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领荷兰的纳粹制作防伪身分证 布下搜捕反抗者和犹太人的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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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荷兰人民必须註册领取由兰兹设计的新式身分证。註册回条（包括此处这张柏帝．马利亚．德．容格〔Bertje Maria de Jonge〕的回条）都要送到中央人口登记机构。后来，许多註册回条都在克雷坎普大楼于一九四四年遭轰炸时损坏或损毁。（资料提供者：Luuk Brand）(photo:UpMedia)制作身分证
相较之下，面积更大、防卫较好的荷兰，对抗德国入侵时撑了五天，一直到鹿特丹被空袭轰炸，才在一九四○年的五月十五日被迫投降。和卢森堡的女大公一样，荷兰女王威廉明娜（Wilhelmina）和荷兰政府迁到伦敦。有那么短暂的片刻，占领看似不会持续太久。但是，不过两週之后，随着盟军从敦克尔克（注：Dunkirk，法国第三大港，二战期间英法联军在此执行了当时最大规模的撤退行动）仓皇撤退，态势也变得明朗：自由解放恐怕没那么快实现。
纳粹认为，荷兰人和卢森堡人一样，都是日耳曼民族。接受指派担任占领区首长的人不是军队首领，而是一名奥地利平民党员阿图尔．赛斯—英夸特（Arthur Seyss-Inquart）；他接手了一个多少还算完整无缺的荷兰官僚体系。流亡政府留下了命令：各部会首长应该继续「为国家的利益」尽忠职守。虽然赛斯—英夸特让他们有辞职的选择，请辞的人却寥寥无几。相关单位要求公仆签署文件，证明他们的雅利安血统，所有人都照办。公仆的职责不就是即使换了主子也应该继续坚守岗位吗？
兰兹的全面登记制度如今落入盖世太保的掌控中，若要说那个道德两难曾对兰兹造成心理上的负担，那么还真看不出来。无论怎么说，兰兹在意识型态上都不是纳粹党人，也没有特别反犹太。不过整体而论，他确实是极权统治主义者，也是亲德人士。这种尊敬是双向的—纳粹的党卫队保安处非常敬佩他那套人口登记的工作成果，该制度超越了德国所有现有的体制。这里没有仓促进行普查的必要；兰兹的卡片档案已经相当详尽。但他们想，兰兹能否也设计一套有照片的身分证制度，随附在人口登记册上？
*(photo:UpMedia)流亡伦敦的荷兰威廉明娜女王在「橘色电台」进行广播演讲。（取自荷兰国家档案局）
身分证上的「J」
在德国占领荷兰之前，兰兹曾分别在一九三九年及一九四○年三月提议过这样的卡证系统，但是遭到荷兰内阁阻挠：阁员认为这项提案违反自由，看似把普通公民视为罪犯。才过了短短几个月，内阁在一九四○年八月出逃流亡，占领荷兰的德国人给了兰兹一个机会，他终于可以大展鸿图。兰兹不遗余力，跋涉到柏林，与德国专家研商最新的防伪技术。（不久后，他为这套系统写的第二本着作问世—又一本长达四百页的书。）
一九四一年间，所有荷兰公民都获发一张新的身分证。荷兰犹太人是第一批註册的，从一月开始登记。这一步做得既迅速又澈底：共有将近十六万名犹太人到登记处报到。他们的身分证被清清楚楚盖上一个又大又黑的「J」。做了记号后，如今的犹太人就会被许多反犹太措施限制，类似德国犹太人所遭受的对待，目的是让他们陷入社会孤立和经济排斥的处境。他们不准进入电影院、公园、游泳池，也不准从事某些专业工作（当时他们已经被赶出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门）。
