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与一个政府难以面对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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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北京朝阳区的石各庄村。农民工岳先生就住在这个地方，每月以700元租下一间房。(photo:NYTimes)在2022年的前18天里，他一共去了28个地点，包括一个木偶剧院、几个高档小区，还有一家地处中国“硅谷”中心地段的商场。
他去这些地方并非为了玩。他总是在凌晨这些地方空无一人的时候前往，为的是从货车上卸水泥和沙子，在这座城市，货车只有午夜之后才能进城。在黎明来临之前，他便会离开。
这位农民工姓岳，在新冠检测呈阳性、详尽活动轨迹被当局公之于众之前，他一直在默默无闻地辛勤工作。在那之后，他被称为“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
他是大多数中国中产看不到的不平等的象征，是那些扫大街、捡垃圾、让大都市熠熠生辉的农民工的代表。对一个更愿意庆祝消除极端贫困、而不是承认有很大一部分人口仍在挣扎着获得一个更好生活的政府来说，他还是一个令人难以面对的真相。
许多社交媒体用户拿他的行程与北京另一例新冠感染者做比较，后者是一家大型国有银行的年轻职员。在今年的前10天，她逛了四家商场、在一家法国奢侈品店购物、看了脱口秀表演，还去滑了雪。
两人已成为同在一个城市却活在平行宇宙的富人与穷人的代表。一些人将岳先生与《黑客帝国》(The Matrix)和《寄生虫》(Parasite)等影片中的角色做出比较，这些影片中的角色穿梭于不同的现实和社会经济阶层。
2016年，北京朝阳区的石各庄村。农民工岳先生就住在这个地方，每月以700元租下一间房。(photo:NYTimes)“我们生活在白天，他生活在夜晚，”一名住在北京的居民班比·林在微信朋友圈写道。“我们生活在地面以上，他生活在地面以下。”
去年2月，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宣布这个国家已在战胜极端贫困方面取得“全面胜利”，并将其称为一个“奇迹”，将“彪炳史册”。
在近9000字的讲话中，习近平以大量数字列出了政府在减贫方面的诸多成就。对于有多少中国人仍生活在贫困中，以及中国计算贫困线的方式，则没有任何提及。
北京方面不喜欢公众讨论贫困或这个国家严重匮乏的社会保障。关于穷人的心酸故事，往往被官媒重新改造为正面报道，或直接遭到审查。
岳先生颠覆了政府的叙事。中国互联网关注着他的工作日程，以及让他在这个国家首都过着辛劳生活背后的故事——一个失踪的儿子，一个长期卧床不起的父亲和冷漠的当地政府。
“很多人并不是命苦，”微博上名为@jiayoumobao的用户写道，“哪怕有人轻轻拉他一把，也不致于生这样的苦命人。可是没有，一根手指头也没有。”
岳先生失踪的大儿子。(photo:NYTimes)网民们对政府宣称消除贫困和对纳税人钱的使用提出疑问。一些人说，政府与其打造一个世界一流、监控每个公民一举一动的监控系统，不如把这些钱用来建立一个社会安全网，能在穷人倒下时接住他们。
中国是世界上不平等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该国亿万富翁人数比美国、印度和德国加起来还多。据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显示，中国收入最高的10%人口控制着该国68%的财富，而底层50%的人口财富只占6%。
中国14亿人口中的大部分仍然是穷人。约有6亿人（中国人口40%）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
岳先生的家庭也是如此。
岳先生于1978年出生在河南，他离开农村到城里寻找更好的生活。他和家人最终在山东滨海城市威海定居下来，他成为了渔民。
岳先生与妻子曾有一个快乐的家庭。两人的大儿子在2000年出生。10年后，他们又生下了二儿子，因为违反“独生子女政策”缴纳了约9000元人民币的罚款。
“我们农民，挣不了几个钱，”他的妻子李素英（音）在电话采访中说。“但省吃俭用，还行。”2016年，她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几张照片，题为《相亲相爱一家人》。在照料家人的同时，她还做不少报酬低、与海产品相关的零工。
然后，2020年8月，两人时年19岁的大儿子失踪。岳先生与李女士前往当地公安局，恳求警察通过手机定位，以及查看监控录像帮忙寻找。
根据李女士和岳先生接受的中国媒体的采访，警方对他们的请求置之不理，并在他们拒绝放弃的时候斥责两人。一名警察让李女士“闭嘴”、“给我走人”，她说。她在公安局外面哭了好几天，没有人理会她。
“又不是东西丢了，可以不要，”她说。“他是我儿子。”
岳先生开始独自寻找儿子。他去了北京在内的多个城市，他的儿子曾在北京帮厨。寻子途中，他能找到什么零工就打什么工。
一家人的经济情况迅速恶化，就像他们的心情一样。他们去年从亲戚那里借了数万人民币。李女士说她过于伤心、愤怒，无法入睡。岳先生头发变得花白。
夫妇俩在地方和国家有关部门都进行过上访，李女士说。当地警方去年夏天告诉他们一具不明身份年轻男子的尸体是他们的儿子。
他们拒绝接受这种说法，因为警方不给他们出示DNA检验结果。警方也没有拿出任何曾属于他们儿子的物品。“没有他的身份证，手机，衣服，包，”她说。“什么都没有。”
岳先生去年11月回到北京寻找儿子。他找的工作主要是搬运建筑材料。
一袋水泥重约60斤。一袋沙子重约100斤。“不上楼是一块，”他告诉官媒《中国新闻周刊》。“要是上楼就加钱，比如三楼，一袋就是三块，四楼，一袋四块。”
2016年的石各庄村。去年11月，岳先生回到北京寻找儿子。(photo:NYTimes)在40多天里，他挣了一万多块人民币，在北京最大的贫民窟之一以每月700元的价格租了一间约10平方米的房间。
“我努力，就是为了把孩子找回来，”他告诉该杂志，“就算把命搭到里面，也要把孩子找回来。”
像许多在中国农村的人一样，这对夫妇也赡养着岳先生的父母。其父长期卧病在床，母亲去年冬天摔断了胳膊。每个月他会给父母2000元左右，他们会用这笔钱买治疗心脏病和高血压的药物。
“老公边打工，边上访，边找儿子，”李女士说。“然后染上病毒了。”
岳先生无法联系上，李女士拒绝提供他的全名。
在岳先生之前，也有其他处于极端贫困的人引发全国关注。有一个“冰花男孩”，他在冬天的一个早上经过一个多小时步行后，头发、眉毛和睫毛上满是冰渣出现在了学校。还有一个大学生，由于营养不良，她的体重不足43斤、身高仅有135厘米，后来她去世了。
他们的故事引发大量同情，人们纷纷捐款，但由于公众没有多少能够推动政策改变的渠道（如选举代表民众观点的官员），人们的关注也逐渐消退。
在岳先生这里，在网上的讨论向北京方面提出太多难以回答的问题后，即便是公众的自我反省也被打断了。
《中国新闻周刊》对他的采访得到了广泛传播，但在微信上由于“违反运营规范”被审查。#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这一标签在微博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也遭到审查。
在1月21日的一封声明中，当地警方表示已尽全力帮两人寻找儿子，并且说该具尸体DNA与两人相吻合。当局说这对夫妇对鉴定结果不予接受，但当地机关与党委会继续做好关爱帮扶工作。
有好几辆车停在他们居住的平房外已有多日，李女士说。在她出门拿取外卖包裹或购买日用品时，他们会跟着她。记者也被阻止前往拜访她。
“你心里要没有鬼，为什么怕记者来？”李女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