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拉图尔：我们甚至从未曾开始进入现代的旅程 | 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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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Wikipedia图片来源：Wikipedia(photo:JieMian)按：作为现代人，我们相信随着科学的兴起，世界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这种改变进而将我们与原始的、前现代的先辈们分割开来。然而，如果我们放下此种执念，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哲学家、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在《对称性人类学论集》中回应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当前关于现代性、反现代性、后现代性的争论，都深陷于现代性所奠基的二元对立（主体与客体、自然与文化、人类与非人类）的错误之中，事实上，现代人在实践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制造杂合体——那些既属于自然又属于文化之物。基于此，拉图尔以“科学论”的工作为基础建构出一种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的“非现代”立场，他力图在实践中将人类与非人类这对范畴联结起来，打破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割裂和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分裂。
作为全球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拉图尔于9日夜间去世，享年75岁。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摘选了其经典作品《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中的段落，以纪念这位影响广泛、洞见深刻的思想家。
*(photo:JieMian)《我们从未现代过》
文 | [法]布鲁诺·拉图尔
现代批判的力量
现代人的批判能力正在不断退化，在此时刻，最后一次评价它们的巨大效用也不无裨益。
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之后，现代人通过解释各种古老力量所掩饰的物质因果性——即便他们是在一个封闭的人工实验室之中发明出这些现象的——来批判其蒙昧主义。自然规律使第一批启蒙运动思想家能够祛除那些因人类的偏见所导致的毫无事实根据的自负。运用这样一种新的批判工具，可以将自然机制与人类的激情、利益或者愚昧区分开来，借助于此，他们在古老的杂合体中所看到的就仅仅是必须要纯化的非法混合物。旧时的观点接二连三地成为愚蠢之见，最多也不过是具有些许的近似性。抑或更准确地说，只需运用现代制度，就足以创造出一个与今天截然不同的“过去”。人类过去的蒙昧，将社会需求与自然实在、意义与机制、符号与事物全然杂合起来，开始让位于黎明时分的一抹曙光，正是这一抹曙光将物质因果性与人类想象清晰地分割开来。自然科学最终成为自然的界定者，每一门新兴的科学学科，都会经受一场彻底的革命，正是这场革命将其从前科学与旧制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如果一个人无法体验到晨曦的这种美、无法对其承诺沉醉不已，他就不是一个现代人。
不过，现代批判并不是简单地转向自然进而以之摧毁人类的偏见。很快，它开始走向另外一个方向，转向新近建立的社会科学以祛除过度的自然化。这发生于19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二场启蒙运动。这一次，关于社会及其定律的精确知识，不仅开始批判日常蒙昧主义的偏见，而且也对自然科学所创造出来的新偏见进行批判。在社会科学的坚定支持之下，人们开始将其他科学中真正的科学内容与意识形态化的内容区分开来。祛除意识形态（ideology）的糠皮，挑出科学的内核，这成为那些善意的现代化者为之奋斗了几代的任务。在第二批思想家看来，存在于第一场启蒙运动思想家群体那里的那些杂合体，都是一些难以接受的混杂之物，需要对之进行纯化，这种纯化要求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将属于物本身的那部分与受经济、无意识、语言或者符号影响而产生的那部分区分开来。过去的所有观点——包括其中的某些伪科学——成为某种愚昧之见，成为某种含糊之词。或者准确地说，相形之下，一系列激进的革命所创造的一个愚昧的“过去”，很快就将被社会科学的那抹晨曦所驱散。自然化与科学意识形态的诡计最终消散不见。如果一个人不去虔诚地等待这抹晨曦并为其承诺激动不已的话，他也不是现代人。
