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斯科到北京，自由主义挑战者危机四伏
-
乌克兰卡姆扬卡村，被俄罗斯军队使用的房屋。(photo:NYTimes)普京入侵乌克兰背后的世界观做出了以下假设：西方和美国正在衰落、腐化，并从内部分裂。全球化的世界正在变得多极化，“文明国家”重新崛起并争夺势力范围。尤其是俄罗斯和中国，代表着西方自由主义的有力替代者，它们已经做好了争夺全球主导地位的准备。
虽然这场战争的进展对普京来说糟糕透顶，但这个分析中的一些论点仍然成立。世界确实沿着多极路线对乌克兰战争做出了回应。沙特阿拉伯冷淡回应拜登政府要求增加石油产量的请求只是一个最新例证，说明反俄联盟本质上是一个西方联盟，印度、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则扮演着更加无所顾忌和复杂的角色。
与此同时，西方的团结即使明显超出普京的预期，但仍是一张薄网，掩盖着更深层次的脆弱。新冠疫情后没有持续的繁荣时期，美好感觉的新时代并未开启。民粹主义浪潮并未退去；自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欧洲建制派在瑞典、匈牙利和意大利遭受了政治上的失望和失败。对保卫乌克兰最为坚定的两个政府——拜登政府和英国保守党政府——在支持率民调中处于低位。欧洲才刚刚开始感受到其天真的能源政策的代价，西方经济体在助长通胀的措施和可能引发衰退的解决方案之间进退维谷。
因此，在一些关键方面，世界仍像普京七个多月前所想象的那样，为自由世界秩序的强大挑战者提供着明显的机会。但现在我们也知道了他下令入侵时不知道的事情：俄罗斯并不是那么强大的挑战者，它作为自由西方替代之选的说法已经深陷乌克兰的泥潭。
不光是普京政权显示出非自由主义崩溃的迹象。北京看起来比莫斯科强大得多，但它在新冠疫情初期取得的成功已经让位于一个看似疯狂的目的，即不惜牺牲繁荣、国内安宁和全球影响力维持清零政策。
与此同时，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代表着西方自由主义的另一种竞争对手，它正在承受一波抗议浪潮，即使这些抗议没有推翻政权，也在提醒人们当年的伊斯兰革命在今天是多么不受欢迎。
从莫斯科到北京，自由主义挑战者危机四伏(photo:NYTimes)
从莫斯科到北京，自由主义挑战者危机四伏(photo:NYTimes)右翼挑事者理查德·阿纳尼亚常常批评自由派的坚定信念和美国的自大，正如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那样，2022年对于弗朗西斯·福山那套老生常谈的观点来说是相当不错的一年，福山认为自由民主制度缺乏看似合理的意识形态竞争对手。当然，自由主义有很多敌人，而且相对于福山1989年“历史的终结”论点的原点，自由主义秩序正显示出明显的内部衰退迹象。但是对替代品的渴望不足以使它们成为现实；相反，我们看到，一个世界体系仍可能在没有竞争对手做好取代准备的情况下急剧削弱。
如果说俄罗斯是最大、最丑陋的失败者，中国的例子则更为有趣。一直以来显而易见的是，普京主义与西方是一种模仿、戏拟的关系——它是一个伪民主体制，而非具有不同合法性来源的真正竞争对手。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似乎正在创造一种更加稳定、更具自我合法性的东西，一种能够达成从一个领导人到另一个领导人的和平过渡、抵制个人崇拜并能够引导经济和科技快速进步的一党精英政治。
但是，习近平以毛泽东的方式巩固个人权力，加上他领导的政府存在的明显失败（不光是清零政策，还有经济管理和软实力外交上的失败）表明，中国的体制正在回归专制手段，即一旦你有了一个平庸的领导人，一党精英统治就会重新陷入平庸的独裁统治。
伊斯兰共和国的动荡则是以另一种方式引人关注。正如沙迪·哈米德发表在《首要原则》(First Things)的一篇挑衅性文章中指出的那样，穆斯林世界的各种伊斯兰主义运动预见到了西方最近对“后自由主义”政治的迷恋（和恐惧）——并提供了非西方式的尝试，试图打造一种政治文化体系，这种体系可以声称是世俗自由主义的继承者，而不仅仅是向过去的倒退。
他们的错误、失败，以及在伊朗的例子中与腐败和停滞的混合，对于试图想象自由主义之后的一些事情的西方思想家来说，是一种持续的警告。
这些想象将继续下去，因为自由主义仍然走在一个通往不愉快目的地的道路上——贫瘠、支离破碎、停滞不前、反乌托邦。所有关于乌克兰战争鼓舞更广泛的自由主义复兴的乐观情绪并没能改变这一现实。
但是在莫斯科，在北京，在德黑兰，你可以看到其他可通行的道路，所有这些道路都快速通向黑暗。
