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市场经济缺乏备胎 升息解决不了通膨危机（视频）

[XiuWenTang]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提格里兹应台北政经学院之邀，透过视讯发表演讲。（周昱君摄）(photo:UpMedia)

21世纪到现在最重要的两件大事，其一是新冠肺炎疫情，第二则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这两件事不仅暴露市场经济的侷限，挑战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更促使我们认知到，科学和理性等「启蒙的价值」并非理所当然。

置身于「后疫情时代」，我们看到当前的世界充斥人为操作的假讯息；许多人以「自由」为名拒绝接种疫苗，却反而构成他人的风险。国际体系不如想像中的开放流通，反而充满重重限制，导致有些国家无法及时取得足够的疫苗，持续遭到排拒。

上述种种现象，形塑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提格里兹（Joseph Stiglitz）的思考轴线。史提格里兹6日接受台北政经学院邀请，透过视讯向台湾学界分享他的看法；他从「科学」、「集体行动」和「社会凝聚」等三个面向切入，主张疫情和俄国侵乌这两件「改变历史的大事」，让「政府」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

「没有备胎的车」

疫情之下，无论是防疫成果或者疫苗的问世，科学家功不可没。政府防堵病毒、资助科学研究，并祭出纾困和振兴经济措施，这一连串作为则彰显「集体行动」的重要性。民众是否信任政府、信任科学，更看得出一个社会有没有凝聚力，连带影响防疫和经济表现。

史提格里兹指出，像台湾和纽西兰这样，疫情之初防疫表现令人惊艳的国家，政府都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欧盟亦推出7500亿欧元的振兴计画，团结以因应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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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提格里兹以台湾为例，指出防疫表现较佳的国家，政府的措施都扮演重要的角色。（资料照片／美联社）

新冠疫情还带来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市场经济」缺乏弹性，遇到状况时就可能彻底瘫痪。史提格里兹引用美国企业家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名言，「退潮的时候，就知道谁没穿裤子游泳」；他形容，全球经济就像一辆「没有备胎的汽车」，平常完全正常，一旦爆胎了就让人后悔莫及。

当前的供应链危机，就是经济体系缺乏「备胎」的例证。史提格里兹分析，这次的通膨跟汽车和二手车价上扬有关，问题出在晶片短缺，背后的根本因素则在于「及时库存系统」（just-in-time inventory system）。虽然「及时库存」能降低资本成本，但也让经济承受巨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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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通膨危机跟汽车与二手车价上涨有关，背后原因涉及晶片短缺。（资料照片／美联社）

至于通膨如何解决，靠的并不是升息；史提格里兹认为，现在的通膨是「供应面」的问题，因此得从「投资」下手。若是升息，反而会造成投资困难，因此该做的其实是找出供应面的具体瓶颈在哪里，并展开投资。

从俄国侵乌事件来看，也显示出市场「短视」（short-sighted）的另一个面向，代表企业或政府面对风险时，没有採取足够的预防措施。最显着的例子，就是德国过度依赖俄国天然气。

史提格里兹认为，俄国从共产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没有创造出稳定的民主，反而走向寡头统治和专制政权；德国早在当时就应该看出，不能指望俄国会是可靠的贸易伙伴，如今只能承担后果，尽快找到替代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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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德国北部的「北溪二号」管线设施。该管线从俄国连通至德国，全长1230公里。（资料照片／美联社）

迈向新冷战时代　竞争又合作的全球关系

疫情和俄国侵乌改变我们对全球经济的认识，接下来该问的问题是：世界应该何去何从？史提格里兹表示，总体经济学常用的分析模型不适用；眼前的不确定性太多，也因此难以轻言预测未来。

冷战末期，政治经济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以「历史的终结」概念，预测人类社会将走向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不幸的是，社会并没有朝他希望的方向走，例如巴西、印度、中国和俄罗斯，都往专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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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世界迈向「新冷战」的时代；二战以来理想的国际体系遭受挑战，从世界贸易组织（WTO）乃至于各种贸易协议，其原先所奠基的市场经济基础，都需要重新考虑。换句话说，全球经济的「脱钩」（decoupling）可能无法避免，导致世界再度分立为两个阵营。

香港经济学家刘遵义唿应史提格里兹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脱钩」未必是坏事。他认为，脱钩也代表全球经济有机会找到「第二资源」（second sourcing），降低供应商垄断的能力，并使市场更有弹性。

刘遵义表示，替代的资源不会自然产生，因此更需要政府介入；以半导体晶片短缺为例，美国政府开始考虑补贴英特尔（Intel），让它有机会取代台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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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经济学家刘遵义与史提格里兹对谈。（周昱君摄）

尽管脱钩似乎成了必然，但仍不应该忽略历史的发展，因为现在的世界毕竟跟1970年代不一样了。

史提格里兹认为，全球化已经走得够远，21世纪的脱钩程度并不会像20世纪的冷战那么严重；重要的是，各国如何在竞争的同时，寻求合作的可能，并实现「没有全球政府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 without global government）。

另一方面，面对气候变迁和公卫危机这种全球化的风险，「全球合作」更显重要；若能提高社会凝聚力，就有机会促进更紧密的全球合作，但前提是要能改善各国国内的不平等问题。史提格里兹强调，「不平等是一种选择」，对立的党派或组织若选择团结合作，危机才有解决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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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提格里兹受邀视讯演讲。（周昱君摄）

史提格里兹目前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并担任罗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的首席经济学家。他于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着有《不公平的代价：破解阶级对立的金权结构》和《大鸿沟：从贸易协定到伊波拉病毒，撕裂的阶级扩大冲击全球社会公平》等书，主要关注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