*(photo:JieMian)不可战胜的现代人甚至发现，他们不仅可以一方面利用自然科学揭示权力的虚伪自负，另一方面利用人文科学之确定性来揭露自然科学、揭露科学主义的虚伪自负，而且完全可以将这两种批判手段结合起来。最后，作为整体的知识也就触手可及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无法越过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将现代批判所发展起来的两种最有力的资源交织在一起，并一直对其进行捆绑处理（Althusser, 1992）。马克思主义保留了属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那部分真理，同时小心谨慎地祛除了这两类科学中备受谴责的部分和意识形态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也终结了——我们很快就能理解这一点——第一次和第二次启蒙运动的所有理想。在物质因果性与蒙昧主义的错觉之间的第一重区分，就像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第二重区分一样，仍然是今天的现代人所愤愤不满的两个主要根源，尽管当代人不再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控制争论，尽管他们的批判资本现在已经被分散到成千上万的小股东手中。任何人如果从未在内心深处感受到这双重力量的激荡，从未沉湎于理性与蒙昧主义、错误的意识形态与正确的科学之间的分割，那他就不是现代人。
以自然规律的超越式的确定性为坚实基础，对于那些非理性的信仰及其正当性尚未获得证明的支配方式，现代的男性或女性们批判之、揭露之、谴责之、愤恨之。以人类赋予其自身命运的确定性为坚实基础，对于那些非理性的信念和意识形态所导致的偏见及其正当性尚未获得证明的专家（他们声称已经划定了人类行动与自由的边界）统治，现代的男性或女性们也批判之、揭露之、谴责之、愤恨之。然而，自然的唯一超越性（这并不是我们所为）和社会的唯一内在性（完全由我们所创造）会麻痹现代人的大脑。面对物时，现代人表现得太过软弱；而在社会之中，他们又太过强大。毫无矛盾地在这些原则之间进行交替，带给我们的益处是何其之多啊！自然，尽管具有超越性，但却仍然是可动员的、可人性化的、可社会化的。日复一日，实验室、文献、计算中心和结算中心、研究所和科学机构，都使自然与各种社会团体的复杂命运交织在一起。与此相对，尽管社会完全由我们所创造，但它却仍将存续下去，它超脱于我们，又支配着我们，它拥有自身的定律，如同自然一样具有超越性。日复一日，实验室、文献、计算中心和结算中心、研究所和科学机构为各种社会团体划定了自由的边界，并将人类关系转化到非人造的具有持久性的客体之中。现代人的批判力量就存在于这一双重语言之中：当人们使自然无限远离人类时，他们仍然能够将自然动员为社会关系的核心部分；当人们赋予社会定律以必然性、必要性和绝对性时，他们仍然可以自由地制造或者毁灭其社会。
现代、反现代与非现代
现在，我面临一个选择：要么相信现代制度两翼之间的截然二分，要么同时去考察现代制度所允许的与所禁止的、所澄清的与所规避的。要么为纯化的工作辩护，若如此，对现代制度而言，我就承担了纯净剂或警醒的守护人的角色；要么我同时考察转义的工作和纯化的工作，但若如此，我就不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人。
我已指出现代制度规避了人们对它的理解，并建议揭示那些支撑其存在的实践形式，也断言批判机制虽然依旧存在却已无多大裨益。凡此种种，我是否是在暗示我们正在进入现代纪元之后的一个新纪元呢？从字面上看，我是否就是后现代人？后现代主义仅仅是一个症状，而并不是一种最新的解决方案。它存在于现代制度之下，但并不信任现代制度所提供的那些担保者。在它看来，在现代批判中，有些东西已经误入歧途，但是它所做的也仅仅是延长这种批判，尽管它并不相信其根基（Lyotard, 1979）。尽管网络能够赋予其所谴责的纯化工作以意义，但是后现代主义并没有继续对这些网络进行经验研究；相反，它拒绝所有的经验工作并认为经验工作是虚幻的，是伪科学（Baudrillard, 1992）。
