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让日本走出了「自虐史观」

[XiuWenTang]

安倍在将近八年的时间，在能力、意愿、方法、法律四大方面，深刻改变了日本的精神面貌，扭转了日本多年来的颓势。（美联社）(photo:UpMedia)

安倍的历史遗产──日本篇

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助选时被枪手行刺，送院不治逝世，震惊了世界。

美国总统拜登到日本驻美国大使馆弔唁，写下「安倍的去世不仅是其家庭和日本国民的损失，也是世界的损失」。拜登命令美国全国下半旗三天哀悼。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专门绕道飞往日本出席丧礼，把总统拜登给安倍家人到慰问信交给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这是史无前例的高规格。此外，印度全国哀悼一天，巴西全国哀悼三天，为一个外国领导人全国哀悼，规格之高更是历史罕见。日本已决定，在9月份为安倍举行国葬仪式，这更是日本战后自吉田茂以来第一次为首相去世国葬。日本已广邀各国领导人出席。

作为日本战后历史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安倍绝对配得上国葬的荣誉。安倍晋三是1890年日本宪法制定以来在位期间最长的首相（内阁总理大臣）。他第二任任期从2012年12月到2020年9月，总共2,822天，创下日本战后连续担任首相最长的纪录。加上第一次首相任期，在任时间更达到3,188天的纪录，同样是战后日本的纪录。然而，安倍的重要性，不只是在位时间长，更主要的是，他不但深刻地改变了日本，更深刻改变了全球政治格局。一点都不夸张地说，安倍是日本战后首个也是至今唯一一个配得上称为「全球性的领袖」的首相。

安倍给日本带来的政治遗产异常巨大。这里先讨论他对日本的贡献。

身为二战战败国，日本在二战之后就变成一个「非正常国家」。二战后二十年，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到了70年代初期超过西德成为世界GDP第二大国（当时苏联实行计划经济，没有可以相比的GDP统计，因此日本超越了西德之后就是世界第二）。到了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到达顶点。

一个国家成为经济大国，通常不可避免的希望成为政治大国，国际社会也希望经济大国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然而，日本是经济大国，却没有相应的政治地位。要成为政治大国，要有几个基本条件：意愿、能力、方法。日本有能力但没有充分利用，但更重要的还是意愿不足，方法更不行；最重要的是，日本还有一个其他国家都没有的难题，即「和平宪法」。

随后，日本遇上地产泡沫，经济停滞不前二十年。在安倍第二次担任首相时接手的日本，更是一个士气低落的国家。日本GDP刚刚被中国超过，七十年代以来首次丢掉世界第二的宝座。在中国的宣传中，日本几乎立即从一个「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这种还应该受尊敬的国家，变成被中国自上而下训斥的「要调整心态，适应中国崛起」的周边小国。2011年的大地震和东电核电站事故，更让日本人心里上沦落到战后低点。

安倍在将近八年的时间，在能力、意愿、方法、法律四大方面，深刻改变了日本的精神面貌，扭转了日本多年来的颓势。

第一，安倍经济学激活日本经济。

安倍上任后，提倡「安倍经济学」，制定「三支箭」政策。具体而言，第一支箭：积极的金融政策——大规模量化宽松（制定2%通胀的目标，日圆贬值增加出口，不惜使用负利率减少存款促进投资）；第二支箭：灵活的财政政策——扩大国家财政支出（以国家投资促进经济和就业，调高消费税增加财政收入）；第三支箭：构造改革的经济政策——促使并发展民间投资（改革日本公司制度，扩大女性就业，增加工作人口）。换言之，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加上货币贬值促进出口。

到了2015年，安倍提出「新三支箭」，把国家的经济政策从短期促进，扩大到长期规划。具体而言，第一支箭：诞生出新希望的强力经济（打造国家经济的新成长点）；第二支箭：编织梦想的生育支援计划（应对日本人口下降的危机）；第三支箭：与安心相伴的社会保障（加强对老龄化的应对）。

由此可见，新旧三支箭并非简单地就是「经济措施」，而是一整套国家经济政治的发展计划。

安倍经济学对日本经济的促进是显着的。最明显的是日本股市从一潭死水的八千点，上升到超过二万点，大大促进了经济投资，大企业盈利大幅增长。尽管有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加大贫富差距，但正是这前后六支箭，一下子把日本从经济紧缩二十年的陷阱中拉出来，至今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photo:UpMedia)

