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黎安友（3）：谈中国研究的今昔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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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国际经济论坛会议期间。（2019年6月7日）(photo:VOA)华盛顿 - 自俄罗斯发动的针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打响以来到现在，由于中国明里暗里支持俄罗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又增添了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在此之前，在新疆、香港、台湾、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已经处于对立状态。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中两国学者保持沟通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 接受美国之音专访。（2018年11月1日）(photo:VOA)1943年出生的黎安友1971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不久之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至今。在当今世界研究中国的学者当中，专攻中国政治、外交政策、人权问题和政治文化的黎安友可谓桃李满天下的元老级学者。
他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闭关锁国的年代开始他的中国研究职业生涯的。在他获得博士学位的那一年，美国还跟苏联并列是中国（中共政权）的死敌。在他正值年富力强的时候，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美中友好成为美中关系的主题，两国学者的交流也畅通无阻，他本人也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来自中国大陆的政治科学学者。
如今，那样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明日黄花，美中关系陷入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回望他的中国研究生涯，黎安友认为，在中美交恶之际，美中两国学者保持交流，对避免两国关系恶化到一个非常危险的程度十分重要。
以下是黎安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记录摘要的第三部分。黎安友所表达的是他的个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习近平不能根除中共党内派系
金哲问：您研究中国政治，出的第一本专著是《北京政治1918-1923》。您为什么选择这段时间来研究？这个时间段就包括1921年中共成立。100年前的北京政治对我们理解今天的北京政治有什么意义？
黎安友答：我当时研究那段历史，并没有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我是研究北洋军阀时代北京政府里面的派系斗争。中国人大概会知道，当时有所谓的直隶派和奉天派等等派系。所以我比较注意派系斗争。后来，我把派系分析转到（借用到）研究中共里面所谓的路线斗争。
现在西方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共里面还有派系，我自己不这么不认为。我认为习近平已经有效地瓦解了别的派系，所以中共内部现在只有一派，就是“习派”。习近平已经消灭了别的派系。没有一个真正的上海派。或者是共青团派这样的东西。我自己的判断是这些东西都已经被消灭掉了，不存在了。
但这个可能是暂时的现象。因为习不会活到永远。习虽然现在要再做5年或者10年，但是他早晚会或者退休，或者生病，或者发生别的什么事情。到那个时候，恐怕中共的派系斗争会再发生，会再触发。因为派系斗争可以说是一个自然的政治现象。政治就是这样。政治家会互相斗争，会互相争夺权力。所以恐怕习以后中共的派系传统可能会再触发。
观察中国 反思美国及美国民主
问：关于中国政治，您还出版了一本专著—《中国的民主》。延安时期，中共领袖毛泽东曾经公开大力赞扬美国的民主。但是在今天，在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以及中共，美国的民主成了反面教材。您刚才前面也提到，现在美国有很多人对美国的民主也有非常激烈的批评。您认为美国民主的状况对中国的民主及其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答：这方面的影响不好。
共产党战术灵活。毛在时代因为是要反对国民党，国民党是一个专制政权，而毛希望美国不支持国民党，所以毛会说美国民主的好话。但这只是战术灵活的一个表现，而不是说毛真正地爱自由民主的这个体制。
但是现在美国民主的功能失调给全球人民一个非常坏的影响，包括中国人。我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研究生。他们来这儿，他们期望向美国的这种健康的政治制度学很多好东西。但他们非常失望。坦率地讲，我也失望。
而且，美国政府讲跟中国的所谓“战略竞争”。如果我们不能解决我们国内体制的问题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成功地跟中国战略竞争。我们的首要问题不是中国而是我们自己。如果能够恢复我们自己的治理健康的话，我们就能够成功地跟中国竞争。如果我们不能恢复我们自己的治理健康的话，就没有办法跟谁竞争。
长远来看。虽然我们现在经济最大，军力最大，连软实力也可能最大，但是长远来看，这个竞争（的成败）取决于自己制度的健康。
往日与今日的中国研究
问：现在中国内外有很多人说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封闭的程度，对言论管制、学术自由管制的程度直逼毛泽东。您是在毛泽东时代接受您的政治科学训练的，在后毛时代，您自己参与或者是训练了大批研究中国政治的人。您认为习近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相比到底怎么样？两者有什么样的差别？
答：我开始研究中国是在60年代，我很年轻的时候。当时我们研究中国大陆的情况有两种方法，一个方法叫做Pekingology（北京学/中国政策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或者发表的照片，我们可以分析社论，提法有没有微小的转变，或者这个照片，谁站在谁的左边或者右边，这样从细微的细节，措辞的变化、照片的变化，来揣测中共当局内部又发生了什么明显的变化。
第二个方法是采访离开中国、从中国逃亡的人。比方说，在大跃进的时候，南方的农民有些跑到香港或者澳门，我们可以去那边采访他们，了解南方的农业情况怎么样。我们采访难民或者少数的（跑到港澳的）红卫兵。
后来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之后，中国慢慢地开放，我们可以去中国，可以做抽样调查，可以做所谓的field research即田野调查。可以有很多跟中国学者的合作项目，学术合作。这是一个黄金时代。
我现在知道。因为在习近平的时代，毛时代的情况逐渐卷土重来。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非常希望我们可以保持和保护我们跟中国学者的这种如果说不是合作的关系的话，至少是沟通的关系。因为现在在中国，有很多我们以前的博士生，现在当教授。在中国有很多我们以前的同事。我们跟他们以前有非常自由的交流。
这个东西非常宝贵。为了学术的研究，而且为了两国的互相认识、互相了解的这个目标。为了避免两国关系恶化到一个非常危险的程度，我们需要互相了解，需要更深入地互相了解。所以两国学术界的交流，我自己认为是非常非常关键，需要尽量保护这种渠道。
问：中国现在对学术甚至对普通人的一般话语都进行无所不在的监控。所以您跟中国的学者在交流的时候，是否感觉到这一点？比如说，我在中国要是跟您联系的话，我就要谨言慎行。因为我知道我给您写的这些对中国公安机关来说都是透明的。他们哪一天想抓我的话，一抓一个准。您有这种感觉吗？他们变得谨言慎行了吗？
答：对，我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跟中国的朋友沟通的时候，我得理解他们的情况。他们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他们的安全我们都需要考虑。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些渠道，一些人、一些办法，一些场合，可以找到办法，虽然不像以前那么通畅，但是还有办法促成互相了解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