其中的某些优秀学者，作为失望的理性主义者，确实意识到现代主义已是明日黄花，但他们依旧接受其时间分割方式，如此，他们也就只能以一系列前后相继的革命为依据来划分时代。他们似乎觉得自己紧随现代人“之后”，却又怀着一种不快的情绪，认为根本不存在另外的“之后”了。“没有将来”是针对现代人的箴言“没有过去”所增添的一个口号。什么东西会一直保留下来呢？凌乱脱节的瞬间和毫无根据的批判，因为后现代主义者并不相信那些使他们可以进行谴责和发泄愤恨情绪的理由。
只要我们在追随官方制度的同时，也追随其所禁止之事和所允许之事，只要我们细致地研究杂合体的产生及其消亡的过程，另外一个解决方案就会慢慢显现出来。我们就会发现在现代制度的意义上，我们从未现代过。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没有揭穿（那些将其主张的对立面付诸实践的）人们的错误意识。任何人都未曾现代过，现代性从未开始过，现代世界也从未存在过。过去完成时在此尤为重要，因为它只是人们在回忆往昔时的一种情感，是对我们历史的再解读。我并不是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相反，我们不可能再继续后-后-后现代主义者（post-post-postmodernist）的轻率旅行了；我们没有义务再去担当先锋队中的先锋队组织了；我们也无须费尽心力以使自己变得更加聪明，甚至更富批判性，抑或更加深入一个“怀疑的时代”之中。不，相反，我们发现，我们甚至都未曾开始进入现代的旅程。因此，后现代思想家们似乎有点可笑之至，他们声称超越了一个从未开始过的时代！
*(photo:JieMian)以这样一种回溯式的态度所进行的工作，仅仅是展现而非揭露、增加而非删减、亲善而非指责、挑选而非披露，我称之为非现代（nonmodern或者amodern）。只要一个人同时将这两者——现代人的制度、现代制度虽然拒绝却又允许其增殖的杂合体——纳入思考范围，那么他就是一个非现代人。
现代制度可以解释一切，但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忽略那些中间之物才行。“它无关紧要，它什么都不是”，它认为网络“仅仅是一些残渣”。杂合体、怪物——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称之为“赛博格”（cyborgs）和“魔术师”（Haraway, 1991），现代制度也放弃了对它们的解释——与一切事物都有关联，它们不仅构成了我们自身的集体，而且也构成了其他的被不恰当地称为前现代的集体。当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启蒙似乎可以解释一切时，当其所有解释失败之后并使前现代人在失望之中迷失时，我们发现解释并没有开始并且一直都是如此，发现我们从未现代过或者批判过，发现并不存在一种过去或者旧制度（Old Regime）（Mayer, 1982），发现我们从未真正超越过古老的人类学的基质，也不可能存在其他的方式去超越它。
需要注意的是，我指出我们从未现代过，认为仅仅是一些非常小的区分将我们与其他集体分割开来，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是一个反动者。反现代式的回应虽然强烈地反对现代制度所带来的后果，但最终又完全接受了它。反现代之人试图为地方性、精神、理性、过去、普遍性、自由、社会或者上帝进行辩护，仿佛这些实体就真的存在着，并且事实上拥有现代制度之官方部分所赋予它们的形式，它们所发生的变化仅仅在于其表示愤怒的符号和方向。反现代者甚至接受了现代人的奇特癖好，接受了这一观点，即某一个时代已经无可挽回地逝去了，过去必须被整个取消。不管人们是想保留这种过去还是想摒弃它，在两种情形中，革命性的观念——革命是可能的——精巧如昔，且依旧被保留下来。今天，这一观点似乎言过其实，因为革命仅仅是历史上众多资源中的一个，对其他很多资源来说，革命性、不可逆性与它们毫无关联。在潜在的意义上，现代世界是一个整体的、不可逆的发明，它与过去完全决裂，正如在同样潜在的意义上，法国大革命或者布尔什维克革命催生了一个新生的世界。然而，现代世界一旦像革命一样被视为各种网络，那么它所能够许可的就只是实践的微小扩展、知识传播的些微推进、社会的些许扩展、行动者数量的微弱增加、陈旧信念的些许改变。当我们将西方人的各种创新视为网络时，这些创新仍然清晰可辨，仍然重要非常，但它们将不再是各种英雄史诗的素材，而这样一部长篇巨著则诉说着彻底的断裂、无可逃避的命数、不可逆的好运或霉运。
