遭受着更多的生活之苦。
这一切，都是疫情造成的吗？
其实不然。
疫情只是一块掷向平静湖面的巨石。
水面下长久存在的种种问题，全都被激发了出来。
女性在疫情下，遭受了更多的生活困境与扩大的性迫害。
本质上，还是源于日本社会严重的性别不平等。
这既有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亦有着无法根除的文化惯性。
首先，日本女性在职场的地位就非常低下。
日本传统文化中，女性通常在婚后不再外出工作。
这并非出于女性的自愿选择。
而是日本的职场中，男女的工作机会、薪酬待遇、晋升空间相差得实在太多。
所以很多家庭，干脆让女性做全职主妇。
这在经济形势好的情况下还没多大问题。
但近些年来，日本经济持续下滑。
光靠男方的收入，已经无法支撑一个家庭的正常运转。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就曾大力推动过「女性经济学」。
鼓励婚后女性再就业。
七年时间，女性雇佣数确实逐年上涨。
但社会给予女性的工作岗位，大部分都是不稳定的非正规雇佣。
正是这些雇佣在疫情的冲击下，被大量解散。
导致疫情期间，女性失业人数远远多于男性。
而且失业女性，大多集中于饮食业、服务业。
这里的就职人员，自身就缺少足够的职业技能。
所以也更难在疫情期间获得新的就业机会。
原来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女性只需要做家庭主妇。
如今，女性不仅要照顾家庭，还需要外出工作。
比如，片中有个 30 多岁的母亲。
她一边做着爸爸活，一边还要养着两个未入学的孩子。
同时，还要忍受着丈夫的家庭暴力。
因为疫情，自由职业的丈夫收入锐减。
他常常因为生活压力而对妻子口出暴言，也不给出足够的生活费。
丈夫不给钱，自己还要兼顾养家。
无奈之下，这位母亲才踏足了卖春行业。
虽然内心难过，但考虑到两个孩子，她无法选择离婚，只能默默忍受。
据一个专门援助未成年女性的非盈利组织统计。
在疫情期间有很多未成年少女因和家人关系恶化而独自生活。
既找不到工作，也回不了老家。
进退两难的处境，驱使他们走向一条不归路。
一切似乎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
难以摆脱，无法逃离。
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尚未解决。
因为一场疫情，对性别上的压迫被再度加剧。
无论是斡旋其中的介绍人，还是直接付钱的顾客，都是在有意利用女性的弱势地位。
他们将消费女性、物化女性，包装成帮助女性、支援女性。
正如本片中的评论员所说，
这些男性的「援助」「支持」，其实是将女性进一步推向深渊。
之前曾曝出过一篇新闻。
说日本自疫情以来，自杀率不断上涨。
其中，女性受影响程度更为严重，自杀率同比增高近 83%。
从全职主妇，到非正式员工，从风俗店，到卖春。
女性看似存在选择，但实际上却始终被男性主导的日本社会推着前进，一步步被逼向生活的绝境。
无论是援助交际，还是爸爸活。
这些轻飘飘的说辞，无非是一种将男性的特权合理化，也是一种对于女性苦难的视而不见。
甚至是从身体到尊严的极大侮辱。
影片中的评论员有一句话，鱼叔非常赞同。
「我们要考虑的不是用什么样的说辞糊弄过去，而是要认真思考问题的根源在哪。」
我们应该思考，怎样才能实现更为平等的社会。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