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不住诱惑而戴上权力魔戒的好莱坞 让「政治正确」成为奥斯卡奖的唯一评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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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史密斯获得第94届奥斯卡影帝，却在典礼上引发巨大争议。（美联社）(photo:UpMedia)九一一以后，小布希的高级顾问卡尔．罗夫（Karl Rove）邀请好莱坞四十七位制片商在洛杉矶比佛利山半岛酒店召开会议，针对好莱坞下一步的拍摄计画进行导向。罗夫传达了小布希政府拟定的七大主题，主要包括：让反恐意识深入人心、恢复美国下一代的信心和责任感等。白宫将在物质上提供大力支持，包括让美军配合拍摄。美国电影协会会长表示，这次会议的内容是前所未有的，即便在二战爱国主义题材影片的拍摄中，美国政府也没有如此积极介入。
*(photo:UpMedia)好莱坞是美国电影业的中心。（美联社）
美国是世界上「最左的国家」
然而，说者有心，听者无意，美国没有宣传部，好莱坞也不必对白宫言听计从。好莱坞没有拍出多少支持反恐的大片，反倒拍出了反对反恐战争的《华氏九一一》（Fahrenheit 9/11）。极左派导演麦克．摩尔（Michael Moore）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左的国家」，绝大多数美国人在移民、堕胎、控枪、裁军、环保、男女同酬、劳资关系、大麻合法化等关键议题上都倾向左派立场。
如今的好莱坞再也拍不出《纳尼亚传奇》和《魔戒》这样浸润基督教及保守主义思想的大片。《魔戒》小说原着作者托尔金（John Tolkien）是牛津大学研究英国古典文学和语言的学者，生于十九世纪末期，受维多利亚文化薰陶长大，既看到人类罪恶的永恆性，也坚信救赎的存在及其意义。他意识到当代人类危机的根源是：「唯物论追求的『进步』只会带领人们前往一个令人乏味的深渊和『铁冠』的邪恶力量。」当「整个物质时代」已然「失去了讲述真理的能力」时，「只有真实、古老、朴素的神话，保持着人与上帝的联系，才有希望给物质时代的蒙昧大众带来真理」。
托尔金在论文〈贝奥武夫：恶魔和评论家〉中指出：「邪恶是绝对、抽象、神秘、力量巨大、难以摆脱的存在。魔戒被邪恶的人召唤，也召唤人内心潜藏的邪恶。」这是典型的喀尔文主义的罪性论。拍摄《魔戒》的好莱坞，却情不自禁地将魔戒戴在手指上，好莱坞变成可怕的「魔都」──如保守主义思想家维沃所批判的那样：「整个世界都被灌输了这样一个信念，即存在某种标准模式的纽约或好莱坞生活──为了迎合寻求刺激者的变态口味，这种愚蠢的生活方式已经被电影夸张化了。」
「天生左翼」的好莱坞
好莱坞的败坏其来有自。这座城市始建于一八八七年，那时电影还没有发明。七年之后，爱迪生的「活动电影放映机」来到曼哈顿：放一个五分硬币进去，往盒子里看，就看到表演了。一九〇二年，塔利在洛杉矶开了一间新式剧院，首次将电影和剧院联系在一起；第二年，一条铁路通到好莱坞──当时这里这是仅有五百名居民的小镇。很快，好莱坞成了美国电影业的中心。
一群年轻巨头，多数是来自俄国和东欧的犹太移民，在歧视和放逐中艰难上进，成为美国电影业的开创者，改变了美国娱乐业的面貌──从週末晚上做什么，到买什么杂志，喜欢什么样的衣服。每个城镇的中心，原来是市政厅、法院和教堂，现在增添了一家电影院。福斯电影公司创始人威廉．福斯（William Fox）出生于匈牙利，曾在纽约做制衣工；米高梅公司联合创始人之一的梅耶（Louis Burt Mayer）出生于俄国；《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的编导、着名制片人塞尔兹尼克（（David O. Selznick）记得自己在基辅遭警察殴打。他们在开始时一无所有，虽然被当地传统菁英社会排斥，但创建了一个与之平行的菁英世界──不仅在电影中，也在现实中。他们支持联邦政府、反法西斯、追求自由与平等，给好莱坞打下「天生左翼」的烙印。
好莱坞一开始就是美国的，也是世界的，其国际影响力非常巨大。美国电影所到之处，比美国大兵所到范围还要广阔。格拉齐亚写道：「它流过人类世界的各个地方，并浸透进去它推翻国界，排除政治控制，渗入当地社区，影射到私人生活中，甚至有人怀疑它嵌入无意识，特别是最脆弱的个体，也就是女人、年轻人和孩子」。
在电影院如雨后春笋般开张的同时，教堂的礼拜人数急剧减少。电影不单单是艺术和文化，也是精神和宗教，它如此强势，毫不谦让地抢夺去教堂的人流，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心灵。电影所呈现的丑恶远多于美好，而且，对丑恶的呈现以一种欣赏和鼓励的方式展开。研究青少年犯罪的学者思拉舍在一九二六年发表的《团伙》一书中，调查了芝加哥的几百个青少年犯罪分子，发现这些匪徒团伙如马上的骑士般肆意使用暴力、实施强暴、谋杀、放纵而堕落。新媒体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诱因──那个时代的新媒体就是电影。一个被採访者说，「他以前是如何把时间消磨在电影院里，仅仅为了看到强盗们是如何被肢解的」。