反现代者，就像后现代人一样，接受了其对手的施展领域。另外一个更加宽泛的并且更少争议的领域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非现代世界的领域。这样一个中间王国（the Middle Kingdom）就像是中国一样，幅员辽阔，但我们对它所知甚少。
按：作为现代人，我们相信随着科学的兴起，世界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这种改变进而将我们与原始的、前现代的先辈们分割开来。然而，如果我们放下此种执念，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哲学家、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在《对称性人类学论集》中回应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当前关于现代性、反现代性、后现代性的争论，都深陷于现代性所奠基的二元对立（主体与客体、自然与文化、人类与非人类）的错误之中，事实上，现代人在实践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制造杂合体——那些既属于自然又属于文化之物。基于此，拉图尔以“科学论”的工作为基础建构出一种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的“非现代”立场，他力图在实践中将人类与非人类这对范畴联结起来，打破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割裂和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分裂。
作为全球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拉图尔于9日夜间去世，享年75岁。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摘选了其经典作品《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中的段落，以纪念这位影响广泛、洞见深刻的思想家。
*(photo:JieMian)《我们从未现代过》
文 | [法]布鲁诺·拉图尔
现代批判的力量
现代人的批判能力正在不断退化，在此时刻，最后一次评价它们的巨大效用也不无裨益。
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之后，现代人通过解释各种古老力量所掩饰的物质因果性——即便他们是在一个封闭的人工实验室之中发明出这些现象的——来批判其蒙昧主义。自然规律使第一批启蒙运动思想家能够祛除那些因人类的偏见所导致的毫无事实根据的自负。运用这样一种新的批判工具，可以将自然机制与人类的激情、利益或者愚昧区分开来，借助于此，他们在古老的杂合体中所看到的就仅仅是必须要纯化的非法混合物。旧时的观点接二连三地成为愚蠢之见，最多也不过是具有些许的近似性。抑或更准确地说，只需运用现代制度，就足以创造出一个与今天截然不同的“过去”。人类过去的蒙昧，将社会需求与自然实在、意义与机制、符号与事物全然杂合起来，开始让位于黎明时分的一抹曙光，正是这一抹曙光将物质因果性与人类想象清晰地分割开来。自然科学最终成为自然的界定者，每一门新兴的科学学科，都会经受一场彻底的革命，正是这场革命将其从前科学与旧制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如果一个人无法体验到晨曦的这种美、无法对其承诺沉醉不已，他就不是一个现代人。
不过，现代批判并不是简单地转向自然进而以之摧毁人类的偏见。很快，它开始走向另外一个方向，转向新近建立的社会科学以祛除过度的自然化。这发生于19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二场启蒙运动。这一次，关于社会及其定律的精确知识，不仅开始批判日常蒙昧主义的偏见，而且也对自然科学所创造出来的新偏见进行批判。在社会科学的坚定支持之下，人们开始将其他科学中真正的科学内容与意识形态化的内容区分开来。祛除意识形态（ideology）的糠皮，挑出科学的内核，这成为那些善意的现代化者为之奋斗了几代的任务。在第二批思想家看来，存在于第一场启蒙运动思想家群体那里的那些杂合体，都是一些难以接受的混杂之物，需要对之进行纯化，这种纯化要求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将属于物本身的那部分与受经济、无意识、语言或者符号影响而产生的那部分区分开来。过去的所有观点——包括其中的某些伪科学——成为某种愚昧之见，成为某种含糊之词。或者准确地说，相形之下，一系列激进的革命所创造的一个愚昧的“过去”，很快就将被社会科学的那抹晨曦所驱散。自然化与科学意识形态的诡计最终消散不见。如果一个人不去虔诚地等待这抹晨曦并为其承诺激动不已的话，他也不是现代人。