可以说，正是安倍「一己之力」带领下，扭转了日本的历史进程，重新上升。（美联社）

第二，走出「自虐史观」和「道歉外交」，不再无休止地道歉。

振兴日本经济重振了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能力，但安倍在精神面貌上对日本的改变更重要。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国之一，犯下严重的战争罪行。战争罪行的罪恶感深深影响战后几代日本人。在左翼转型正义思潮的影响下，日本的历史教育以「人民史观」为主，即强调国家罪恶的一面。少数学校使用「美化战争」的教科书，就会立即引发「教科书争议」。

同时，其他东亚国家，也喜欢用「道歉」和「历史问题」对日本施压。日本在战后不同场合为战争道歉了数十次，在经济方面也作出大量补偿。然而，在一些东亚国家嘴里，日本还是「没有为战争道歉」。日本一出现教科书争议，东亚国家就批评日本「否定历史」。尽管大部分所谓「美化战争」的教科书，都没有否定史实（但确实有轻描淡写），而且也只有少量学校使用，根本不是主流。小部分人不顾事实地夸大影响，极力炮制日本「右翼分子复兴」，「军国主义抬头」，从而煽动仇恨之余，也向日本施压。

在2012年中日钓鱼台争议之际，中日关系降到历史低点。不但在钓鱼台问题上角力和唇枪舌剑，中国外交系统更全球发动规模罕见地外交战「唱衰日本」，以「历史问题」指责日本「没有反思战争罪行」、「不肯道歉」、「军国主义复活」、「妄图否定战后秩序和雅尔塔体系」，个别外交官更在国际场合不符合国际外交礼仪地指责安倍为「伏地魔」。

日本在外交战中令人印象深刻地顶住中国的压力。但「自虐史观」和「道歉外交」的恶果浮现，安倍也终于下定决心，带领日本走出「历史问题」的困局。

安倍倡导「日本也有骄傲历史」，社会必须走出「自虐史观」，才能迈向正常国家。他更认为，他不能接受自己国家的后代，那些与战争无关的人，需要向战争受害国家道歉。于是，他强调，日本不该「无休止地道歉」。2015年，日本韩国达成历史性的一揽子永久解决慰安妇问题的协议。

自此，安倍在任何场合都不再道歉。即便后来韩国总统文在寅不顾国家信用，否定作为国家正式条约的日韩慰安妇协议，向日本旧事重提，日本也顶住压力，冒着两国交恶的危险，理直气壮地指责文在寅违约，从此终结了「道歉外交」时代。

安倍带领日本走出「自虐史观」与「道歉外交」，承担很大的政治和道德压力。在国内有左派的攻击，在国外有东亚国家的指责，就连盟国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也不乏「右翼势力抬头」的声音。

虽然笔者原则上支持人民史观与反思历史，然而，当「反思」不再纯粹，而被其他国家「武器化」，进行感情、道德和外交勒索之际，又是另外的故事了。安倍把历史骂名留在自己身上，换来日本精神面貌的改变。这是极大的政治勇气。

有趣的是，在日本主动道歉的时期，外国纷纷指责日本道歉不够甚至「没有道歉」。当安倍决心终止道歉了，这种声音反而大大减少了。

*(photo:UpMedia)

2015年日韩达成永久解决慰安妇问题的协议，自此，安倍在任何场合都不再道歉。（美联社）

第三，积极和平主义，推动修宪，力争成为正常国家。

走出道歉外交，日本必须有新的论述配套。日本对外主张「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国际篇再详细讨论），对内用「积极和平主义」为论述，赢得国民对新路线的支持。

积极和平主义是安倍在2013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正式提出的外交战略。尽管是「外交路线」，但主要是用来说服国民支持日本的世界新定位。

在二战后，和平主义在日本佔了绝对上风。日本是二战后世界最和平的国家。日本制定了和平宪法，放弃「战争权」。当中国说自己「四十年没有打仗」以说明自己「热爱和平」时，隐藏了在九十年代之前，中国在每个十年都参与战争的「黑历史」（中国和越南的战争要到1990年才结束，所以没打仗历史至今只有32年。），相反，日本才是真真正正地67年没有打仗。

然而，这种和平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消极和平主义」。基本上，就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哪管春夏与秋冬」。在和军事盟国的关系上：日本受袭击，盟国有义务保护，但盟国受袭击，日本却依然置身事外。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日本就更不管了。如果日本是一个小国，那么这倒是很好的生存哲学。但日本是大国，这种「消极和平主义」实际上就是逃避大国责任的外交冷漠姿态。

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即维持「和平主义」的核心，即不以发动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但「积极」二字却让日本能为全球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尽大国的责任，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

