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在007电影里缺少存在感

[WendyWu]

为什么中国在007电影里缺少存在感(photo:NYTimes)

丹尼尔·克雷格(Daniel Craig)将在电影《007：无暇赴死》(No Time to Die)中最后一次扮演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这部电影也标志着邦德式地缘政治的一个显着里程碑：在由他领衔主演的五部电影组成的系列中，主角奔走于世界各地与敌人斗智斗勇，但你几乎感觉不到中国的存在。上海和澳门作为故事背景短暂出现，还有一个反派受到了中国安全部队的酷刑——发生在过去且未在电影中出现。但总体而言，在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崛起的这些年，几乎没有迹象显示，中国比任何其他邦德故事的背景国家更重要。

公平地说，冷战时期的邦德电影也并不执着于俄罗斯，在他的许多冒险中，敌人是无国籍的超级反派而不是苏联对手。但俄罗斯权力的现实是该系列结构的一部分。例如，在1970年代和80年代的五部邦德电影中，扮演克格勃头目的是同一位演员。

中国在邦德世界的缺席反映了美国电影普遍缺席的一部分。出于对失去中国市场的恐惧，以及在北京积极使用商业软实力的情况下，在布拉德·皮特(Brad Pitt)的《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和理查·基尔(Richard Gere)的《红角落》(Red Corner)之后的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好莱坞没有一部大型电影对共产主义政权进行明显的消极描绘。相反，中国以柔焦出现在我们的流行作品中，如《火星救援》(The Martian)和《降临》(Arrival)，或者以奇幻的元素出现，如《花木兰》(Mulan)和《尚气》(Shang-Chi)。

或者就像往常那样——正如在克雷格这部电影中——它几乎没有出现。对美国影响越来越大的亚洲流行文化主要是韩国和日本，而中国——尽管它拥有强大的力量，尽管我们的经济交织在一起，尽管它在我们的政治和现在的公共卫生辩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仍然更多属于专家的领域，中国内部的生活和文化更加遥远和不透明。

因此，它与美国意识形态辩论的关系是不固定的，令人担忧且奇怪。15年前比较简单，当时对中国的开放是默认的政治立场——一种关于商业交流的政治，期待中国的自由化，偶尔嫉妒其明显的技术官僚能力。这种政治立场伴随着批评“中美”关系在经济上对美国工人的影响，以及对北京地缘政治野心的担忧，最后这一点集中在更极端的左右翼。

但对中国的开放并没有导致政治自由化，随着这一事实变得越来越明显，以及美国腹地为此付出的社会经济代价也越来越明显，出现了一场仍未结束的意识形态争夺。

在左翼，你现在可以看到几个推动力。网上的每一个“坦克党”(tankies)——这个称呼源自为苏联向匈牙利派遣坦克一事辩护的共产党人——都有与此无关但令人称奇的一面：积极支持北京政权。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左派想要在贸易和人权问题上批评中国政权，但又害怕被看成煽动战争。还有一个左派认为气候变化的生存利害关系需要与北京的深入合作。

与此同时，中间派对中国走向民主国家已经不再乐观。但不确定是否要转向对抗并试图让两国经济脱钩，或者全球化是否使这种脱钩变得不可能，导致我们为此要硬着头皮继续深入。（这种分歧贯穿拜登总统的内阁。）

右派也有几种倾向。有一种叫冷战2.0心态，它担心中国是一种全面的意识形态威胁，是旧模式共产主义与21世纪监控技术的融合，有望使极权主义再次伟大。有一种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中国是传统的大国对手，并侧重于军事遏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和美国实际上正在走向衰落——从出生率下降到社会不平等，再到互联网间接造成的不快乐，两国都有类似的问题。

但对于右翼的一些人来说，最后一点有些不同，中国政府的做法几乎令这些人钦佩，它试图反抗这种颓废——它试图让年轻人远离电子游戏的“精神鸦片”——采用的是一种自由社会无法做到的方式。

所有这些差异背后都有一个问题：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一个带有资本主义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专制的精英主义国家？一个具有毛泽东主义特征的法西斯国家？一种新形式的数字化极权主义？一个通过现代一党统治带入古代保守主义的新儒家秩序？互联网时代美国在黑镜中的映像？

美国人从来都不擅长理解其他社会，詹姆斯·邦德电影中的一些中国反派明显也不能提供什么线索。但好莱坞对中国力量的仰慕态度是一个有用的窗口，可以看到更大的问题：我们需要看清我们这个21世纪的强大对手，但我们往往顶多透过玻璃看到黑暗的一面，有时连这都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