*(photo:JieMian)不可战胜的现代人甚至发现，他们不仅可以一方面利用自然科学揭示权力的虚伪自负，另一方面利用人文科学之确定性来揭露自然科学、揭露科学主义的虚伪自负，而且完全可以将这两种批判手段结合起来。最后，作为整体的知识也就触手可及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无法越过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将现代批判所发展起来的两种最有力的资源交织在一起，并一直对其进行捆绑处理（Althusser, 1992）。马克思主义保留了属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那部分真理，同时小心谨慎地祛除了这两类科学中备受谴责的部分和意识形态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也终结了——我们很快就能理解这一点——第一次和第二次启蒙运动的所有理想。在物质因果性与蒙昧主义的错觉之间的第一重区分，就像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第二重区分一样，仍然是今天的现代人所愤愤不满的两个主要根源，尽管当代人不再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控制争论，尽管他们的批判资本现在已经被分散到成千上万的小股东手中。任何人如果从未在内心深处感受到这双重力量的激荡，从未沉湎于理性与蒙昧主义、错误的意识形态与正确的科学之间的分割，那他就不是现代人。
以自然规律的超越式的确定性为坚实基础，对于那些非理性的信仰及其正当性尚未获得证明的支配方式，现代的男性或女性们批判之、揭露之、谴责之、愤恨之。以人类赋予其自身命运的确定性为坚实基础，对于那些非理性的信念和意识形态所导致的偏见及其正当性尚未获得证明的专家（他们声称已经划定了人类行动与自由的边界）统治，现代的男性或女性们也批判之、揭露之、谴责之、愤恨之。然而，自然的唯一超越性（这并不是我们所为）和社会的唯一内在性（完全由我们所创造）会麻痹现代人的大脑。面对物时，现代人表现得太过软弱；而在社会之中，他们又太过强大。毫无矛盾地在这些原则之间进行交替，带给我们的益处是何其之多啊！自然，尽管具有超越性，但却仍然是可动员的、可人性化的、可社会化的。日复一日，实验室、文献、计算中心和结算中心、研究所和科学机构，都使自然与各种社会团体的复杂命运交织在一起。与此相对，尽管社会完全由我们所创造，但它却仍将存续下去，它超脱于我们，又支配着我们，它拥有自身的定律，如同自然一样具有超越性。日复一日，实验室、文献、计算中心和结算中心、研究所和科学机构为各种社会团体划定了自由的边界，并将人类关系转化到非人造的具有持久性的客体之中。现代人的批判力量就存在于这一双重语言之中：当人们使自然无限远离人类时，他们仍然能够将自然动员为社会关系的核心部分；当人们赋予社会定律以必然性、必要性和绝对性时，他们仍然可以自由地制造或者毁灭其社会。
现代、反现代与非现代
现在，我面临一个选择：要么相信现代制度两翼之间的截然二分，要么同时去考察现代制度所允许的与所禁止的、所澄清的与所规避的。要么为纯化的工作辩护，若如此，对现代制度而言，我就承担了纯净剂或警醒的守护人的角色；要么我同时考察转义的工作和纯化的工作，但若如此，我就不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人。
我已指出现代制度规避了人们对它的理解，并建议揭示那些支撑其存在的实践形式，也断言批判机制虽然依旧存在却已无多大裨益。凡此种种，我是否是在暗示我们正在进入现代纪元之后的一个新纪元呢？从字面上看，我是否就是后现代人？后现代主义仅仅是一个症状，而并不是一种最新的解决方案。它存在于现代制度之下，但并不信任现代制度所提供的那些担保者。在它看来，在现代批判中，有些东西已经误入歧途，但是它所做的也仅仅是延长这种批判，尽管它并不相信其根基（Lyotard, 1979）。尽管网络能够赋予其所谴责的纯化工作以意义，但是后现代主义并没有继续对这些网络进行经验研究；相反，它拒绝所有的经验工作并认为经验工作是虚幻的，是伪科学（Baudrillard, 1992）。
其中的某些优秀学者，作为失望的理性主义者，确实意识到现代主义已是明日黄花，但他们依旧接受其时间分割方式，如此，他们也就只能以一系列前后相继的革命为依据来划分时代。他们似乎觉得自己紧随现代人“之后”，却又怀着一种不快的情绪，认为根本不存在另外的“之后”了。“没有将来”是针对现代人的箴言“没有过去”所增添的一个口号。什么东西会一直保留下来呢？凌乱脱节的瞬间和毫无根据的批判，因为后现代主义者并不相信那些使他们可以进行谴责和发泄愤恨情绪的理由。
