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专栏:英相强生──西方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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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生在乌克兰战争期间以积极姿态亲美并介入乌克兰战争,他被要求辞职只是大重置推行过程中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美联社)(photo:UpMedia)
    强生在乌克兰战争期间以积极姿态亲美并介入乌克兰战争,他被要求辞职只是大重置推行过程中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美联社)(photo:UpMedia)

    最近,国际大事件纷至沓来,英相强生下台、日本前首相安倍被刺杀,美国总统拜登将为平抑油价释放的战略储备油卖给了中国石油公司(据说小拜登与其有利益关系),每件事情后面都将是一个大故事。7月6日,由于担心基辅无法归还这笔钱,欧盟委员会预算机构拒绝批准通过欧洲投资银行向乌克兰援助的15亿欧元贷款, 德国阻止欧盟对乌克兰的 90 亿欧元一揽子援助计画,说明目前乌克兰战争已经成了西方世界的鸡肋,英相强生在乌克兰战争期间以积极姿态亲美并介入乌克兰战争,他被要求辞职只是大重置推行过程中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英相下台:台面与台底原因

    关于强生下台的原因,台面上的理由当然是丑闻不断,比如在疫情管控期间,他违反隔离规则,四度参加了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工作人员举办的酒会,其中一次就在菲力浦亲王葬礼之前。但不少西方评论都将这视为西方对乌克兰援助的风向已变,原因也很明显:从2月23日开战以来,欧盟各国对援助乌克兰都是各打算盘(泽连斯基在3月28日接受《经济学人》採访时说过是「代理人战争」),但只有英国首相强生态度非同寻常地积极,拜登与西方国家领导人经常说的那句「普丁必须下台」(或「失败」)的首创权就是强生。2月28日他在推特上说,我们决心对普丁总统侵略乌克兰的可恶行动採取尽可能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把普丁从国际金融体系中孤立出去,这条推最后以「普丁必须失败」收尾。简言之,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紧跟美国对俄、对乌政策,积极推动对乌军事、经济等各个层面的援助,两次访问基辅,最近这次访问基辅时宣告英国将启动一项「足以彻底改变战争平衡」的军事训练计画,预计每120天可训练高达1万名乌克兰武装部队成员。这种情况,当然会导致外界如此猜想。

    那么,强生辞职到底与乌战关系有多大?这只要看英国国内对他不满的原因是什么就了然。比较一致的指责是强生自担任首相以来,在脱欧和经济发展两个问题上没有出做出实质性的处理,而且主要在后者。众所周知,所谓「脱欧」牵涉甚多,任何人当首相,也无法快刀斩乱麻,因此经济问题是主要原因。据称,强生辞职主要因经济问题,比如能源危机、产业链断裂、高达9.1%的通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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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生辞职主要因经济问题,比如能源危机、产业链断裂、高达9.1%的通胀等。(美联社)

    经查,2021年英国GDP总量接近3.19万亿美元,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5%,创历史新高,是二战以来单个年份中,增长最为迅勐的时期。英国工业联合会曾称,英国有望成为G7当中增长最快的国家。因此,问题主要发生在2022年,是2022年2月下旬俄乌战争发生以后的事情。

    据英国统计局资料:2022年1月,英国通胀率为5.5%,5月高达9.1%。出现40年来未有之高通胀是什么造成?不言而喻是俄乌战争,鉴于追随美国援助乌克兰是西方国家的政治正确,英国政界人士很多话不能说得太直白,只能用「我们选他是因为他的保守派立场,但他任首相之后却推行左的政策」来表达对强生的不满。

    通胀与气候政策(绿能)引发的欧洲政治动盪

    在强生之前,爱沙尼亚总理刚度过一场政治危机。据欧盟统计局的资料,爱沙尼亚的通胀率现在是欧元区 19 个国家中最高的,6 月份的年化通货膨胀率达到 22%,由此引发政治动盪,而高能源价格是这个130 万人口的波罗的海国家通胀之主因。卡拉斯总理因其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的立场而在国际社会广受赞誉,在6月份的政治危机后,她同意辞职,达成一个协定:作为组建新内阁的一部分被新的多数派重新任命。但这个内阁的政治立场已经不再鲜明地援乌反俄。

    只是西方媒体处理这条新闻的手法与处理英相被迫辞职一样,尽量解释成是国内问题,有意回避通胀根源是什么。

    德国是欧洲的经济支柱,1990年代全球化进程开始以来,德国利用自身强大的工业基础,廉价的俄罗斯能源、巨大的中国市场、让自己一直居于世界GDP前四之内。俄乌冲突爆发前,德国20%的煤炭、35%的石油和50%的天然气都来自俄罗斯。