积极和平主义包含至少四个内容。1）更新国家目标，2）增强军备，3）参加国际军事行动，4）推动修改法律中的限制。第一点是在意志上，第二点是在能力上推动（必须有军事能力才能积极推动和平），第三点是从实践上推动，最后一点是从法律上推动。

其中第四点修改法律，特别是和平宪法第九条是最困难的步骤。在日本修改宪法必须参众两院三分二议员通过，然后再交由全民公投。但同样重要的还是国际上的反应，以及修改宪法后对日本外交的影响。事实上，安倍执政期间，国会已达到修宪的多数，在国内也已经能获得多数支持。大概主要出于国际外交的考虑，才没有提出修宪。

相反，从解释宪法的层次逐步「虚化」和平宪法是更妥当的做法。安倍也是这么做的。于是在安倍卸任时，尽管没有修改宪法，但也大大降低了日本动用军事力量的门槛。

积极和平主义深刻地改变了日本的国家定位和国家行为模式，也为日本迈向「正常国家」迈进一大步，即和其他国家一样，拥有在国际法和联合国宣言中所拥有的防卫权、集体防卫权和在联合国框架下为维持国际正义而「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利。

第四，申请东京奥运，日本二次崛起。

奥运会（专指夏季奥运会）在国际政治中意义重大。日本第一次举办奥运会是1964年，正是那届奥运会，终结了日本在国际上作为战败国形象，为日本重拾国家自信的改革象征，是转型和平主义、经济并急速恢复的重要国家记忆，对于二战后经历现代化过程重新崛起的日本人，意义极为深远。

1964年已远去，日本社会经过二十年的停滞，急需一次第二次奥运会，宣告日本「重新站起来」。在安倍的大力推动下，日本东京经过两轮投票，成功争取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主办权。这是第一个亚洲国家两次承办奥运会，东京也成为第一个两次承办奥运会的亚洲城市。

2016年巴西里约奥运会的闭幕式的「东京八分钟」中，安倍亲自以「超级马里奥」的形象，从地底冒出来，抱着红球带着红帽子，参与现场演出，「惊艳全场」。一个国家领袖参加闭幕式演出，这是史无前例的。这个形象深入人心，大受好评，也成为安倍的「经典款」，至今还令人津津乐道。

非常可惜的是，由于疫情，东京奥运推迟一年举行，预期中的大量游客到来增加日本旅游收入也没有实现。安倍自己也因为身体原因提前卸任首相，于是没有以首相身分主持这个打下安倍烙印的盛会。

东京奥运会虽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目标，但笔者认为，日本在疫情期间努力坚持举办奥运会，实在是对世界莫大的贡献。经历了一年半的疫情，全世界都需要一个奥运会，重拾对和平及团结的憧憬，让世人感到「我们在一起」。日本以巨大的代价，向世人提供了两个星期的欢乐时光和共同经历，令人敬佩。

回过头看，日本东京奥运是最后的光辉时光。在奥运结束的第二天，就发生了阿富汗塔利班夺取政权事件，世界随即进入一片动盪中。

套用中国话语，日本完全应该自豪地说一句「理直气壮，世界应该感谢日本」。

*(photo:UpMedia)

日本在疫情期间努力坚持举办奥运会，实在是对世界莫大的贡献。（美联社）

安倍在内政中，当然也有被争议的丑闻。但评价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要看主要贡献，而不是瑕疵。在安倍之前，日本战后政治家当以吉田茂、岸信介、佐藤荣作为最重要。吉田茂带领日本从二战废墟中崛起，签订旧金山和约，结束美国军事佔领；岸信介签订了美日安保条约，成功申请东京奥运；佐藤荣作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让日本超越西德，收回琉球，因为在《核不扩散协议》上的贡献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亚洲首人）。

这些政治家都贡献重大，然而安倍与他们相比，一个显着的不同是，他们三人都是在日本「上升通道」中取得的成就，岸信介和佐藤荣作就不必多介绍了，吉田茂上任时是日本最低点，注定要向上走，日本的路向更多取决于美国，韩战爆发给了一个天上掉下来的发展契机。相反，安倍身处的时代，正在日本的「下降通道」，身处多种逆境和重重危机，没有从天而降的机缘，稍微有点夸张点说，正是安倍「一己之力」带领下，扭转了日本的历史进程，重新上升。这种「中兴之主」，正是安倍伟大之处。这在安倍历史遗产的《国际篇》中，将会看得更清楚。

※作者为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