只要我们在追随官方制度的同时，也追随其所禁止之事和所允许之事，只要我们细致地研究杂合体的产生及其消亡的过程，另外一个解决方案就会慢慢显现出来。我们就会发现在现代制度的意义上，我们从未现代过。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没有揭穿（那些将其主张的对立面付诸实践的）人们的错误意识。任何人都未曾现代过，现代性从未开始过，现代世界也从未存在过。过去完成时在此尤为重要，因为它只是人们在回忆往昔时的一种情感，是对我们历史的再解读。我并不是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相反，我们不可能再继续后-后-后现代主义者（post-post-postmodernist）的轻率旅行了；我们没有义务再去担当先锋队中的先锋队组织了；我们也无须费尽心力以使自己变得更加聪明，甚至更富批判性，抑或更加深入一个“怀疑的时代”之中。不，相反，我们发现，我们甚至都未曾开始进入现代的旅程。因此，后现代思想家们似乎有点可笑之至，他们声称超越了一个从未开始过的时代！
*(photo:JieMian)以这样一种回溯式的态度所进行的工作，仅仅是展现而非揭露、增加而非删减、亲善而非指责、挑选而非披露，我称之为非现代（nonmodern或者amodern）。只要一个人同时将这两者——现代人的制度、现代制度虽然拒绝却又允许其增殖的杂合体——纳入思考范围，那么他就是一个非现代人。
现代制度可以解释一切，但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忽略那些中间之物才行。“它无关紧要，它什么都不是”，它认为网络“仅仅是一些残渣”。杂合体、怪物——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称之为“赛博格”（cyborgs）和“魔术师”（Haraway, 1991），现代制度也放弃了对它们的解释——与一切事物都有关联，它们不仅构成了我们自身的集体，而且也构成了其他的被不恰当地称为前现代的集体。当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启蒙似乎可以解释一切时，当其所有解释失败之后并使前现代人在失望之中迷失时，我们发现解释并没有开始并且一直都是如此，发现我们从未现代过或者批判过，发现并不存在一种过去或者旧制度（Old Regime）（Mayer, 1982），发现我们从未真正超越过古老的人类学的基质，也不可能存在其他的方式去超越它。
需要注意的是，我指出我们从未现代过，认为仅仅是一些非常小的区分将我们与其他集体分割开来，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是一个反动者。反现代式的回应虽然强烈地反对现代制度所带来的后果，但最终又完全接受了它。反现代之人试图为地方性、精神、理性、过去、普遍性、自由、社会或者上帝进行辩护，仿佛这些实体就真的存在着，并且事实上拥有现代制度之官方部分所赋予它们的形式，它们所发生的变化仅仅在于其表示愤怒的符号和方向。反现代者甚至接受了现代人的奇特癖好，接受了这一观点，即某一个时代已经无可挽回地逝去了，过去必须被整个取消。不管人们是想保留这种过去还是想摒弃它，在两种情形中，革命性的观念——革命是可能的——精巧如昔，且依旧被保留下来。今天，这一观点似乎言过其实，因为革命仅仅是历史上众多资源中的一个，对其他很多资源来说，革命性、不可逆性与它们毫无关联。在潜在的意义上，现代世界是一个整体的、不可逆的发明，它与过去完全决裂，正如在同样潜在的意义上，法国大革命或者布尔什维克革命催生了一个新生的世界。然而，现代世界一旦像革命一样被视为各种网络，那么它所能够许可的就只是实践的微小扩展、知识传播的些微推进、社会的些许扩展、行动者数量的微弱增加、陈旧信念的些许改变。当我们将西方人的各种创新视为网络时，这些创新仍然清晰可辨，仍然重要非常，但它们将不再是各种英雄史诗的素材，而这样一部长篇巨著则诉说着彻底的断裂、无可逃避的命数、不可逆的好运或霉运。
反现代者，就像后现代人一样，接受了其对手的施展领域。另外一个更加宽泛的并且更少争议的领域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非现代世界的领域。这样一个中间王国（the Middle Kingdom）就像是中国一样，幅员辽阔，但我们对它所知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