大众媒体尤其是声光电结合的电影，对基本冲动的刺激使得道德脱离了已知的限制。学者杰克．布莱克在《你不可能赢》一书中，揭露了强盗、瘾君子和骗子所统治的「地下世界」。尽管他持进步主义立场，但不得不承认，「进步」的代价实在太大了──「现代生活给了青年人足够的精神鼓励吗？汽车、电影、烈酒，还有性，这些只不过是一些原始刺激，刺激青年人努力把一些色彩和活力注入到一种专制而又单调的标准化工业生活中去。」
*(photo:UpMedia)「政治正确」成为奥斯卡奖唯一的评判标准。（美联社）
「政治正确」成为唯一的评判标准
唿吁制定电影分级制的学者福尔曼，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电影制造的孩子》一书中，痛陈电影对年轻人价值观的戕害。他将一百一十五部电影归类为十六个主题，其中排名第五的是「复仇」，「为获得而犯罪」排名第七。一九三〇年，一位专家判断说，所有的电影中有百分之七十二涉及三个重要主题：犯罪、性和爱。福尔曼认为，这就像将毒液注入水的源头。「如果无人监管，极有可能创造出一种任意的、混杂的民族意识。」
在二十世纪美国的每一波道德堕落和左派肆虐的思潮中，好莱坞都在其中添油加醋、煽风点火。好莱坞总是能与时俱进。一九六八年，激进的左派学生运动席卷整个西方世界，于是这一年也成为奥斯卡史上最为离经叛道的一届。以不道德的男学生与中年人妻的恋情为线索的《毕业生》（The Graduate）、相当正面地表现真实存在过的鸳鸯大盗的《我俩没有明天》（Bonnie and Clyde），涉及种族问题的《恶夜追缉令》（In the Heat of the Night）和《谁来晚餐》（Guess Who's Coming to Dinner），都成为这届竞赛的赢家──「政治正确」成为唯一的评判标准。
到了第八十一届奥斯卡奖，最佳男主角由最激进的左派西恩．潘（Sean J. Penn）获得。西恩．潘出访巴格达，与独裁者海珊把酒言欢，亲如一家──继珍．芳达在反越战时被称为「河内．珍」之后，西恩．潘被称为「巴格达．潘」。而他是因为在《自由大道》一片中塑造了一个同性恋政治家而获得这一殊荣，同性恋不再是社会禁忌，而成为被标榜的时髦。同性恋题材成为好莱坞电影的一个大宗，即便不是同性恋题材的电影中，也要点缀一些同性恋人物，如此才能显示其多元和平等。在二〇一八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主持人吉米．金莫宣称：「我们不是拍《以你的名字唿唤我》（Call Me by Your Name）这种片来赚钱，我们是拍来惹恼麦克．彭斯的。」读懂这个笑话要明白两件事：《以你的名字唿唤我》是一部男同志电影，而当时的副总统彭斯则以反同立场着称。
如今的好莱坞早已是左派一统天下，数十年前家喻户晓的右派硬汉伊斯威特（Clint Eastwood）和强沃特（Jonathan Voight）都已垂垂老矣，如今的英雄大都是男不男、女不女、奇形怪状的人物。好莱坞的潜规是无所不在的政治正确，中年和青年的好莱坞巨星，有谁敢像强沃特这样仗义执言：「拜登是魔鬼……这些左翼分子不属于美国人民，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欺瞒。拜登只会延续欧巴马时代『削弱美国』的政策，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左派是骗子，他们欺骗了美国人民，剥夺了美国强大的权力，以换取他们自己统治国家经济的权力。川普是一个正直、为美国公民和国家利益而战的人，并且和你一样热爱这个国家。」说真话需要付出被封杀的代价。
※本文摘自《美国左祸与自由危机》，八旗出版。
*(photo:UpMedia)余杰
一九七三年生于成都，一九九二年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一九九八年出版处女作《火与冰》，畅销百万，其文字和思想影响了中国一代年轻人。二〇一二年赴美，抛弃如同「动物农庄」般野蛮残酷的中国，誓言「今生不做中国人」，并致力于在思想观念上颠覆中国共产党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解构大一统的中华帝国传统，进而在华语文化圈推广英美清教徒精神与保守主义价值，也就是其独树一帜的「右独」理念。
余杰集政治评论家、散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倡导者于一身，着作六十余种，涵盖当代政治、古典文学、近代思想史、民国历史、台湾民主运动史、基督教公共神学、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等多个领域。多次入选「最具影响力的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并获颁「汤清基督教文艺奖」、「公民勇气奖」等奖项。
着作包含《1927：民国之死》、《1927：共和崩溃》、《用常识治国》、《大光：宗教改革、观念对决与国族兴衰》（以上由八旗出版）、《徬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在那明亮的地方：台湾民主地图》、《不自由国度的自由人：刘晓波的生命与思想世界》、《人是被光照的微尘：基督与生命系列访谈录》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