身分证的引进提升了兰兹中央登记处的重要性。根据他一九三六年的手册，只有资料不在市登记处的人，档案才会由中央保管。但是，当一九四一年实行全国登记时，每个人的身分证件复本都会被送到海牙的登记处，由服从的兰兹监管；比起散存多个市府单位的正本，这些复本更容易为纳粹所用。犹太人初次登记几个月后，一名党卫队员便要求兰兹把复本档案汇编成打孔卡索引，以利更有效率地做次群体的搜寻。
隔年的七月四日，当局对荷兰犹太人发出了大量信函，寄到他们登记的住址，要求他们集合以遣送出境。安妮．法兰克（注：Anne Frank，二战犹太人大屠杀最知名的受害者之一，她遭迫害时写下的日记后来被倖存的父亲出版，是为《安妮日记》〔Het Achterhuis〕，成为纳粹灭绝犹太人的着名见证）在她的日记里写到她的家人隔天接到这封信的情景：
*(photo:UpMedia)安妮．法兰克（左）与母亲伊迪丝（中）、姊姊玛歌（左）1933年3月10日摄于德国法兰克福的合照，拍摄者是安妮的父亲奥图。（图片取自美国国家人文学术基金会）
犹太人和反抗分子处境更危险
不久后，兰兹和他的同僚就会知道，集中营和禁闭囚室只是个开始。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位于伦敦的荷兰流亡政府的官方电台橘色电台（Radio Oranje）放送了一段广播，点出这些「征召令」在欧陆的真相：「把数千名手无寸铁的犹太波兰人赶进毒气室里并杀掉他们，这对德国的战争投入有何助益？把数千名犹太荷兰人拖出他们的国家，对战争投入又有何助益？」（荷兰犹太人错过了这则警告：这时，已遭拘禁的犹太人禁止拥有收音机。）
韦伯在他一九二二年的一篇论文里写道：「官僚体制是最难摧毁的社会结构之一。」事实证明，兰兹的荷兰人登记体制特别强韧。在欧洲所有的纳粹占领区，伪造证件是对付身分证的常用方法。取得伪造身分证的犹太人可以採用一个听起来像雅利安民族的名字，或是让「J」字号消失。触法的反抗分子可以冒用一个全新的身分。在被占领的波兰，伪造的德国身分证十分普遍。
但在荷兰，情况并非如此。兰兹的身分证有多重防伪设计，品质好到造假反而会让当事人陷入更危险的处境。在这种情况下，最安全的伪造就是使用原版文件。反抗分子已经渗透地方的登记机构，他们把真版的空白证件夹带出来，拿去制作以假乱真的假证件。虽然冒险，但或许有可能遇到一个有同情心的职员，偷偷洩露地方登记处里相符的档案，这么一来，警察检查可疑身分证时，就什么差错也找不出来了。但兰兹的制度还多设了一道障碍，遏止这种伪造证件的企图：保存在海牙中央人口登记处的复本档案。任何使用假身分证的人之所以能过关，只不过是因为这种额外的检查不是次次都做。
摧毁人口档案
荷兰的反抗分子想要击垮这套制度，但都徒劳无功。他们在地下报纸对兰兹发出死亡威胁。这一招几乎奏效：兰兹想要辞职，但没辞成，而是接受了占领当局提供的保镖保护。于是，反抗分子想尽办法搞破坏，他们成功炸毁了地方的市登记处，包括阿姆斯特丹。但这些手段造成的破坏微乎其微（毕竟档案保存在铁柜里），而且成效不彰，因为地方登记处永远可以用存放在中央的复本重建档案。这时，复本的大本营，也就是位于海牙的克雷坎普大楼防卫过于森严，实在难以成为破坏者行动有机会成功的目标。
一九四三年进入尾声时，荷兰又公布了一项新措施，目的是扫除伪造的身分证。政府会发给每个人新的配给卡，当事人只有出示身分证才能领取。如此一来，官员就能仔细检查，并在身分证上盖上新印章。由于这项计划会威胁到反抗组织的成员，于是反抗组识请求伦敦发动突袭行动，轰炸制造新卡与验证章的工厂。几週后，克雷坎普大楼被列入潜在攻击目标的名单。十二月十六日，这则讯息由曾在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处（British Special Operation Executive）受训的皮耶．路易．东尼斯．德．布若耶（Pierre Louis d’Aulnis de Bourouill）传递到伦敦：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一日星期二，英国皇家空军回覆了荷兰中间人。那六架蚊式轰炸机（由中队长贝森领头、柯恩殿后）让克雷坎普大楼陷入火海。根据英国航空部后来的描述，这次的轰炸行动「恐怕是战争中低空飞行精准轰炸最精采的杰作。」