    今年2月下旬俄乌战争发生,美国欧盟联手对俄罗斯实施历史上最严厉的全方位经济制裁,使德国的经济运行模式的基础发生动摇:首先,由于能源价格飙升,德国迎来史上最高通胀。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佈的资料,德国通胀率创近50年新高,德国5月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7.9%,超出预期,并创1973年12月以来历史新高;其次,从默克尔上台伊始,逐年投入1万亿欧元的绿色能源计画濒临破产。不仅原来列入非绿能的天然气、核电全部漂绿(Green Washing),还要开启空气污染祸首的煤矿用来燃煤发电。7月8日,德国最大的能源供应商之一Uniper集团正式向政府提出国家援助申请。自俄乌战争以来,Uniper集团表示为填补能源缺口每天都在损失3000万欧元,预计今年亏损高达110亿欧元。德国联邦议院能源和气候保护委员会主席克劳斯·恩斯特(Klaus Ernst)在接受《模具世界》杂志採访时批评「德国奉行的政策是『打我们自己的脸』」。

    各国民众不堪通胀之苦,对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能政策不满更是积怨已久,纷纷举行抗议活动。北约成员国北马其顿正在发生动乱,抗议者认为,人们几乎无法在食品和燃料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倖存下来。荷兰、义大利、波兰、德国农民的抗议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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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民众不堪通胀之苦,对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能政策不满更是积怨已久,纷纷举行抗议活动。(美联社)

    7月6日,义大利环保部长法兰西斯卡·多纳托(Francesca Donato)女士在欧盟一场主题为「战争背景下俄罗斯政府和外交网路与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反欧洲和某些其他欧洲政党的关系」的内部辩论中,公开反对欧盟夺取国家主权并走向极权主义的道路,认为这是一条朝极度反民主方向发展的道路。

    欧盟迅速恶化的政治经济状态让其他国家忧心。7月7日,纽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Jacinda Ardern)在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一次演讲中说,太平洋岛国论坛这样的区域架构对于解决区域问题至关重要,当地的安全问题应该在当地解决,太平洋国家不愿选边站,「将太平洋地区国家定位为必须‘选边站’的方式,也是错误的」。

    种瓜得豆是人类常发生的戏剧

    一场俄乌战争引发的后果,与西方政界、传媒及分析人士预测的相去万里:

    首先,政治上最先被罚离场的不是「美乌共用资讯战」(Intelligence-sharing with Ukraine,五角大楼的官方用语)与西方政府亟盼的俄总统普丁,而是英首相强生。就连抗压能力最强的美国,盖洛普的一份新报告发现,对政府、媒体、执法部门和大型科技公司等美国主要机构的信心处于历史低位,自 2021 年以来完全没得到任何改善。

    在盖洛普衡量美国人信心的 16 个机构中,「国会」排名最差,只有 7% 的受访者声称他们信任立法机构。比2021 年盖洛普同主题的民意调查数位下降了 5 个百分点。总统职位获得了美国人 23% 的信任。这甚至低于总统乔·拜登目前 38% 的支持率。其他机构,如教会或有组织的宗教 (31%)、刑事司法系统 (14%)、大企业 (14%)、报纸 (16%) 和员警 (45%) 的信任票,都是自 1990 年代以来最低的。

    其次,经济上最先倒下的不是被全方位严厉制裁的俄罗斯,反而是绿能先锋德国及美欧率先推行的应付气候变化的绿色能源计画,原来被排斥在绿能之外的天然气、核电又纷纷漂绿(Green Washing),重归绿色能源榜单,就连环保头号敌人煤炭也重新开採使用。这点我已在《俄乌战争后果:西方绿能计画悄然「洗绿」》一文中详细分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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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国家在资源上正好依赖敌人俄罗斯,在没找到替代能源的情况下匆匆加入美国的全方位经济制裁,最后伤害的是本国经济。(美联社)

    如果要总结经验,有两点非常重要:

    一、美欧对俄乌战争的基本判断失误。从公开言论看,一开头就声明普丁是闪电战(我在3月就查过,其实是美乌共用资讯战的说法,并非普丁及俄国防部的说法),西方要打持久战困死普丁。既然要打持久战,那就得依赖资源供给充足。我在多篇有关俄乌战争的文章中指出,在世界排名GDP前13名的国家当中,资源方面能够自给的只有美、加、澳、俄。其余的西方国家包括中国,全是资源与市场对外双重依赖。最不幸的是欧盟国家,它们在资源上正好依赖敌人俄罗斯,在没找到替代能源的情况下匆匆加入美国的全方位经济制裁,最后伤害的是本国经济。

    二、这次俄乌战争最先牺牲的是真相——各国民众的知情权被西方媒体包括台媒全员参加的「美乌共用资讯战」剥夺了。只有少数了解俄罗斯的西方专家会坦诚说出一些平常不会轻易说出的真相,但会受到攻击并「默杀」。但是,这种无视真相、重在鼓舞己方士气的宣传战最后会使决策者失去对事实的判断前提。这一点,台湾媒体要切记,因为我看到一些台湾评论人眉飞色舞地说过,要用美乌共用资讯战的方式打垮中共。

    多米诺骨牌效应正在多个国家蔓延,而且涉及西方国家努力在全球推行的最大的政治正确:应付气候变化的绿能计画,比如斯里兰卡因绿色农业造成经济困境,终于引发民众抗议,包围攻佔总统府。西方主流媒体将本文所述事件解说成各国内部问题能够在短时间内蒙骗不少人,却不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着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