*(photo:UpMedia)1944年9月到1945年4月间，英国军队投入解放荷兰之战。（图片取自Holland.com）
盟军解放巴黎
那天大约有六十名荷兰公民丧生，都是工作被轰炸中断的平民（并非全都是德国同路人，一如德．布若耶的推想）。这个死亡数落在英荷双方任务规划者的预期之内，他们曾盘算过，这次突击的时间必须在白天，而且要在上班时间，才能确保档案柜呈开启状态，易于破坏到柜子里的东西。确切的攻击时间也经过特别挑选，希望平民在那个时段会离开建筑物，上街吃午餐，但建筑内部的伤亡在所难免。
结果，被摧毁的记录不到一半—有鑑于陪葬的荷兰人命代价高昂，这种结果似乎相当不理想。然而，这或许已经足以让反抗运动的情势改观。即使被摧毁的记录只有四分之一，意谓这个国家每四张身分证就有一张无法向中央机构确认真伪（无论那一张是真是伪）。假设有一名疑似反抗分子遭到逮捕，拿出（伪造的）证件接受盘查，但中央那里没有复本，那会怎么样呢？许多守法的人也会遇到同样的处境。克雷坎普攻击行动不是非得摧毁所有文件才叫有效，只要足以让整个系统变得疑云满布就够了。
除了同事丧生，眼见自己的档案遭到此等蹂躏而残破不堪的兰兹一定气坏了。确实，他从来没有真正从反抗人口登记的运动里振作起来。克雷坎普大楼轰炸行动后几个月， 盟军登陆诺曼第（Normandy），开始沿岸北上，往荷兰前进。一九四四年八月，盟军解放巴黎，就算是最狂热的纳粹信徒也应该看得出来，战争的结局至此大势已定。那些威胁、攻击兰兹和他的制度的无名反抗斗士不久之后将会成为胜利者，到那时—套用历史学家路易．德．容（Louisde Jong）的记述，兰兹「被他四年前呕心沥血设计出来、令他志得意满的制度所链住，自此万念俱灰、颤颤巍巍。」
※本文摘取自《清点每一个人：分类、标签与认同，人口普查如何定义国家与你我身分》，八旗出版。
*(photo:UpMedia)作者简介
安德鲁・惠特毕（Andrew Whitby）
牛津大学计量经济学博士，于世界银行发展数据组担任资料科学顾问，从事视觉化、沟通与战略工作，致力于研究全球经济创新、成长与发展。在此之前，惠特毕以研究员与经济学家的身分任职于英国创新智库NESTA，处理社会政策和经济监管方面的各种问题。
早在十年前，惠特毕开始他在牛津大学的学术生涯时，就想过写一本以人口普查为主题的书。虽然事隔多年后，他才实践这个想法，但在NESTA与世界银行工作时，惠特毕一直与人口普查与统计相关主题有着若即若离的缘分，也在一次又一次协助调查时，让写这本书的想法更趋成熟。
惠特毕认为，尽管当前人们为大数据分析与这种新的统计视野感到兴奋，但通过公部门的人口普查来了解社会，仍是最关键与核心的方式。他希望《清点每一个人》能使读者透过解读特别的量化观点，理解人口普查如何从满足统治者的行政管理需求，最终发展成民主制度的重要支柱。
《清点每一个人》是惠特毕的第一本着作。
译者简介
周宜芳
台湾大学国际企业学系毕，后负笈剑桥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曾任职于金融业、出版业，曾任天下文化财经书系主编。现为自由译者。译或合译有《杂讯》、《激进市场》、《不当决策》、《开拓者》、《谁说人是理性的》、《设计思考全攻略》、《雪球》等，目前累计近三十多种。赐教信箱：yifang.chou@iclou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